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第三章
第一節 導論
一九五七年三月廿日午夜，駐台美軍上士雷諾在陽明山寓所連開兩槍，擊斃台北市民劉自然；五月廿三日，美軍法庭宣判雷諾無罪，理由是雷諾指劉偷窺其妻淋浴，他為了自衛才殺人。消息傳出後，舉國譁然。廿四日，劉自然之妻到美國大使館前舉牌靜坐抗議，一時群眾雲集，由激動而示威，終至情緒失控，多人翻牆衝入使館，搗毀辦公室，焚燒汽車和美國國旗，毆打美國官員，演變成衝擊中美關係的敏感事件。事後，三位治安首長遭撤職、外交部長葉公超向美道歉、行政院長俞鴻鈞一度請辭（戴獨行，1998：3–4；于衡，1986：531–544；張忠棟，1998：176）。
當時到場採訪的記者林振霆等人也遭波及。情治單位認為他們「形跡可疑」、「陰謀擴大事件」，動員「所有在文教界工作同志」偵監，並「在各涉嫌分子周圍建立灰色分子」後，將林振霆安上「匪諜」罪名，判處無期徒刑；林振霆的上海新聞專校在台同學戴獨行（中華日報記者）、朱傳譽（國語日報編輯）、夏龢（中國廣播公司記者）、嚴仲熊（中央通訊社編輯）、李望（民本電台節目部主任）、席淡霞、陸靜珍等人，也遭株連入獄，關押數月乃至數年之久。他們被控滲透新聞界，「準備匪軍攻台後，進行接收」，具體的罪狀包括「發掘貪污新聞，以暴露政府弱點，利用黃色新聞，瓦解我固有道德，隨時打擊我民心士氣」、「報導新聞，故意利用錯字，……以淆亂視聽，為匪張目」（戴獨行，1998：48–5；國家安全局，1991：506–511；林白，1999：43）。
林振霆案是威權時代記者處境的典型案例。高度倚賴美國的國民黨政權，在外有中共虎視眈眈、內有合法性危機的險峻情勢下，靠著實施戒嚴、建立動員戡亂體制來進行威權統治，結果特務橫行、冤獄四起；在這樣杯弓蛇影的時代，記者報導任何不為當道所喜的新聞（如貪污消息），或誤刊錯別字，都可能被扣上「暴露政府弱點」、「打擊民心士氣」、「為匪張目」的大帽子，從而被無所不在的「工作同志」、「灰色分子」舉發，羅織罪名、判刑下獄。新聞報導，成了動輒得咎的危險事業；記者在「報導事實」與「避免惹禍」之間，陷入兩難。
過去有關威權時代新聞控制的研究，對威權體制的結構特質、控制機制都有相當深入的剖析（李金銓，1990、1992；呂亞力，1990；陳雪雲，1991；林富美，1997；林麗雲，2000；管中祥，2000）；不過，這些研究大都是宏觀的結構分析，至於這樣的體制對記者職業生涯、報導策略、新聞呈現形態有何影響，著墨不多。本文希望在傳統研究的基礎上另闢蹊徑，從記者的生命史切入，去瞭解威權體制究竟如何控制、影響記者，而記者在職業理想與社會現實間又是如何自處，期盼從有血有淚的生命史中，呈現威權時代新聞報導的動態樣貌。
更具體的說，本文的研究問題有二：
一、威權體制如何控制記者？ — — 透過什麼機制、運用什麼方法、產生什麼影響？
二、威權時代記者如何自處？ — — 有何策略可選、反抗空間多大、反抗策略為何？
本章將分三大部分呈現。首先從文獻中分析威權體制的特質及其對媒體的控制機制；其次，選取具代表性的記者，從他們的傳記與受訪紀錄中，耙梳其在威權時代的職業生涯；最後，就威權體制與記者生命史的互動情況，進行綜合分析。
本章運用資料有兩大類：一是國內外對媒介控制、新聞自由、新聞與政治的相關研究報告，通常是宏觀的結構分析；二是台灣記者的親身經歷回憶錄、傳記、受訪記錄，大多是微觀的個人經驗與觀感。筆者希望藉由交互運用微觀和宏觀資料，能更完整、更生動的呈現威權時代新聞報導史與報導策略。
第二節 威權時代的新聞控制
要研究威權時代的新聞報導，首先必須瞭解台灣的威權體制。本節將先敘述台灣威權體制的特質，然後說明這樣的體制如何控制媒體、制約記者。
一、威權體制的特質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落敗，率領大量軍民移入台灣。在戰火未熄、內部不穩、國際孤立、經濟困窘的背景下，國民黨開始建立威權體制來維繫政權（龔宜君，1998：37–38）。民間學者杭之（1990：101–102）將這個體制稱為「軍事的 — 威權侍從體制」，亦即「以蔣家為核心之統治權力機器，一方面以軍事戒嚴、動員戡亂等為名之非常法制架構下，透過無所不在之特務、社會控制及意識形態來控制社會，另一方面則在壟斷性之國家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上，透過前近代性格的『保護主 — 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本章簡譯為依侍關係）來分配政經利益給其追隨者或結盟者，以獲取後者的政治效忠或支持，從而非正式地增強統治權力核心所遂行之威權統治之正當性」。
更具體的說，這個威權體制具有六個特徵：
（一）國民黨的一黨獨大
國民黨在戒嚴令下實施「黨禁」，禁絕任何有組織的反對勢力存在，一發現反抗行動就重罪懲治，結果使國民黨成為唯一的政治權威。這個威權政黨以黨組織支配中央政府機關、經由政工系統與軍中黨部來控制軍隊、透過黨的工作會控制社會團體、建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監控校園，最終達到「黨 — 政 — 軍 — 經 — 特 — 學 — 新聞」的全面支配（若林正丈，1994：32–35；王杏慶，1992：391–392；彭懷恩，1990：180）。
（二）蔣氏父子的絕對威信
蔣中正利用一手培植的軍人和親信，進行國民黨的「改造」，從而控制黨政軍，確立絕對威信；然後培植長子蔣經國接班，讓他從情治系統做起，橫跨黨政軍掌握權勢（若林正丈，1989：31–32；彭懷恩，1990：180–181）。另一方面，喊出「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口號，將對領袖個人的崇拜，置於對國家的效忠之上。
（三）戒嚴戡亂的非常體制
國民黨儘管輸掉大陸，仍以代表中國正統政府的「法統」自居，視中共為叛亂團體；然後以動員戡亂為由制訂「臨時條款」，賦予總統超越憲法的大權，同時實施戒嚴、報禁、黨禁，國會長年不改選，形成標榜憲政卻背離憲政的非常體制（若林正丈，1994：35–37；彭懷恩，1990：181）。
（四）權力分配的省籍因素
戰後台灣的政治體制，在國政層次上的政治精英，包括國防、外交、財政、情治首長和國會議員幾乎都由戰後移住台灣的大陸省籍人士（即「外省人」）所壟斷；以國民黨中常會的結構為例，在一九五○至六○年代，佔人口絕對多數的台灣省籍人士（即「本省人」），還拿不到兩成席次。「本省人」大都只能在地方層級的選舉中發展。這個情況，到蔣經國推動本土化政策後，才有所轉變（林富美，1997：230；彭懷恩，1990：181）。
（五）對美國的高度依賴
美國是國民黨政權面對存亡危機時，唯一有力的依靠。對美國的依存，在一九七○年代以前，全面存在於軍事、經濟、政治等方面。在軍事上，由美國第七艦隊防衛台灣海峽，提供總額廿五億美元以上的龐大軍事援助及中美協防條約；在經濟上，總額十五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援助，提供巨大的出口市場；在政治上，支持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即承認「法統」體制（若林正丈，1994：39–40）；美國的支持，確保了國民黨政權的穩定與發展，也使得中美關係成為重要而敏感的議題。
（六）政經利益的依侍關係
以蔣中正父子為核心的統治集團，對正式體制極度不信任，因而將資源分配給私人親信，或追隨者、結盟者，以獲取後者的效忠或支持。在運作上，統治精英首先將資源用來保持「外省人」精英集團內部的團結，接著懷柔素有全台聲望的「本省人」世家，再分配給選舉中互相競爭的複數地方派系（黃光國，1997：29–30；若林正丈，1994：40–43；杭之，1990：101–102）。
不過，儘管國民黨威權政府權力如此高度集中，仍不能完全依賴赤裸裸的軍政特警等「國家鎮壓機器」（State repressive apparatuses）來維持有效的統治，而必須輔以新聞文化教育各領域的「國家意理機器」（State ideological apparatuses），去教化人民並賦予其統治的正當性；因此，國民黨政府一邊要抓「槍桿子」，以鎮壓內部造反顛覆，或抵禦外部侵略威脅，一邊還要抓「筆桿子」，企圖讓人民在反共思想的灌輸下，為了珍惜經濟成長果實，而對世界上最長的戡亂動員之戒嚴體制加以容忍或支持。同時，對於其他社會勢力特別是政治反對勢力的意見，則盡量甚至全面予以封鎖，剝奪這些勢力接近使用媒介的機會與權利。在此過程中，威權統治者自然會強力掌控新聞媒體，作為其國家意理的宣傳工具（李金銓，1992；王振寰，1993：79；鄭瑞城等，1993；彭懷恩，1997：54–56）。
二、威權體制的新聞控制
那麼，威權體制究竟如何控制媒體的？這可以從意理教化、法令限制、人事支配、情治監控、編採指令等五個層面來理解。
（一）意理教化
權力結構控制媒體最有效的方法是製造意理霸權，滲透到新聞專業領域，使記者心悅誠服地接受。解嚴以前的台灣政府高舉「反共」、「國家安全」、「社會責任」、「國家發展」大旗，要求媒介犧牲新聞自由；記者和人民普遍接受這套說辭，習以為常，不以為異。意理霸權把統治技術發揮到極致，政府就不必拋紅蘿蔔或打棍子了（李金銓，1990；呂亞力，1990）。
黨國機器控制意理的具體表現，一方面在教育中灌輸（石計生等，1993），另一方面在蔣氏父子訓示和新聞會談上。例如國民黨一九六四年舉辦第二次新聞會談，蔣中正親臨致詞，他訓示要把宣傳和軍事看作同樣重要，會中並通過一連串議案，例如以輿論加強精神武裝．並配合文藝鞏固心防等（李金銓，1992）。
（二）法令限制
威權體制制訂許多法令作為教化、規範、懲治記者的依據。這些法令包括：一、國家總動員法：第廿二條規定政府得對報紙之記載加以限制、停止或命其為一定之記載；二、戒嚴法：第三條規定為中共作正面宣傳的言論與著作、誹謗國家元首、煽動政府與人民的敵對情緒、違反反共國策者，都是煽動叛亂；三、懲治叛亂條例：第六條規定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動搖人心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七條規定，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共產黨之宣傳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四、出版法：第卅二條規定，出版品不得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妨害公務、妨害投票、妨害秩序；五、出版法施行細則：第廿七條授權政府「調節轄區內新聞紙雜誌數」（林富美，1997：233–241；包澹寧，1995：237–240）。
這些法令使得威權時代的報禁與新聞審查合法化、制度化；而法令的內容含糊，又給了官員任意審查、羅織罪名的空間，例如任何對時政的批評都可能被視為「為匪宣傳」，從而被處叛亂重罪（包澹寧，1995：240）。
（三）人事控制
黨國體制經由掌握媒體資源分配權、報業所有權，從而控制新聞人事權。在資源方面，黨國掌握紙張、政府廣告、軍方與鄰里長訂戶、資金融通、外匯管制等資源分配，藉此對順從與違逆的媒體進行獎懲（李金銓，1992；時代話題，1987；黃清龍，1999；李旺臺，1989）；在所有權方面，威權時代實施報禁，報紙一直維持在卅一家，其中黨政軍直營十五家，而民營的十六家中也大多由黨國信賴的依侍者經營；此外，報紙轉讓也由黨政軍操控，媒體老闆若違逆當道，也可能被迫放棄所有權，李萬居的公論報、傅朝樞的台灣日報，就是兩個鮮明的案例[1]（陳雪雲，1991：123；呂亞力，1990；王振寰，1993；陳國祥與祝萍，1987）。
黨國體制不僅控制媒介資源和所有權，還更進一步控制媒體的內部人事。新進人事任用，要先通過媒體「人（二）單位」[2]的忠貞檢查（戴獨行，1998：197–198）；高層人事任命，尤其要得到黨國體制的認可，例如：黨外人士吳三連入股自立晚報時，黨政機關即指定前中華日報社長葉明勳接任社長，民眾日報、經濟日報等媒體的總編輯則因得罪當道、被迫下台（時代話題，1987；戴獨行，1998：27）。
（四）情治監控
儘管新聞工作者幾乎都是經過層層審核、教化的忠貞份子，黨國體制仍然擔心新聞脫軌，於是藉由情治系統的重重布建，密切監視記者在任何時間、空間之下的活動，確保其馴服（Foucault，1992；李旺臺，1989）。
執行監控的機構，包括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工會、行政院新聞局、國防部總政戰部、法務部調查局等；監控人員，據一九六○年前後雷震等人的估計，人數至少十二萬人，佔當時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約二‧一四％；而且特務機關還有很多藉強制、收買或自願而來的「線民」，據紐約時報一九六三年的推測，包括這些「線民」在內的特務人員總數約有五十五萬人，相當於當時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的八‧九%（若林正丈，1994：118–119）。調查局前副局長高明輝則透露，在一九八一年，單單調查局一個單位的特務就有三萬人。這些監控人員分佈在各行各業，當然也潛伏在新聞組織內部，其中包括被收買的記者（包澹寧，1995：240–243；高明輝，1995：170–172；200–204；郭正亮，1988）。
在特務監控下，一個記者可能因為在組織內部言行脫軌而惹禍，例如：徵信新聞編輯吳博全，有一次在報社編輯部發現有人在偷看同事的信，他見了大罵：「大陸就是被你們這種王八蛋搞丟的，現在又在搞這一套」，一言賈禍，坐牢兩年多（戴獨行，1998：82）。記者也可能因在組織外的言行、或過去的紀錄而招罪，這方面的案例不勝枚舉，有案可稽的受害者至少就有曾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的李荊蓀無期徒刑、中華日報南部版總編輯俞棘五年徒刑、新生報副總編輯單建周被逼跳樓自殺、掃蕩報記者鄒曙死刑、合眾社袁錦濤二年、海南島海口中央日報採訪主任王光燾一年半，公論報採訪主任黃毅辛、民族報編輯唐達聰也先後被捕，以及下一節將深入討論的新生報女記者沈嫄璋與夫婿編輯姚勇來一死一關案（戴獨行，1998；南方朔，1989；柏楊，1996）。
（五）編採指令
在層層控制之外，黨政機構對於他們認為敏感的新聞，也經常對媒體主管下達宣揚、淡化或封殺的指令。例如：一九六五年，台獨領袖廖文毅投誠回台，調查局就通令全台媒體記者到機場採訪，各報每天花一兩個全版報導，為期一個多月（李世傑，1988：223）；相對的，對於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民進黨組黨，以及異議份子和社會運動者的新聞，則嚴加限制。違反禁令，或表現未讓當政者滿意的記者、主管，則遭處分；到最後，主管、記者自我設限，人人心中有一個小警總（若林正丈，1994：116–119）。
三、小結
在新聞組織內外的威權控制下，台灣新聞記者成為一群經過層層忠貞篩選、重重意理教化，又遭受嚴密情治監控的國家意理宣傳機器；言行稍微脫軌、或誤觸禁忌，都可能引來牢獄之災，甚至殺身之禍。本章導論所述的林振霆案，就是一個慘烈的實例。
在層層控制下，記者不僅被要求宣揚官方意理、管制異議資訊，還得小心規避語文禁忌。
（一）宣揚官方意理
要宣揚前述的中國民族主義、國民政府的中國代表權、反共、中美友誼、領袖個人崇拜；同時還要為背離憲政的動員戡亂體制、戒嚴令、黨禁、報禁以及黨政政策進行辯護。
（二）管制異議資訊
對於質疑黨國體制統治權威，質疑蔣氏父子威信、質疑戡亂與戒嚴體制、質疑法統與反攻大陸政策、批評時政、批評美國的聲音，一概加以封殺或淡化。蔣經國在一九八三年說：「一個人，如果寫了十篇文章，有九篇半講我們好話、半篇講我們壞話，他就是用那九篇半來掩護那半篇的」（南方朔，1989），就是這種威權文化的具體表現。
（三）規避文字禁忌
媒體不僅要宣揚官方政策、管制異議聲音，還要避免在此過程中，誤觸文字迷信。所謂文字迷信，是相信人的名字被施法、或接觸不祥字詞時，真人就會遭殃，封建帝王、威權領袖往往都是文字迷信者（胡奇光，1993：3–6）。
例如，在蔣中正時代，每年十月三十一日「蔣總統華誕」前後，報上電影廣告中所登片名，凡遇有「死」、「亡」、「鬼」、「魂」、「妖」、「魔」、「斬」、「殺」、「槍」、「刀」、「劍」等凶邪字眼，一律挖空留白（戴獨行，1998：207–208；盛竹如，1995：41–42）。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中正去世，各報依照政府發佈的新聞稿，以形容帝王逝世的「崩殂」稱之，而「蔣夫人」一詞則繼續由蔣宋美齡專用，蔣方良於是被稱為「蔣總統夫人」；相對的，一九七六年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毛澤東接連病逝，媒體不稱他們「享年」多少歲而用「活了」多少歲，更照例在其姓名之間加入一個「匪」字，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則被稱為「毛婆」（王曉寒，2000：52–57）。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一個記者可能因為宣揚官方意理、管制異議資訊不力而惹禍，也可能在宣揚與管制過程中誤觸文字禁忌而遭殃（葉明勳，1998：67–68）；如果不甘淪為國家意理宣傳工具，想向權勢者說真話，或報導被禁制的消息，那更要有冒險犯難的勇氣和智慧。
究竟記者在威權體制中如何自處、如何在專業使命與社會現實中求取平衡，我們將在下一節中，深入記者的生命史進行解析。
第三節 新聞記者的因應策略
威權體制要求記者擔任國家意理宣傳機器，而新聞專業意理則期許記者擔當監督政府的「第四權」，記者在兩個矛盾角色間，如何取捨、如何平衡，是本節探討的重點。
理想上，記者作為知識份子，理當「對權勢說真話」（Said，1997：125–142）；但在現實上，說真話的風險太大，記者不得不權宜行事。唐朝史家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絨、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厲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3]，生動呈現中國史家記實之艱難。這對我們研究記者在威權時代的自處之道，深具啟示作用。
此外，黃光國對華人衝突化解模式的分析，也可做為我們解析記者與威權體制折衝的策略。黃光國（1997：40–41）說：當居高位者為了要達成某種目標，要求屬下貫徹其個人意志，而與屬下想追求的目標發生衝突時，屬下必須以維持彼此之間關係的和諧作為首要考慮，絕不能不顧上司的「面子」，在這種情況下，他最可能做出的反應是「忍讓」順從，接受上司的指示。倘若他一定要達成自己個人的目標，他可能在表面上服從，「敷衍」上司的面子，私底下則另外設法，這就是所謂的「陽奉陰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倘若他有意見必須和上司協調，他往往會採取「迂迴溝通」的方式，請託和上司關係比較親近的人，傳達自己的意思。倘若他必須和上司面對面的溝通，他也會「拐彎抹角」，不敢「直言」。當他必須直接表達時，他會強調自己個人對團體的忠誠，強調他是「不為自己，只為群體」，才不惜「犯顏直諫」。
劉知幾指出報導者要「厲其匪躬之節」的困難，黃光國更進一步指出居下位者在面臨與上位者衝突時的陽奉陰違、迂迴溝通策略。筆者借用這樣的概念，希望探討記者在難以「厲其匪躬之節」的威權時代，面臨新聞記實理想、與黨國宣傳任務的衝突時，採取什麼策略來兼顧記實與避禍雙重目標。
筆者相信，不同的記者在不同的時代，會採取不同的策略。因此決定選取威權時代不同時期的代表性記者，藉由耙梳他們的生命史，發掘他們的應對策略並觀察策略變遷的軌跡。
筆者在選取代表性記者時，力求兼顧時代、性別、省籍、路線、策略的完整性，結果選出劉毅夫、沈嫄璋、趙慕嵩、顏文閂、陳婉真等五位威權時代不同時期的記者。其中，劉毅夫和沈嫄璋成名於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初期，前者跑軍事新聞、後者跑婦聯會路線，前者備受尊崇、後者下獄慘死；趙慕嵩在六○年代進入新聞界，主跑社會新聞，活躍至今；顏文閂和陳婉真投身於七○年代的新聞現場，前者主跑立法院新聞，後者跑省議會和北市黨政新聞，前者堅守新聞崗位一路升遷，後者轉行從政當過國會議員。以下分別敘述他們的生命史與新聞經歷：
一、劉毅夫：將軍記者、忠黨愛國
劉毅夫，瀋陽市人，馮庸大學畢業，在大陸從軍後升至少將總隊長、縣長、市長、少將司長，其間經常在中央日報、大公報上發表戰鬥文藝作品；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轉行從事新聞工作，人稱「將軍記者」。
劉毅夫談到自己投槍提筆的源由說：「來台數月，目睹民心士氣低落情況，甚為痛心，乃面呈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辭官而就中央日報特派員，周上將誠摯的說：『你太吃虧了！』我說：『一般人不諒解軍人，認為大陸是軍人丟的，其實這次大陸淪陷，正是給國民革命軍起死回生的良機。丟大陸的人被時代的篩子篩落到大陸上了。來台的都是忠貞分子，這種情形，我必須去當記者，才能報導給民眾知道！』」周至柔這才嘆口氣說：「好吧，謝謝你」（劉毅夫，1970：62–63；1986：2–3）。
就這樣，他在一九五○年四月進入中央日報擔任特派員，隨即前往戰地舟山採訪國軍撤退消息；舟山撤退，社會上謠傳金門也要撤退了。將軍記者認為茲事體大（劉毅夫，1970：72–73）：
「於是我去見周總長說：『現在社會上傳說金門要撤退，金門在台的眷屬，準備添床添傢俱，迎接丈夫，金門官兵也準備回台，說不定共匪也在準備接收金門哩！』周總長說：『沒有的事，我可以發表聲明』，周總長作事一向勇敢爽朗，我考慮一下說：『不用發表聲明了，這回可由我來作！』他問：『你怎麼作？』我答：『明天派一架飛機送我到金門，我多寫一些建設性的文字，就可以消除謠言了』」。
「第二天，我跟胡璉司令官的飛機到了金門，就先寫金門官兵堅守金門的信心，然後寫金門官兵反政大陸的決心，跟著就寫國軍炮轟大白小白兩島，然後我又要求上了王鵬舉艦長的軍艦，我們去轟擊泉州灣，再跟李運城兄去大二膽，這一連串的報導，證明了國軍確保金門的決心和信心，謠言也就平息了。以上是我從事記者的第一次貢獻」。
「由金門回來後，我又找到了海軍劉廣凱司令，跟他乘艦去馬祖、東山，然後我又去大陳島、漁山島，那些島上，雖然都是荒山，我卻在意識裡把守在島上國軍官兵的高昂士氣，作為最好的防禦堡壘，因之我仍寫得每處都是堅強的，我的用意，要使人們知道：舟山雖撤，沿海尚有很多島嶼在我們手裡，國軍隨時可用這些島嶼作跳板，反攻大陸 — — 其實大陳仍是游擊隊的天下，後來胡宗南以秦東昌名義主鎮大陳，僅有兩個無戰鬥力的戰鬥營，馬祖也祇有一個陸戰隊營，工事根本談不到，但我必須不騙讀者，也不能讓共匪瞭解真實清況，我寫士氣與堅守決心，用以震懾共匪，我認為這是中國記者的天職，我這樣作了，我欣慰我又有一次貢獻」。
等到金門砲戰爆發，劉毅夫一次又一次出入金門採訪，當八位中外記者在料羅灣遇難後，前往金門採訪更見凶險，劉毅夫毅然請見參謀總長王叔銘，說：「中國記者不去，金門官兵有何感想？我要給軍民看，我們新聞記者也有前仆後繼的精神，請您派架飛機給我」，老虎將軍雙目閃閃盯著他好一會兒才說：「好，我就派飛機，明早四時起飛」（劉毅夫，1970：78–79）。
劉毅夫於是瞞著家人，偷偷到了飛機場，他描述當時的情景說：「一個人坐在空蕩黑暗的機場裡，有些百感交集，但靈光一現，也許是上帝在啟示我 — — 『國家需要大家有不怕犧牲的精神才能得救，戰時當記者的也是戰士啊！去吧，勇敢些！金門需要你』」；「飛機快到金門時，被空中的匪機趕回澎湖三次，然後才衝著密層層的砲彈，闖進跑道上橫飛的彈片在金門落地了，當我到達胡璉將軍司令部時，每人都和我緊緊握手，誰也說不出一句話」（劉毅夫，1970：80）。
在如此反共愛國的將軍記者眼中，威權體制下的新聞管制根本不是問題。他說（劉毅夫，1986：209–210）：
「很多同業被『保密』打下陣來，愁眉苦臉，無法動筆，肝火旺盛，縐著眉喊『還能寫什麼？』」
「可寫的東西多啦，正面不能寫，寫側面、反面、斜側面，寫戰地民眾、戰地官兵、戰地道路，找她的一塊菜畦裡，農人正在噴灑殺蟲劑，代表了後方的農業新知識，新供應到了前方」。
「找她的公路上，有了摩托車，說明了戰地的經濟進步；金門的軍車，在公路上行駛時，老百姓一揮手，就可以使軍車停下來，坐上車，這是軍民和諧，軍便民愛民的大好文章」。
「馬祖的蝦皮，東引島的歷史，大陳山的典故，烏坵島的燈塔，北碇島的古砲，萬千種事實，便可成為萬千個故事。每個故事都在戰地，只要與戰場聯在一起，組織成文，興趣化、時代化，就成了你的新礦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何愁『沒得寫』」。
「寫側面、反面、斜側面」的結果是，讀者在劉毅夫的報導中，看不到彈藥庫爆炸，軍機失事等負面消息。不過，也正因為如此，軍事單位視劉毅夫為軍事新聞的權威記者，只要軍方需要宣傳報導時，必定不會忘記中央日報的劉毅夫。軍方請客時，將軍記者也是坐首席的貴賓（趙慕嵩，1993：71）。
二、沈嫄璋：線民記者、隨波逐流
在台灣戰後初期，另一個曾在新聞界叱吒風雲的記者沈嫄璋，則有著與劉毅夫迥然不同的命運。
沈嫄璋是戰後初期知名女記者，尤以採訪蔣夫人和婦聯會新聞出名，新聞界稱她「沈大姊」，連台灣省主席黃杰都這麼稱呼她。她和夫婿姚勇來，原是抗戰時期福建中央日報的同事，來台後都在台灣新生報任職，她當記者，丈夫當編輯（李世傑，1990）。
沈嫄璋夫婦還有一個秘密身份，就是調查局的「義工」。原來，他們在福建從事新聞工作期間，與大公報女記者楊剛之兄楊潮（筆名羊棗）常有往來，沒想到楊潮被發現是共產黨員而被逮捕，他們也遭牽連下獄；後來，他們獲釋，條件是為調查局一位名叫蔣海溶的處長工作（戴獨行，1998：205；李世傑，1990；王淮冰，1997）。
曾任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後來與蔣海溶同案被捕的李世傑回憶說，沈嫄璋當時編在一個文教工作調查單位，叫做「青雲小組」，她化名「林小書」，經常蒐集一些省政有關的資料，「表現很好」，調查局第一處前後三任處長都很欣賞她，經常與她接觸。至於她的丈夫姚勇來，因為是編輯，很少在外面拋頭露面，所以從沒有蒐集到什麼情報給調查局（李世傑，1990）。
一九六六年，調查局爆發慘烈的派系鬥爭，蔣海溶處長也被打為匪諜下獄。結果，沈嫄璋、姚勇來夫婦又遭株連被捕，成了蔣海溶的共犯。在此之前，姚勇來的胞妹和空軍妹夫，也雙雙因案被槍決（李世傑，1990）。
沈嫄璋被捕，引起新聞界內外的矚目，許多人像看偵探小說似的說：「想不到原來沈大姐是匪諜！」隔沒多久，傳出沈嫄璋在調查局不堪非人酷刑蹂躪，上吊自殺身亡的慘劇。於是更坐實了沈嫄璋是「匪諜」的罪狀，局外人深信她是畏罪自殺（戴獨行，1998：205–206）。
她的丈夫姚勇來被判十二年徒刑，出獄後在頂好市場後巷的香江大廈當管理員，兼賣香菸賺些小錢，也曾捲入匪諜案坐牢的戴獨行常去看他。他說他老婆是因熬不住酷刑，生不如死才自我了斷的（戴獨行，1998：205–206）。
戴獨行說，曾是當年台灣第一大報新生報編輯的姚勇來，不甘於以當大廈管理員終其生，也許只出於念舊心理，也許還存有期待著一絲轉機之念，他寫了封信給一位曾由他在新生報輔導實習，當年已貴為黨報社長的舊識。戴獨行曾勸他這種信不必寫了。他說試試看，還是寫了。結果不出所料，沒有回信。最後，姚勇來終老於大廈管理員之職，病逝於一九九○年代初期（戴獨行，1998：206）。
三、趙慕嵩：遠離政治、轉進社會
趙慕嵩，一九三六年生於北京，一九四九年搭乘運煤船逃難到基隆，一九五九年畢業於成舍我創辦的世界新聞學校（世新大學前身），一九六一年當兵退伍後進入新聞界工作，曾任公論報記者十個月、徵信新聞報記者三年、聯合報記者七年、台灣時報採訪主任和副總編輯八年，一九八○年起任職時報週刊。
趙慕嵩踏入新聞界的第一步，就體會到威權體制的新聞管制。他回憶說（趙慕嵩，1993：4–6）：
「我曾經在中廣的廣播劇團客串過配角，也曾有過機會充當播音員，但是就在要成為正式電台人員時，問題來了，中廣的人事單位給我一份人事資料，填寫後送回去審核，結果卻被打了回票。中廣的一位主任告訴我：『你不是國民黨黨員，所以沒被錄取』，……我反問他：『當播音員跟國民黨有什麼關係？』主任猛搖著頭，很嚴肅的說：『關係太重要了：你想你一個人坐在播音室裡，面對著一支麥克風，如果你突然說一聲『毛澤東萬歲』、『解放台灣』這類的話，那該怎麼辦？』我說：『我怎麼敢說這種話？』主任說：『那沒有辦法，你沒有入黨，我們不放心』。中廣不能進，我又去考幼獅電台，結論也是一樣：不是國民黨員就失去了就業機會」。
「有過非國民黨員的碰壁教訓，所以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廣播電台我都不敢去報考，但是一般的民營電台除了整天播廣告之外，根本就沒有我能做的工作。進不了電台，就轉向報社，但是報社中的中央、中華、新生也是國民黨的報紙，剩下的只有徵信新聞和聯合報了。老實說，面對民營的徵信和聯合報，我還有些心虛，根本不知有沒有希望踏進他們的大門？就在徬徨而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有一家新改組的報紙公論報對外招考內外勤人員，……顯然公論報在改組之初太缺乏人手，不然我也不可能只見了採訪主任一面就被他錄用了」。
進入新聞界後的經歷和見聞，更使得他對政治、對政治新聞敬而遠之。
「我在公論報工作時，有位同事，姓黃，後來他也到了徵信新聞，專門負責指揮外地記者採訪和修改稿件。黃先生在徵信新聞工作了三年，一切都很順利，也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按說生活應該過得很正常，可是情治單位卻鎖定了黃先生，有天到他家把他逮捕，理由是有匪諜嫌疑，證據是黃先生在青年時代曾在家鄉參加過中共的讀書會，而黃先生到台灣後一直沒向情治單位自首。黃先生就因此被列為匪諜罪名，在綠島監獄關了五年。民國五十年前後，經常有人因為在大陸參加過青少年團體，到台灣後又忘了向情治單位報備，一旦察覺，就會被送往管訓，也就是所謂的『思想教育』」（趙慕嵩，1993：128–129）。
「民國五十一年，台北市選舉市長，兩位候選人分別是無黨籍的高玉樹和國民黨提名的周百鍊。……我還記得有次採訪主任派我到東園街附近的廣照宮聽一場高玉樹主辦的私人政見會，有句話至今記憶猶深：高玉樹說，周百鍊先生如同是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我高玉樹則是有錢人家的下女，各位當然應該選一名下女出來可以整天為大家服務，而不必選千金小姐出來當花瓶。……我回到報社就把高玉樹的政見會內容寫成新聞稿，可是到了主任桌上就被擱下來了。主任告訴我，去聽政見會並不是一定要寫稿，何況高玉樹的政見過於偏激，刊出來可能會惹麻煩」（趙慕嵩，1993：92）。
「還有種現象也是讓我長久不忘，那就在民國六十年以前，每年到十月一日，或是十月十日、十月三十一日這幾個敏感的日子，報社就會非常小心，免得出差錯。什麼錯誤呢？譬如十月一日是中共的『國慶日』，當天的報紙上可能在某一段新聞中，突然出現一句『今天是我們的國慶日』，在十月十日的報紙上又可能出現『今天是偽國慶』，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報紙上則有可能出現『今天是蔣匪的生日』，而平日把『中央社』三個字印成『中共社』更是司空見慣。上面所說的現象，每年都會在那幾個特殊的日子出現，每年都會弄得情治人員緊張兮兮。一旦在某家報社出現了敏感文字，情治人員會把編輯部的人員和印刷人員一併調查了解，尤其是印刷廠的技術人員更是一再過濾查問，似乎希望一網打盡報社的匪諜份子」（趙慕嵩，1993：128–129）。
因此，趙慕嵩避開政治，選擇社會新聞作為發展重心。他說：
「當年的政治新聞大部分是官樣文章，立法院開不開會好像和民眾扯不上關係。至於監察院和國民大會更是遙不可及的兩個單位，根本沒有人去理會和關注。有關政府新聞，一律由中央社統一發稿，有的報社為了表示自己的權威性，往往把中央社的稿件拿到手後，由記者在稿前稍加修改幾個字，再把中央社的頭銜改為『本報訊』就算是自己的記者採訪來的消息。……至於總統府和官邸的新聞更是敬而遠之，誰也不敢輕意撰發，一律由中央社統一處理，諸如國慶日、元旦的總統文告，都由中央社來發稿，甚至蔣宋美齡的新聞也是由中央社統一撰發。在這種環境下，在這種言論管制下，除了社會新聞還可以由記者採訪報導外，幾乎沒有什麼新聞可以自由報導了」（趙慕嵩，1993：58–59）。
「我在高雄的台灣時報擔任採訪主任時，有年正逢立委選舉，身兼社長的總編輯許世兆先生……來到我的桌子旁……說：『老趙，我發現你對選舉新聞沒興趣，奇怪』。……『老趙，選舉新聞總比社會新聞有意義多了吧？』我不得不說話了：『那要看你從哪個角度去衡量，我個人認為台灣根本就沒有選舉，也沒有什麼選舉新聞，攤出來的都是虛偽的官樣文章，攤不出來的就是見不得人的醜事。既然挖不到背後的選舉新聞或說是政冶新聞，我就乾脆放棄它。而社會新聞還可以冒出一點新聞自由的氣息，所以我就選擇了社會新聞為工作重點』」（趙慕嵩，1993：91）。
有趣的是，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後，趙慕嵩重新經營一度放棄的政治新聞，而且深入戒嚴時代的禁地：中國大陸，採訪戒嚴時代最具爭議性的人物：孫志強、宋寶榮、黃植誠、王錫爵等等駕機投奔大陸的台灣叛徒（趙慕嵩，1993：259–406）。
四、顏文閂：陽奉陰違、如走峭壁
顏文閂，高雄左營人，一九四五年出生在又耕又漁的家庭裡，一九六九年從師大社教系畢業後進入聯合報工作，長期主跑國會新聞，逐步升遷到採訪組副主任的職位上。
他回憶這段時期的報導生涯說（顏文閂，1997）：
「我大學畢業後先在聯合報服務，採訪政治新聞期間，在那種時空背景下，有些新聞不便發表，但是我受過的新聞專業觀念及獨立思考方式，不能滿足於一種框框的限制。於是我所寫的專欄、特稿等『不適合』在聯合報刊登的，就到香港新聞天地發表」。
「高雄縣黨外知名人士余登發涉嫌匪諜案被審判事件，當時我在自己服務的報社寫了一篇特稿，但登出來時已被刪掉一大半，被刪的部分都是精華，這讓我耿耿於懷，遂執筆又寫了一篇〈余登發有罪？無罪？〉把余登發被審判、答辯過程完整描述。記得當時余登發被控告的罪名還包括：未經行政院新聞局批准訂閱朝日新聞。余登發聲稱，行政院的命令未經立法院同意，算是合法嗎？承審法官竟回答：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難道你常打兒子，也要經過立法院通過嗎？我把余登發涉案的來龍去脈及與法官當庭對話寫下來，送交歐陽老師[4]，他認為是篇好文章，但送到香港發排後仍須送有關單位審核未能過關。歐陽老師為了新聞報導的原則，據理力爭，終於刊登，但經協調結果，把余登發被捕關鍵之處刪除。……撰寫該文雖是使用筆名，但刊出後『有關單位』還是向我服務報社的老闆打小報告。只是老闆除了找我談話外，並未作任何責難處分」。
「過去中央民意代表曾在新店、內湖興建中央新村，所有的立委、監委、國代都可以低廉價格分配到獨門獨院的別墅，但由於當時地處偏僻，很多有權分配的人改領等值現金，豈料不久後那些房子暴漲到每幢上千萬元。當初放棄那些房子的中央民代遂聯名要求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把位於內湖的中央新村大片土地留下來給他們興建別墅住宅，他們也各繳了一部分自備款，其餘由銀行貨款再加房屋津貼支付。這樣的案子當時政府幾乎已經答應。我知道後頗感該案違背社會正義，不只是特權，簡直是勒索了。想寫出來，但這些新聞不適合刊登在我服務的報紙。於是把整個來龍去脈拿到新聞天地刊登」。
一九八一年，顏文閂離開聯合報，轉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五年後，他獨家報導中正機場軍警施暴新聞，使他成為當時新聞自由的標竿人物，人間雜誌甚至以「石破天驚」來稱呼他的報導行動（陳映真，1988）。
話說從頭，一九八六年底，流亡海外的許信良兩度欲從中正機場闖關回台。十一月卅日，前往接機的群眾與軍警激烈對抗；十二月二日，許信良再度闖關，這回接機群眾在前往機場的路上，就遭到軍警毆打，連部分路過的民眾也遭了殃。當時有數十位記者在場目擊，但第二天沒有任何一家早報報導。顏文閂與記者、採訪主任開會後，決定對這個事件作「適當」的報導。
顏文閂說，他決定報導，是因為深信機場上少數軍警的脫法行為，絕非執政黨和政府決策者所授意，而是部分執法人員沒有充分瞭解執政黨民主與改革的最高政策，「反而阻撓和破壞了好政策」；儘管事件見報後，有關方面不免有一時之痛，但是從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遠利益來看，可免去千秋的悔痛，而「有利於社會、國家和執政黨」（陳映真，1988）。
當然，他作這個決定時，可以預期強大的壓力將接踵而來，「我想到過我也許會喪失現在的工作，我認真考慮過萬一我失掉工作，必須先賣掉我現在的房子，用售屋所得度過一段時間」；但作為一個國民黨員、一個報人、一個國民的責任，考量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期利益，他還是覺得非報導不可（陳映真，1988）。
所謂「適當」的報導，據顏文閂說，十二月三日的新聞處理，他保留了三十％，「警察施暴力的照片，也決定不用。全部的稿子送來，我仔細過濾感情、色彩過濃的詞句，和對暴力恐怖細節的描寫」。顏文閂說，「在台灣新聞界幹久了，人人都學會了『自抑』的新聞處理法」。十二月四日的新聞，他們也決定「點到為止」，「我們甚至保留了七十％的追蹤報導」。顏文閂說，「雖然經過充份自抑，但我們始終堅持我們報導的真實性。這是新聞工作者最低的、無法讓渡的原則了」（陳映真，1988）。
報紙發出後不久，電話如潮水般打進報社，「起先，差不多全是對我們咒罵的電話，責問為什麼我們的報導和其他大小報紙不一樣」，之後才有支持的聲音，「有人說他要訂一百份自立晚報分送他的親友，數不清的人向我們致敬」。但是「估計起來，反對、攻擊和支持、讚揚的比例，是三比一。讀者來信的情況也一樣」（陳映真，1988）。
這個事件發生時，民進黨已經成立，蔣經國也已宣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顏文閂不僅沒有因此失業，反而為自己、為自立晚報建立獨立報導的美名。
顏文閂闡述自己的記實避禍要領說：「第一是瞭解整個政權發展及內部運作，第二，需要講究文字的用字，不能直來直往，還有，能夠報導的要盡量報導」。「你知道整個政權的背景是什麼，就知道你的底線在哪裡；如果不知道的話，當然是越退越安全，因為怕不小心掉下去」。「我或者比較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和那懸崖間的距離實際上有多寬。也許別人不但不知道還有一個安全空間，還拼命往後退縮，搞得自己步步驚心、舉步艱難」[5]。
五、陳婉真：偷渡報導、地下辦報
陳婉真，一九五○年 — — 國民政府遷台的第二年 — — 出生，彰化人，祖孫三代都是國民黨員，她也在高三時入黨；一九七二年從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畢業後，進入中國時報擔任記者，初期主跑台北市文教新聞，一九七四年轉調台中，採訪台灣省政府各廳處與省議會新聞（軒轅平，1999；李筱峰，1994：343–344）。
陳婉真初到台灣省議會時，見到當時還是國民黨籍的省議員許信良，直斥答詢官員「胡說八道」的問政態度，相當不以為然，發稿大加撻伐；此後，她逐漸瞭解求好心切的議員，在有關單位重重壓力下，職權無法發揮的痛苦，她說「這種壓力，甚至連不直接受拘束的新聞記者，有時都幾乎承受不起」（陳婉真，1977），也因此，她轉而同情、支持異議民代的問政，並且開始大力批評省政、揭發黑幕，因而被取了個「姑奶奶」的封號（陳婉真，1977；軒轅平，1999）。
一九七五年十月，省議員質詢時嚴厲批評地方黨工操縱農會派系與選舉，陳婉真回憶當時的新聞處理說：「當天早上，省黨部多位要員都由台中趕到省議會坐鎮。那天從早到晚，我一共接到十四次當面或電話『拜託』我不要發關於這方面新聞的稿。我起初保持一貫的應付方式，支吾過去，回去照樣發稿。直到最後一次接到同樣的電話，我忍不住動怒，嚴詞拒絕，並搶先打電話給採訪主任張屏峰先生，……頗具正義感的張主任果然不出我所料，叫我趕快把稿子寫過去。第二天這個消息成了中國時報的獨家新聞」（軒轅平，1999）。
獨家新聞見報後不久，一封署名為省議會黨團書記「張富」的檢舉信，直接寄到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手裡。檢舉內容說：陳婉真在省議會行為不檢，並一口咬定她和許信良過份親近，關係曖昧。余紀忠震怒，下令徹查！由於查無實據，張富又極力否認是他寫的，事情不了了之。陳婉真「為此偷偷哭了好幾次，對於報館如此重視惡意誣蔑的信，忽視記者平日的努力表現，打擊記者士氣的作法，首次感到心灰意冷」（軒轅平，1999）。
此後，陳婉真的新聞稿開始不斷的被扣發、修改。陳婉真對此痛心疾首的說：「一般只覺得有些記者四處敲詐勒索，卑鄙可怕！其實，部份存心討好有關方面，蒙蔽或製造輿論的記者，尤為可怕」（軒轅平，1999）。
在黨部施壓、報社管制的內外夾擊下，陳婉真主跑省議會新聞三年之後，首次決定折筆從政，競選省議員。當時是一九七七年，許信良已經表明將不惜一切代價競選桃園縣長，政壇處於山雨欲來的緊張情勢中；在這個背景下，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出面找她談話，陳婉真回憶說：「我被他如此動之以情，幾個月來所設的堅強防線，突然意外的被攻破了！」八月二十三日，競選浪潮方興，陳婉真在報社指派下，以採訪少棒與跆拳道大賽為由赴美，直到選後才回國（軒轅平，1999）。
國民黨在這場選舉中輸掉了四席縣市長、廿一席省議員，政治生態丕變。在這個關鍵時刻，陳婉真被調離省議會、改跑台北市的黨政新聞，並擔任召集人。在言論尺度相對較寬的台北市，陳婉真能夠十分平靜地玩著那種「偷渡」新聞及在特稿裏「埋地雷」的遊戲，她自我滿足的說：「那種偷渡成功的喜悅，有時比採得獨家新聞還要高興」（軒轅平，1999）。
然而，隨著政治衝突的升高，陳婉真也難以擺脫爭議。譬如某市議員告她「思想有問題」、黨部方面認定她「鼓動林義雄告聯合報」、還有人製造氣氛說她跑省議會新聞捧紅了許信良、現在到了市議會又想進軍立法院，總括起來扣上的罪名是：「意圖製造分裂，破壞年底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團結」。終於，採訪主任告訴她：老闆受到黨部等各方面的種種壓力，不得不把她的採訪路線略做調整，換跑文教新聞。陳婉真說她當時腦中只有一個念頭：「該是離開的時候」，於是當場寫好辭呈，遞給滿臉尷尬的採訪主任（軒轅平，1999）。
離開中國時報後，陳婉真再度準備參選。一九七八年秋天，她與陳鼓應搭檔，向國民黨報備，在台北市競選增額立委，她以「一切為中國」為號召，宣言「吾等亦皆中山先生之信徒，崇尚主義、志在救國」；沒想到台美斷交，執政當局宣佈停止選舉，陳婉真與陳鼓應隨即雙雙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軒轅平，1999；李筱峰，1994：345）。
選舉中止後，陳婉真帶著陳鼓應回到中國時報致意。見過總編輯、採訪主任、採訪組記者後。陳婉真想到地方通訊組那邊還有幾位熟人，應該過去看看，於是她陪著陳鼓應往地方通訊組、編譯、電訊等單位所在的另一半大廳行去。陳婉真與陳鼓應一到那邊，空氣由凝結而告爆炸，幾位平時溫柔敦厚的文化人氣勢洶洶地圍著兩陳，指著鼻子罵說：「叛黨禍國份子，簡直像共產黨，還有臉到這裏來？」兩陳面臨猝然的咒罵，剎時楞住，本能地還辯解著什麼，猛然一隻拳頭打在陳鼓應的肩上，跟著大吼：「滾出去！」兩陳跌跌撞撞地下了樓梯，就這樣被轟出中國時報（軒轅平，1999）。
這一轟，讓陳婉真覺得：今後道理是講不通了，只有一個行動接著一個行動地對抗下去。於是，她開始全力投入黨外的政治活動，幾乎參加了所有集會，也簽署了各項聲明。一九七九年元月，余登發父子被捕，黨外人士隨即發動橋頭示威抗議，陳婉真也參加了這場歷史性的遊行。
另一方面，陳婉真與前台灣日報記者吳哲朗重返省議會，先擔任省議員余陳月瑛的機要秘書，一面則加緊籌劃，伺機而動。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發出台灣戰後三十年來第一份地下報紙 — — 潮流。在當時省議員張俊宏執筆的發刊辭中說：「當所有最新、最具規模的現代傳播工具與設備，已經無法正確的接收潮流的訊息，對時代的脈搏已經失去應有的敏感，對真正的民意已經失去了開發和反映的熱情時，……幾位不願坐待社會窒息危殆而不救的文化人 — — 婉真小姐和哲朗先生，他們眼看多數現代設備的傳播工具不能傳達現代民意，只有分別走出最具規模的現代排字房，以最原始的筆耕、用最簡單的紙張，來表達最純真、最原始的民意」。
潮流配合省議會的重要議程，不定期出刊，以八開紙雙面手抄，每期至多僅能容納三、四千字，視需要印刷三、五千份至萬餘份流傳黨外人士與省議會的圈裏圈外。創刊初期，陳婉真與吳哲朗等人仍像在報社任職期間一樣中規中矩的寫新聞，譬如第一期頭版頭條新聞是「財政收支劃分法將在半年內修正」、第二期頭條是「避免行庫呆帳損失增多，財廳考慮公布呆帳名單」、第三期頭條是「為了農村問題，議員大唱反調」。直到第十四期才升高批判火力，改以「部分黨外省議員將以實際行動支持許信良，醞釀提臨時動議罷免三十年未改選的監察員」作頭條。同時，在省議會新聞之外，大力報導黨外的活動與消息（軒轅平，1999）。
一九七九年七月，陳婉真離台出國訪問，一個月後，潮流工作人員陳博文與印刷者楊裕榮被以叛亂罪名逮捕；陳婉真在美絕食抗議，延續十二天，終至昏迷不醒、被美國警方強行送醫（李筱峰，1994：346）。
當年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身在海外的陳婉真旋即加入「台灣建國聯合陣線」，簽署「讓國民黨政權永遠消失在地球」聲明；一九八○年八月，許信良在洛杉磯創辦美麗島週報，陳婉真出任總編輯。從此，她名列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之中，不得回國。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為台獨言論自焚的鄭南榕出殯時，陳婉真才偷渡回台送葬。之後，她成立「台灣建國組織」，成為台獨組織中行動最激烈的團體，她自己也先後當選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成為台獨的急先鋒（李筱峰，1994：346）。
陳婉真臨別新聞崗位曾留下一句話：「如果目前的政治情況不能改變，再幹記者頂多讓我抑鬱終身而已」（軒轅平，1999）。
第四節 結論
本章探討威權體制如何控制記者？記者如何自處、如何突破控制？
筆者先檢視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特色和媒體管制手法，然後以劉毅夫、沈嫄璋、趙慕嵩、顏文閂、陳婉真等五位不同年代記者為例，分析其自處之道和記實避禍策略。結果發現：
一、威權體制如何控制記者？
黨國體制會對新聞記者進行意理教化、法令限制、人事控制、情治監控、還會下達新聞處理指令，以確保新聞報導不致脫軌。放在劉毅夫等五位記者的生命史來觀察，這五種控制手法的運作機制與影響可以分析如下：
（一）意理教化
黨國體制教化的結果，使得劉毅夫願意放棄少將權位，轉行當記者來為國民革命軍的起死回生，作宣揚工作；教化的結果，使得陳婉真初見許信良痛批官員時，震驚、憤怒從而大加撻伐；教化的結果，也使得平時溫柔敦厚的中國時報記者們，指著鼻子痛罵陳婉真「叛黨禍國」；教化的結果，更使得民眾見到自立晚報報導軍警暴力時，反對、攻擊和支持、讚揚的比例，是三比一。
質言之，教化的結果，使得多數民眾與記者，接受黨國體制的中國法統、戒嚴體制、蔣氏父子與官員權威，從而不加質疑，甚至不容別人質疑。
（二）法令限制
威權時代內容模糊的法令，並不是制度化的規範，而是統治者恫嚇、懲罰記者的工具。記者報導新聞時，考慮的往往不是是否觸法，而是威權統治者能否接受，只要記者的言行被認為脫軌，威權統治者就能從法條中為記者找一個罪名。沈嫄璋夫婦的「叛亂」就是鮮明的案例。
（三）人事控制
黨國體制經由掌握媒體的所有權、資源分配權，從而直接或間接掌握媒體的人事。這使得不具國民黨籍的趙慕嵩，進不了黨政軍媒體的大門；這也使得漸萌異議的陳婉真，要被從黨政新聞調跑文教新聞，憤而辭職；這更使得顏文閂在報導中正機場軍警暴力時，要擔心失業、考慮賣房子來度難關。
（四）情治監控
情治監控，使趙慕嵩親歷、耳聞許多案例後，對政治新聞敬而遠之；情治監控也使得沈嫄璋從被監控所害的記者，被迫成為監控別人的線民記者，終於在情治系統內訌中成了祭品，悲憤自殺。
（五）編採指令
新聞處理指令通常由黨國體制人員向新聞主管下達，記者很少直接面對。但從趙慕嵩報導高玉樹新聞不成，顏文閂在聯合報、新聞天地的稿件都被刪被改，陳婉真的新聞一再被扣稿、刪改甚至扭曲原意，我們都可以推知這個控制機制的運作與影響。
二、威權時代記者如何自處？
威權時代記者的職業角色，則可大體劃分為五種：一是主動為黨國服務的效命型記者，以劉毅夫為代表；二是被動服從黨國指示的順服型記者，以沈嫄璋為代表；三是暫時避開政治風暴的轉進型記者，以趙慕嵩為代表；四是對新聞管制陽奉陰違的陰違型記者，以聯合報時代的顏文閂為代表；五是公然挑戰新聞管制的對抗型記者，以辦地下刊物時期的陳婉真為代表。前兩者接受控制，後三者試圖突破控制。
（一）效命
劉毅夫認為「戰時當記者的也是戰士」，在國共對峙期間，他在報導新聞時，凸顯我軍士氣、掩飾戰力的不足，以求欺敵；等到內戰狀態演變成長期的戒嚴和動員戡亂體制，劉毅夫仍然忠心耿耿，捍衛這個體制，不以威權體制的新聞管制為苦，反而陶醉在「寫側面、反面、斜側面」，為黨國宣傳的革命使命中。
這種戰士型的記者，對黨國意識形態心悅誠服，對它的利害所在也充分瞭解；因此在報導新聞時，不需干預，他們自有分寸，甚至還會主動替黨國籌謀；這是威權體制教化的最佳成果。
（二）順從
如果說劉毅夫是個主動向威權體制效命的戰士記者，那麼，沈嫄璋應該是個在威權時代隨波逐流的傀儡記者。我們從現有的資料中，看不出她對黨國體制是否認同，但從經歷來看，她顯然身不由己的為黨國服務。她在福建首次捲入匪諜案，是無奈；出獄後當調查局線民，也是無奈；被調查局內訌波及，慘死獄中，更是無奈。在這無奈的生涯裡，我們看不出她有何反抗的行動，甚至反抗的可能。她無可選擇的順從體制，得意時藉著跑蔣夫人新聞揚名報界、勤於蒐集情報屢獲調查局嘉勉，失意時無端下獄、含冤而死。這是威權時代傀儡記者的典型宿命。
（三）轉進
身處威權時代，想跑新聞又不想當傀儡，比較可行的辦法恐怕就是趙慕嵩的轉進策略：避開政治，在相對自由的社會新聞裡表現才情。趙慕嵩說：「台灣根本就沒有選舉，也沒有什麼選舉新聞，攤出來的都是虛偽的官樣文章，攤不出來的就是見不得人的醜事。既然挖不到背後的選舉新聞或說是政冶新聞，我就乾脆放棄它。而社會新聞還可以冒出一點新聞自由的氣息，所以我就選擇了社會新聞為工作重點」。很可以反應那個時代避開政治是非堅持、轉跑其他路線的記者的心情。
（四）陰違
如果不甘當傀儡又堅持跑政治新聞，就很難避免要玩些黃光國所謂的陽奉陰違遊戲。像聯合報時代的顏文閂，可以寫的新聞，在聯合報刊登；不能寫的，用筆名偷偷送交香港新聞天地發表。他具名在報上發表的文章，大體符合威權體制的新聞尺度，但卻往往不是他的真意，要瞭解新聞的完整面貌和顏文閂的真實想法，得從海外雜誌的匿名文章中窺知。像這樣對威權體制陽奉陰違的記者，或許不夠直率，卻是那個時代要想兼顧理想與現實的不得已作法。
（五）對抗
陳婉真在體制內跑新聞，面臨稿件被扣壓、路線被調換的壓力，憤而跳出體制，辦起手抄的地下刊物，報導體制內媒體不敢報導的政治消息和黨外新聞，這是威權時代極少見的公開對抗，而其結果自然是被查禁，陳婉真逃過下獄命運，已是萬幸。
必須強調的是，本章雖將這五位記者作為五種報導角色的典型代表，但這只表示他們職業生涯中，在某一個角色上表現突出，並不意味他們在任何時間、對任何事件都採取同一種態度。例如：對抗型的陳婉真，初到省議會批判許信良時，扮演的其實是類似劉毅夫的效命角色；她偷渡新聞、「埋地雷」時，則和聯合報時代的顏文閂一樣陽奉陰違。而顏文閂從聯合報跳槽到相對自由的自立晚報、陳婉真留在民主的美國痛批國民黨，也與趙慕嵩的轉進策略異曲同工。
更進一步來看，我們可以將記者反抗控制的對抗、陰違、轉進策略，再細分為五種，一是正面抗爭，如陳婉真以地下刊物反擊新聞控制；二是迂迴轉進，如趙慕嵩換線、顏文閂跳槽、陳婉真出國；三是折衷妥協，犧牲次要資訊，模糊帶出主要訊息，如顏文閂對中正機場事件的自抑報導；四是陽奉陰違，如陳婉真的偷渡新聞、埋地雷；五是遠交近攻，如顏文閂將聯合報不能刊登的新聞，以筆名在香港新聞天地發表。
這五種策略，顯然比較接近第二章所述的春秋筆法，而非客觀報導。換言之，在層層控制的威權統治下，記者報導政治新聞動輒得咎，只能發揮春秋筆法危行言遜的精神來記實避禍，難以用客觀報導來據事直書、暢所欲言。
至此，可以將威權時代的新聞控制與反控制策略圖解如下：
這樣的發現，還有兩點必須進一步說明：
（一）記者的應對策略，深受情境影響
劉毅夫的效命、沈嫄璋的順從、趙慕嵩的轉進、顏文閂的陰違、陳婉真的對抗，形成威權時代記者處世策略的光譜；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光譜在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偏倚。例如：劉毅夫、沈嫄璋時代，國共戰火未熄、國民黨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秋，記者一則考量國家處境、二則受到嚴密管制，就算不主動效命，也不會、不敢對抗政權；顏文閂、陳婉真進入新聞界時，已是一九七○年代，台灣政局穩定、經濟起飛，蔣經國開始本土化政策，反對運動漸趨活躍，記者眼見時代潮流在變，卻苦於報社的封閉如故，自然比較有心、有管道、也敢於突破桎梏，私下或公開反抗新聞控制。
換言之，記者扮演什麼角色，深受時代背景制約，我們很難論斷這五種類型的記者孰是孰非，他們都只是在自己的時代尋找一個最安全、最能兼顧理想與現實的處世策略而已；而他們的成名或下獄，固然反映他們對時代趨勢的掌握程度，還帶有亂世中無奈的運氣成分。
（二）記者的對抗空間，其實相當有限
威權時代記者雖有效命、順從、轉進、陰違、對抗之別，但仔細檢視，會發現他們都還是困在威權體制的大框框之內，對於國民黨的一黨獨大、蔣氏父子的絕對威信、戒嚴戡亂的非常體制、權力分配的省籍因素、對美國的高度依賴、政經利益的依侍關係等威權體制六大特質，幾乎無人敢作全面的、根本的質疑。例如：顏文閂報導軍警暴力事件，自述不是對黨國不滿，而是要幫政策正確的黨國清除執行失當的害群之馬；即使最激進的陳婉真，在新聞領域所做的最大反抗，也只是辦一份報導黨外新聞的地下刊物而已，它補充體制內媒體報導尺度的不足，卻未嘗對黨國意識形態進行挑戰。
換言之，記者在威權時代，能夠意識到、開拓出的自主空間實在有限，敢於公開對抗、有心陽奉陰違的記者，更屬鳳毛麟角。這也就是為什麼陳婉真會被中國時報同僚圍攻、質疑自立晚報機場新聞者會數倍於讚賞者。不過，也正因為有顏文閂和陳婉真這樣的記者，在有限空間裡作最大的奮鬥，才得以為新聞真相留下歷史見證、才得以使新聞自由薪火不致絕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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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1] 公論報由李萬居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廿五日創辦，是威權時代最重要的異議報刊之一。公論報長期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打壓，如不准政府機關在公論報刊登廣告、不准政府機關及各公營企業購買該報，也不准報攤展售等等。這些打壓，使得公論報財務吃緊，迫使李萬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增資，結果，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張祥傳趁機融資介入，進而改組報社、架空李萬居，最後在法院判決下，李萬居於一九六一年三月正式失去公論報（楊錦麟，1993:345–366）。
傅朝樞經營台灣日報時，正逢林義雄、許信良等黨外人士大批當選省議員，省議會成為全國政治新聞中心，傅朝樞採取省政新聞掛帥原則，大力支持黨外，結果觸怒當道。一九七八年，國民黨高層會議決議收購台灣日報，傅朝樞被迫賣掉報社，轉往香港辦報（吳哲朗，1978；時代話題，1987）。
[2] 戒嚴時代在機關團體內部負責政治偵防、忠誠度調查的部門。原是獨立的保防部門，後來併入人事單位，成為「人(二)單位」。
[3] 這段話意思是：在可以據實直書時直書就順利，在不可以直書時直書就有凶險。如董狐堅持寫「趙盾弒其君」，趙盾也甘心屈受惡名，彼此沒有抵觸，因而成就董狐的良史美名。而像齊國太史記錄崔杼弒君、司馬遷記錄漢帝過失、韋昭在吳國仗義執言、崔浩在北魏觸犯忌諱，他們或是身受殺戮，當時沒有好名聲；或是寫的書被填坑充窖，後世沒有人知道。世事成了這樣，而要責怪史臣不能表現出剛強不屈的風範，發揚出奮不顧身的節操，大概也是困難的吧。
[4] 歐陽醇，時任香港新聞天地雜誌台北辦事處主任。
[5] 第一句和第二句引自筆者和翁秀琪、蔡篤堅、林麗雲等人對顏文閂所做的訪談紀錄，第三句引自陳映真，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