壹、從閱聽人到創用者
二〇一四年六月，李登輝評論蔡英文「理性感性兼具」，但「第一缺的是幕僚，第二個是要有勇氣」。聯合報報導此事的標題說：「李登輝：蔡英文缺幕僚與勇氣」，自由時報的標題則是：「李登輝讚蔡『感性理性』兼具，另提二建議」。不同立場的媒體各自擷取片段事實，建構出迥異的「真實」，這是台灣媒體通病；過去，要看出這通病需要買數家報紙來評比，現在，只需上Google News就能綜覽各家媒體報導的異同。
二○一四年三月，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引爆太陽花學運。學運參與者批評服貿對弱勢產業不利、且有國家安全疑慮，政府則反覆強調服貿「利大於弊」，但只談誰受益、避談誰受弊。這時，網路社群零時政府推出「你被服貿了嗎」互動資料平台，民眾只要在它的搜尋框輸入公司行號名稱或營業登記項目，就能看到服貿對自己公司的可能衝擊。
二○一○年六月，苗栗縣政府強制徵收大埔農地，深夜派怪手挖稻田，農民抗爭無效，自行攝影記錄，交給公民記者大暴龍製作成「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影音報導，放上部落格和YouTube發表，網民一看大怒，在Facebook上熱議，原本忽視此事的報紙、電視，隨即跟進報導，輿論沸騰，迫使政府承諾換地還農、原屋原地保留；三年後，政府毀諾拆屋，農民再起抗爭，更多公民記者到場報導。
這三個例子反映網路時代傳播生態的巨變。首先，媒體不再只是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還包括部落格、YouTube、Facebook等網路媒體，以及Google News等新聞聚合平台、「你被服貿了嗎」等互動資料平台；其次，民眾閱聽新聞，可以輕鬆跳脫單一媒體的框限，綜合比較各家媒體報導的異同，並且發掘新聞議題對自己的影響；第三，民眾不僅閱聽新聞，還能使用簡易網路工具打造自己的媒體、產製自己的新聞。
換言之，公民借助傳播新科技，已經從被動接收資訊的閱聽人，轉型為可以一面收訊一面傳訊、一面使用資訊一面創作資訊的創用者（prosumer，producer 和 consumer 之縮寫, 又譯生產性消費者）（Tapscott ＆ Williams,2007／王怡文譯，2007）。
創用者需要增進的媒體素養，與閱聽人的媒體素養不盡相同。
貳、從媒體素養到新媒體素養
大眾傳播時代的媒體素養教育，目的在培養耳聰目明的閱聽人，重心放在批判性理解大眾媒體及其訊息。我國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綱就將「媒體識讀」課程內容架構訂為：1.媒體、資訊與閱聽人，包含言論自由、媒體的公共角色、媒體如何影響認知；2.媒體資訊的生產，包含資訊生產與營利事業、新聞資訊的幕後；3.媒體監督與「近用權」，包含新聞專業倫理與自律、瞭解媒體「近用權」的意義、公民行動與媒體監督（教育部，2010）。
這樣的教育內容，偏重大眾媒體而忽視網路媒體，偏重解讀而忽略使用和創造，在網路時代，顯得過於狹隘、被動。
有人因此倡議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 美國圖書館院校與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ACRL）將資訊素養分為五級：第一級，確認所需資訊；第二級，尋獲所需資訊；第三級，評估資訊，並將資訊整合進自己的知識及價值系統；第四級，有效使用資訊，達成特定目的；第五級，合法且合乎倫理地接近和使用資訊（Livinstone, et al.,2008）。
資訊素養比媒體素養更主動，但太著重電腦網路，與媒體素養各有所偏。
有人進一步主張結合媒體素養和資訊素養，發展成新媒體素養。李文斯頓等人指出：媒體素養著重如何批判性理解、資訊素養著重接近使用，但新傳播科技出現後，兩者界線逐漸模糊，而且都開始關注「創造」面向，亦即主動創造內容來參與公民社會（Livinstone, et al.,2008）。換言之，新媒體素養兼顧批判性理解、接近使用、創造資訊三大面向。
本文傾向新媒體素養。我認為創用者一面收訊一面傳訊、一面使用一面創造，他們所需要具備的媒體素養，不是以「識讀」為核心的傳統媒體素養，而是以「創用」為核心的新媒體素養，新媒體素養教育的重心，應該是幫助創用者提升解讀、使用、創造資訊的能力。
參、新媒體素養教育的實踐
我曾任報社編輯，一九九四年轉任大學教師，先後開設「解讀媒體訊息」、「解讀新聞」、「資訊科學」丶「數位傳播」等媒體素養相關課程，也先後受邀到各級學校、民間組織、政府部門演講媒體素養相關議題。
我早期的教學、演講重點放在批判性理解，主要藉由比報發掘各家媒體報導的差異，再分析造成差異的政經因素，結論往往是要大家保持警覺、不要輕信媒體；進入廿一世紀，我意識到前述的傳播生態巨變，意識到公民已經從閱聽人變成創用者，教學、演講重心逐漸轉向新媒體素養，兼談批判性理解、接近使用和創造資訊。
我將新媒體素養的解讀、使用、創造資訊，細分為六個面向：認識權利、釐清需求、尋獲資訊、解讀資訊、創造資訊、應用資訊。以下，是我在這六個面向的教學、演講概要：
一、認識權利
一九四八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宣示：「人人有……尋求、接收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換言之，人人擁有的傳播權利包括：採訪自由（尋求消息和思想）、知的權利（接受消息和思想）、出版自由（傳遞消息和思想）。
然而，在報紙、電視主導的大眾傳播時代，創辦媒體實踐出版自由需要巨額資金，採訪又需要費時費力四處奔走，很少人有足夠的資金、時間來做，大眾媒體趁機竄起，代表公民採訪、出版，建立起代議新聞體制。代議新聞體制就和代議民主體制一樣，不鼓勵公民直接參與，公民只能被動接收大眾媒體產製的訊息，連知的權利範圍，都由大眾媒體定義。
進入廿一世紀，新科技簡單強大、網路四通八達，創辦媒體、採訪新聞難度降低。公民不僅可以透過Google News等新聞聚合平台、「你被服貿了嗎」等互動資料平台取得大眾傳播時代欠缺的宏觀、客製化資訊服務；還可以運用BBS、部落格（如Blogger）、社交網站（如Facebook）、影音平台（如YouTube）、網路相簿（如Flickr）等工具來打造媒體、交流情報，自行尋求和傳遞消息和思想，打破代議新聞體制、實踐新聞直接民主。
二、釐清需求
在大眾媒體與網路媒體競合的時代，新聞資訊爆炸，個人無法全盤接收，必須有所篩選；公民必須釐清自己的資訊需求，才能知所取捨，篩選出切合自己需求、對自己有益的資訊。
如何釐清自己需求？
可以從媒體功能出發。媒體的功能有四：1.守望：偵測環境中的危險和機會；2.教育：傳承經驗和智慧；3.決策：取得多元觀點，做好個人生活和公共事務的決定；4.娛樂：享受休閒放鬆、取得社交談資。
也可以從個人需求出發。公民需要的資訊，至少包括四個面向：1.安危：如颱風警報、禽流感疫情、健康資訊、社會福利；2.工作：如考試訊息、就業趨勢、專業新知；3.成長：如知識學習、心靈成長；4.興趣：如個人嗜好、休閒活動、育樂資訊。
還可以從優先順序出發。所有訊息，依其重要性和立即性，可以分成四類：1.重要而立即：如颱風即將來襲；2.重要而非立即：如地球暖化；3.不重要而立即：如緋聞主角出面受訪；4.不重要且非立即：如藝人談出道糗聞。
從媒體功能、個人需求、優先順序出發，公民可以判斷自己的資訊是否均衡、是否偏廢，哪些應該加強獲取、那些可以減少攝取、哪些要優先取得、哪些可有可無。
三、尋獲資訊
釐清資訊需求後，可以藉由網路工具，編織個人情報網，從大眾媒體和網路媒體中，獲取個人所需資訊。
首先，可用Google Alerts追蹤所需訊息：在Google Alerts鍵入關鍵字 — — 如服貿、王建民、媒體素養 — — 後，一旦網路上有任何文章提到這個關鍵字，Google會自動寄發電郵通知你。
其次，可用Feedly等閱讀器訂閱好站：找到切合自己需求的網站，將網址輸入Feedly等閱讀器，輸入後，網站更新任何資訊，資訊標題都會出現在閱讀器上，使用者只要打開閱讀器，就能在幾秒鐘內看到訂閱的數十、數百個網站的最新文章。
第三，也可以透過透過好友來發掘和篩選資訊。可在Facebook等社群媒體、Twitter等微網誌上尋找自己的師友、信賴的意見領袖，將他們加為好友，如此就能接收到他們最新張貼的訊息，藉由他們得知許多值得注意的消息、文章、社會動態，以及好友對這些消息、文章、動態的評論和分析。
關鍵字追蹤、好站訂閱、好友篩選，可以幫助使用者建立個人情報網、個人專屬時報。一個訊息如果真的重要、真的切合需求，一定會被關鍵字追蹤到、好站注意到、好友討論到，使用者只要打開電腦，重要的訊息就會自己找上門。
四、解讀資訊
尋獲的資訊，可能隱含作者或媒體的偏見或利益，需要進一步評估、解讀，才能透視迷障。要解讀資訊，可以從媒體的選擇、重組、命名三個面向入手。
1.選擇：新聞事件事實紛雜、面向多元，從不同面向切入、凸顯不同片段事實，會建構出不一樣的意義。例如導論所述，李登輝評蔡英文，聯合報凸顯「李登輝：蔡英文缺幕僚與勇氣」，自由時報強調「李登輝讚蔡『感性理性』兼具，另提二建議」。
2.重組：新聞的意義不僅取決於內容本身，也取決於新聞被設定的情境，包括放在什麼版面、與什麼資訊連結等。例如自由時報將中共新聞放在國際版，隱含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意涵；又如，回教徒殺人時，媒體常將他的犯行與宗教連結，稱之為回教恐怖份子，但當自稱保守派基督徒的挪威青年布雷維克殺害九十二人時，媒體卻將他的犯行與宗教分離，稱之為極右派兇嫌（陳秋玫，2011）。
3.命名：用什麼名稱來稱呼人或事，通常會夾帶立場和褒貶。例如，媒體對於各國反政府武裝力量，有的稱為「反抗軍」、有的稱為「叛軍」，顯示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
解讀資訊，最有效的方式是比報（這裡的「報」泛指報紙、電視、網站等新聞媒體，比報亦即比較各家媒體）。最基本的比報是比較各家媒體對同一則新聞報導方式 — — 選擇、重組、命名 — — 的異同，可以透過Google News來比報，也可以自行購買多家報紙、錄製多家電視新聞來評比。比報，也可以比較各家媒體對一類新聞的長期報導模式、比較各家媒體總體內容規劃的異同和變遷，甚至跨媒體比較報紙、電視、網站新聞處理方式的異同
藉由比報，可以瞭解各個媒體的立場和風格，進而發掘新聞表象背後的深層結構和影響因素。更具體的說：導致各家媒體報導方式不同的可能原因有五：一是新聞事實具有多重面貌；二是新聞價值判斷並無標準答案；三是新聞媒體各有立場；四是社會勢力介入干擾；五是新聞工作者能力高下有別。比報不僅要描繪各家媒體呈現的不同新聞風貌，也要分析造成差異的原因是上述五因中的哪一個，或另有他因。
五、創造資訊
創用者可以創造內容來分享自身故事、報導社區動態、展現草根觀點，以此和其他公民交流，並且補充、糾正、監督、競合大眾媒體。
例如，二○○七年，某家報紙報導無家可歸的街友靠舉廣告牌維生，日薪只有三百元，街友看了又氣又怕，因為實際上是八百元，他們擔心廣告商會趁機壓低工資；為了澄清媒體錯誤報導，他們在社工協助下成立《漂泊新聞網》部落格，自己製播影音新聞「街友舉牌實錄」來說明真相，吸引兩萬八千多人次瀏覽，連公共電視都引用這則報導。
又如，癌症病患架設《踏莎行》部落格公布化療日記，書寫抗癌處境、需求和願望；都市原住民用《叢林叢林．孤島》回憶部落生活、展現原住民觀點；同性戀者在《艾德倫的異想空間》揭露內心世界和出櫃歷程；台東環保人士以《teputaitung》交流訊息、連結助力來保衛杉原海灘。
創用者的報導常常是局內人的主觀揭露，但卻讓我們看到大眾媒體長期忽略、漠視、掩蓋、難以觸及的多元文化和草根聲音，這就意義非凡了。誠如人類學者湯普森說：「要讓長久受到壓制的聲音釋放出來，必須從特定角度的主觀揭露開始，才不致使這樣的聲音在假客觀下，再度被壓制進黑暗中」。創用者主觀揭露，專業記者深入追蹤、客觀報導，兩者接力，可以讓新聞更全面、更多元、更深刻。
六、應用資訊
公民應用資訊，可以用來提升自我、參與公共事務。
在提升自我方面，創用者可以尋獲多元、豐富、獨特、切合個人需求的資訊，以此來開闊視野、增長知識、解決問題、提升能力。例如：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的XDite，立志要成為網路工程師，她上網訂閱兩百多的國外最新技術訊息的網站和網路論壇資訊，取得比專書和論文更快的情報；她不藏私，消化這些外文資訊後，寫成部落格文章與網友分享，網友中不乏網路高手，會指出她文章的錯誤，免費教導她正確理解網路趨勢；就這樣，非本科系的她迅速成為網路高手，畢業僅僅四年就被宏達電聘為資深經理、帶領五十人團隊，實踐自己夢想（林宏達，2010）。
在公共事務方面，傳播資訊可以促進公益和公義。例如，二〇〇九年，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網民自發採集、彙整救災訊息，還成立「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把民眾發掘和整理的資訊送進防災中心，把災區政府的消息傳遞出來，九千四百多個部落格聯播它的訊息，電視和報紙也引用它的報導，成為救災工作的一大助力。又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大暴龍製播「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影片，引爆反對強徵農地運動。
肆、結論
總之，媒體素養的內涵應該與時俱進。在大眾媒體主導的時代，媒體素養教育重心在批判性理解，目標是培養不受誤導、耳聰目明的閱聽人；到了網路媒體與大眾媒體競合的新時代，媒體素養教育重心轉向創用，目的在培養能夠瞭解權利、認識需求、尋獲資訊、解讀資訊、創造資訊、應用資訊的創用者。
以創用為中心的媒體素養教育，提醒公民：我們不僅是閱聽人、更是創用者；我們不只可以接受大眾媒體提供的一般性訊息，還可以上網尋求個人需要的獨特訊息；我們不只可以自行蒐集和解讀媒體訊息，還能藉助網民集體力量和群體智慧來採集和透視媒體訊息；我們不只可以接收訊息，還可以發送訊息；收發訊息，不僅可以讓我們知悉世界動態，更能讓我們提升自我、參與社會革新。
在大眾媒體與網路媒體並存、閱聽訊息與創用訊息並重的新時代，媒體素養教育可以從被動走向主動、從防弊走向興利，幫助公民瞭解世界、實現自我、改造社會。
出處：陳順孝（2014）。〈創用者的媒體素養〉。收錄在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173–184。台北市：台灣師範大學。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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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達（2010）。〈秒速人脈力〉。《商業周刊》，取自：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40963&path=e
教育部（2010）。〈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教育部》，取自http://www.edu.tw/userfiles/%E6%99%AE%E9%80%9A%E9%AB%98%E7%B4%9A%E4%B8%AD%E5%AD%B8%E5%BF%85%E4%BF%AE%E7%A7%91%E7%9B%AE%E3%80%8C%E5%85%AC%E6%B0%91%E8%88%87%E7%A4%BE%E6%9C%83%E3%80%8D%E8%AA%B2%E7%A8%8B%E7%B6%B1%E8%A6%8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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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stone, S. Van Couvering, E. & Thumim, N. (2008). Converging traditions of research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ies: Disciplinary, cri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p. 103–132). In J. Coiro, M. Knobel, C. Lankshear, & D. J. Leu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new literacies. New York, NY.: Lawrence Erlba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