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導論
一九三○年成立的樂生療養院，是台灣唯一的漢生病（俗稱痲瘋病）公立醫療院所。一九九四年，政府決定拆遷樂生院，原址改建捷運機廠；二○○五年，樂生新院區落成，多數漢生病友遷入，但仍有部份病友堅持留住舊院區，並和聲援團體共同爭取保留舊院區作為古蹟。二○○七年三月五日，政府發出公文，限令病友在十三日前遷出舊院區，否則將強制執行；病友和聲援團體憤而前往行政院長蘇貞昌官邸抗議，遭到警方驅離；當時的商業電視和報紙大幅報導衝突場面，但對病友的訴求僅僅點到為止。
不過，儘管商業媒體忽略，但搶救樂生院訊息並未沈寂，而是在網路傳播、發酵。聲援病友的「青年樂生聯盟」早在二○○五年就建立部落格發聲，關注人權的《苦勞網》長期報導搶救行動新聞，《維基百科》中文版從二○○六年二月起編修樂生療養院條目；到了二○○七年三月五日政府限令病友遷離，更多的部落客（blogger，部落格寫手）加入聲援和報導行動[1]：
三月九日，部落客瓦礫發起「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活動，迅速得到一百八十多個部落格串連響應；接著，豬小草、HOW訪問學者討論各種保留樂生方案，弱慢也撰文比較樂生和捷運共構的五種方案；三月十四日，Wenli和HOW手繪出樂生院保留四十一%（政府的規劃）與保留九十％（院民的訴求）的示意圖，清晰呈現兩案差異，被廣泛引用。
三月十五日，部落客董福興不滿「儘管目前已經有一八○多個部落格串連支持樂生，但主流媒體卻依然不聞不問」（董福興，2007.03.15），決定集資在主流媒體刊登廣告。他透過共享書籤《HEMiDEMi》發起募款活動，在二十四小時內得到四百多位網友響應，募得二十萬元，以此購買蘋果日報半版廣告，在三月十九日刊出，標題為「要做事？做好事！保留九○％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並以Wenli和HOW手繪示意圖作為主圖。在此同時，《Global Voice》台灣團隊也在三月十一日將樂生訊息撰寫成英文報導，向全世界發送（Lee, 2007.03.11)。
部落客的積極行動，加上樂生院病友和聲援團體的持續抗爭，終於引起主流媒體和政治人物的重視。電視、報紙及其旗下網站對樂生院保留問題的報導和討論漸多，當時正逢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爭取提名的謝長廷、游錫堃在三月二十一日簽名支持保留樂生九○％院區，同樣爭取提名的行政院長蘇貞昌也接著承諾朝向保留九○％方向努力（王貝林等，2007.04.12）。搶救樂生院行動至此有了初步成果，部落客為確保政府兌現承諾，又藉由《HEMiDEMi》動員參與四月十五日的「捍衛樂生」大遊行，並持續關注事件發展，進行相關報導、論述和行動 [2]。
搶救樂生院，是部落客參與公共事務代表性案例，但非特例。樂生之前，部落客在二○○五年十月集體揭發《中國時報》體育組主任吳清和新聞摻假、二○○六年二月聯手抗議《聯合新聞網》標題歧視精神病患、十二月串連支持綠黨的市議員候選人；樂生之後，部落客在二○○七年八月，以網路貼紙和線上連署爭取續辦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十月，透過公共電視公民新聞平台《PeoPo》揭發台東杉原海灘被偷埋工程廢棄物，還成立網路群組長期監督（陳順孝，2007a）。
這是台灣新聞傳播史上，嶄新而動人的一頁：草根民眾自行創辦的公民媒體，已經發展成分進合擊的傳播體系，強力補充、監督、引導大眾媒體。
在這個體系裡，越來越多民眾從被動接收資訊的閱聽人，轉型為一面接收資訊、一面採集和傳播資訊的新聞參與者，他們共同發掘、採訪、查證、編輯彼此重視的訊息，並藉由部落格（如董福興個人部落格、青年樂生聯盟部落格）、電子報（如《苦勞網》、《Global Voice》）、資訊交流平台（如《PeoPo》、《HEMiDEMi》）將訊息快速而廣泛地傳播出去。部落格、電子報、資訊平台力量相加相乘，讓源遠流長的公民媒體終於擁有可以抗衡大眾媒體的傳播能量。
這是台灣戰後公民媒體工作者，從黨外雜誌、人文雜誌、異議影帶、學運報刊、地下電台、電子報到部落格時代，不斷傳承批判精神、引進實用科技、創新行動策略的最新成果。本文想要探討的，正是這一段從雜誌到網路、從邊緣走向主流的公民媒體演進史。
筆者將先釐清公民媒體的意涵，然後分階段說明公民媒體演進的歷程，以及每個階段的特色、能量和侷限；最後評析當前網路公民媒體傳播體系的特質，及其對大眾媒體、政治和社會運動帶來的挑戰和機會。筆者希望這樣的歷史耙梳，能夠幫助更多研究者和行動者了解公民媒體、參與公民媒體。
出處：陳順孝（2008）。〈挑戰大眾媒體：台灣戰後公民媒體的演變與茁壯〉。收錄在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戰後台灣媒體與轉型正義論文集》，頁171–204。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貳、公民媒體的意涵
一、定義和源流
聯合國早在一九四八年就發表「世界人權宣言」，宣示「人人有……通過任何媒介……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聯合國人權處，2007.04.04）。學者據此提出傳播權利的主張：人民不僅有權要求媒體告知必要資訊，還有權透過媒體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對媒介立場的異見，並且發送想要傳給社會的訊息（潘家慶，1987）；換言之：每個社會成員的境況，有被其他成員知道的權利；個人和集團的意見、期望，有被其他社會成員知道的權利；個人或集體的形象，有不被扭曲的權利；與公眾無關的私生活，有不被報導的權利；不同品味的人，都能擁有使用媒體的權利（徐佳士，1986）。
然而，在現實上，任何一個獨裁、威權的政府，無不設法管制媒體、封鎖不利政權的新聞和言論，即使是民主社會，小黨的訊息和主張也很難得到大眾媒體的報導；不僅如此，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大眾媒體，往往屈從政治壓力而淪為權貴傳聲筒、迎合高消費力閱聽人以賺取廣告而忽略弱勢族群，炒作煽色腥新聞而忽略公共議題、複製主流價值觀而忽略多元文化訊息。異議的、弱勢的、邊緣的訊息和觀點，往往遭到大眾媒體忽略、打壓或扭曲。
這時，總有不甘蟄伏、追求堅持理想的公民挺身而出，不畏艱難、不怕打壓，利用當時當地最簡便的科技，打造自己的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國外，早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就有不滿主流媒體的寫手，以雜誌為基地，揭發政商醜聞、探討勞動問題；一九四○年代，玻利維亞礦工以電台進行溝通聯繫，對抗政府的鎮壓（楊忠川與李興國，1999）；一九六○年代，美國學運青年創辦地下報刊，批判權勢集團和大眾媒體、探討貧窮、生態等議題（Emery et al.，2004；南方朔，1991）；一九八○年代，巴西民眾發展出「工人電視」，用影帶做為工會訓練課程工具，並且記錄工作實況，表達工人對於文化的觀感，支持工會與其他草根運動（敦誠，1991）。
在台灣，從一九五○年代起，先後有《自由中國》、《文星》、《大學》等雜誌，在戒嚴和報禁體制下討論民主、人權、新聞自由、中西文化等敏感議題，一九七○年起，有《台灣政論》、《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黨外雜誌揭露大眾媒體掩蓋的新聞（陳國祥，1978；包澹寧，1995；李旺臺，1993）；一九八○年代，還有《自由之愛》、《野火》、《野聲》學生地下刊物傳播青年觀點（台大「自由之愛」編輯群，1987；野火編輯委員會，1987）、《人間雜誌》等人文雜誌關懷弱勢族群，以及「綠色小組」、「第三映像工作室」等團隊拍攝異議影帶，記錄政治抗爭和社會運動。
這樣的媒體，有人稱之為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另譯替代性媒體、小眾媒體）、有人叫它作地下媒體（underground media）、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另譯社群媒體）、獨立媒體，在部落格興起的二十一世紀，還有人稱呼它社會媒體（social media，另譯全民媒體）、我群媒體（we media）。不同的名詞凸顯這些媒體的不同特徵，但共同指出其核心精神：對抗大眾媒體、發出多元聲音、推動社會改革（敦誠，1991；朱松林，2005；Bowman & Willis，2003；Gillmor，2005）。本文稱之為公民媒體（citizen media），一來凸顯公民參與的重要性，二來認為它們不一定永遠另類、小眾，而是有機會成為主流的。
二、理論基礎
公民媒體的實踐，得到許多學者的注意，紛紛提出各種理論來解釋公民媒體的理念、分析其特點、彰顯其社會意義、探討其發展策略，其中與本文關係較密切者有：民主參與媒介理論、解放媒體理論和參與式新聞理論。
民主參與媒體理論（Democratic-participant media theory）由英國傳播學者麥奎爾（Denis McQuail）提出，主張：1.所有社會成員及少數團體，依據他們個別需要，充分享有傳播權利，並獲得媒體服務；2.媒體組織及媒體內容，應免於政治及國家官僚體系的控制；3.媒體主要是為自己的閱聽人存在，不是為媒體組織、從業人員、以及媒體代理人而存在；4.社會內各團體、組織、和社區都應擁有他們自己的媒體；5.小型、互動和參與式的媒體運作，比之大型、單向和專業化的媒體，對社會更好；6.無論市場導向或公共經營媒體都無法滿足社會需求，因此需要改革（McQuail，1987；潘家慶1987；彭家發等，1997）。
麥奎爾指出，諸如地下報紙、地下電台、社區有線電視、社區報刊、街頭貼紙、政治海報，都是民主參與媒體（彭家發等，1997）。
解放媒體理論由德國學者安晨斯伯格（Enzensberger，1986；轉引自翁秀琪，1993）倡議，他認為，隨著新電子傳播媒介的不斷出現，塑造意識的工業儼然成了後工業社會的主導力量，但這股生產力量與其背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卻日益加劇；要想解決這種矛盾，必須從媒介的內部去化解，也就是利用電子媒體的顛覆性，去達到媒介的解放性使用。
他指出，解放性使用和傳播媒體壓制性使用的區別在於：1.訊息多元、去中心化，而非一元、高度中心化；2.多對多傳播而非一對多傳播，也就是每個人都可以是傳播者；3.媒體可以動員每個人，而非不能動員孤立的個人；4.互動的參與者行為，而非從被動的消費者行為；5.廣泛而自由的政治學習過程，而非方便宰製的去政治化；6.集體共同生產訊息，而非專人生產訊息；7.自我組織、自動自發的社會控制，而不是受官僚或資本家控制（翁秀琪，1993）。
安晨斯伯格相信，有線電視、錄影機等等新媒介的出現，將會使得媒體的解放性使用成為可能，而這也是人類掙脫國家意識形態機器控制的不二法門（翁秀琪，1993）。
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則是美國學者波曼和威利斯（Bowman & Willis，2003）綜合網路觀察家的見解後提出，分析部落格興起後公民廣泛參與新聞報導的現象。
他們將參與式新聞定義為：「一個或一群公民，蒐集、報導、分析、散播新聞和資訊的積極行動，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獨立地、可信地、準確地、廣泛地、切合需求的資訊」，而其特徵為：1.公民不再只是消費者，而是消費者（consumer）和生產者（producer）混合而成的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s），公民不僅被動閱聽新聞，也主動報導新聞、評論新聞；2.傳統新聞由商業科層組織產製，向大眾廣播、目標在於獲取廣告，有嚴謹的編輯流程、利潤導向、運作模式健全；參與式新聞則由網路社群產製，特質在對話、協同合作和平等主義，而非利潤導向；3.傳統媒體先過濾後出版、網路社群媒體先出版後過濾；4.網路本身就是個編輯機制，一個事後而非事前的編輯機制。
三、分析架構
上述理論共同指出公民媒體的關鍵特性：創辦目標是為了實踐公民傳播權利；媒體形式主要是小型、互動的；內容多元、去中心化、由公眾集體產製；公民角色不僅是被動的消費者，更是主動的參與者；傳播策略主要是多對多傳播，而非一對多傳播。
筆者借用這樣的觀點，從理念目標、媒體形式、內容產製、公民角色、傳播策略五個面向分析台灣公民媒體的特徵、演變和社會角色。換言之，本文想從五個面向探討台灣公民媒體在不同階段的特色，及其演進歷程：
（一）理念目標：誰？在甚麼時空背景下？基於甚麼理念創辦？希望達成什麼目標？
（二）媒體形式：選擇用甚麼形式（報刊、電台、影帶、網站或其他）經營？為何選用這種形式？如何取得相關工具或技術？這個形式對公民傳播有何助益、有何限制？
（三）內容產製：報導什麼題材？反映誰的觀點？如何取得內容？如何編輯內容？
（四）公民角色：是否閱聽資訊？是否討論資訊？是否產製資訊？是否參與行動？
（五）傳播策略：以何種形態運作？透過甚麼管道傳播？如何和公眾互動？如何和大眾媒體互動？如何和政治、經濟、社會力量互動？
本文綜合考量這五個面向，將台灣公民媒體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異議雜誌時期（一九五○到八○年代）、異議廣電媒體時期（一九八○到九○年代）、人文電子報時期（一九九○到二○○○年代）、人文部落格時期（二○○○年代起），以下選擇不同時期的代表性媒體和事件，分析不同時期公民媒體在理念目標、媒體形式、內容產製、公民角色、傳播策略上的演變。
參、異議雜誌作為公民媒體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落敗，率領大量軍民移入台灣。在戰火未熄、內部不穩、國際孤立、經濟困窘的背景下，國民黨以軍事戒嚴、威權統治來維繫政權。國民黨一面實施黨禁、限制人民集會結社自由；一面實施報禁，只准卅一家報紙發行，黨政軍直營十五家，民營十六家中也多由黨國信賴者經營，電視和廣播則受到黨政軍更嚴密的控制；在此同時，還以戒嚴法、懲治叛亂條例等法令箝制輿論，將「誹謗國家元首」、「煽動政府與人民的敵對情緒」、「違反反共國策」，統統視為煽動叛亂（杭之，1990：101–102；李金銓，1992；陳國祥，1987；包澹寧，1995：237–240）。
在這個背景下，幾乎所有不利國民黨政權的新聞和言論都遭到封鎖，只有雜誌的管制較鬆[3]，不滿威權統治和新聞箝制的知識份子，於是創辦雜誌來爭取民主自由和社會公義。
一、簡史
從一九四九年《自由中國》創刊，到一九八○年代黨外雜誌風行，三十幾年間，雜誌成為台灣主要的公民媒體平台，兼具新聞報導、社會關懷、政治改革等多重角色，不過，隨著時勢變化，異議雜誌性質逐漸從知識分子論政、政治評論、走向政治資訊報導（包澹寧，1995；李旺臺，1993）。
《自由中國》由國民黨要員雷震等人創辦，與政府關係原本良好，一九五一年六月批評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前身）設陷誘人入罪，引起當局不滿，黨政軍機構退訂並開始抵制；一九五七年連續七個月推出「今日的問題」系列社論，主張開放組黨，雷震並實際籌組「中國民主黨」，終於觸怒當道，一九六○年九月，雷震被捕入獄、《自由中國》停刊（李筱峰，1987；錢永祥，1988；包澹寧，1995）。
《自由中國》停刊後，李敖在一九六二年加入《文星》雜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全盤西化，並且探討民主、人權課題，一九六五年抨擊法院遭到停刊處分（李敖編，1971）；一九七○年底，楊國樞、陳少廷、丘宏達、張俊宏、許信良等知識青年集體加入《大學》雜誌，發表「台灣社會力分析」、倡議「多元價值的開放社會」，討論國會全面改選議題，一九七四年內部分裂，總編輯楊國樞辭職，兩年的集體論政結束。
一九七五年八月，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姚嘉文等人創辦《台灣政論》，宣示要繼承《自由中國》和《大學》的精神，由源自《大學》的知識份子負責實際編務，要求早日解除戒嚴，才出五期就被迫停刊；隔年，左翼知識份子蘇慶黎創辦《夏潮》，報導民眾抗爭史、批判外國資本、指出工人和農民困境，出版兩年半後停刊（包澹寧，1995；李旺臺，1993）。
一九七九年六月，康寧祥創辦《八十年代》，由曾任《中國時報》、《自立晚報》記者的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出任總編輯，延續知識份子論政傳統，但開始報導大眾媒體掩蓋的內幕新聞；同月，黃信介創辦《美麗島》，不僅批判時政，更在全台設立十一個分社、組織十三次群眾集會，形成「沒有黨名的黨」，到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在高雄遊行爆發衝突（即美麗島事件），黃信介等幹部被捕，《美麗島》停刊，《八十年代》隨後也被禁（台大新聞所，2008；包澹寧，1995；李旺臺，1993）。
美麗島事件後，黨外政論雜誌大量湧現。事件前，政論雜誌同時發行者不過兩三種，事件後，同時出版達十多種，這是因為公職人員積極利用雜誌教育、鞏固、擴大他們的選民（包澹寧，1995）。公職人員聘任編輯負責編務，後來雙方出現巨大的代溝和意見差距，編輯紛紛自辦雜誌，獨立於公職人員之外（李旺臺，1993）。一九八三年五月，林正杰創辦《前進》，成為第一本黨外新聞週刊，也帶動黨外週刊風潮。
這時創辦的雜誌，包括八十年代系統（《八十年代》、《亞洲人》、《暖流》）、《海潮》、《政治家》、《進步》、《深耕》、《大地生活》、《關懷》、《代議士》、《生活與環境》、《名人》、《鐘鼓樓》、《民主人》、《博觀》、《夏潮論壇》、《在野》、《生根》、《前進》、《前瞻》、《台灣年代》、《自由時代》、《新潮流》（李旺臺，1993），仍以政論為主，但也有部份討論環境保護、人權課題。不過，群雄並起、競爭激烈，部份雜誌只求聳動不顧事實，讓政論雜誌總體信譽受損。
在黨外雜誌群雄並起階段，曾有部份雜誌倡議錯開出刊時間，讓週一到週日都有雜誌出版，串成另類日報，但黨外雜誌各有考量，協調整合困難，並未實現。
到了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後，黨外雜誌完成打破新聞封鎖、言論禁忌的歷史使命，《八十年代》靈魂人物江春男和周天瑞、南方朔、胡鴻仁等人合辦《新新聞》轉型為專業新聞週刊，其他雜誌陸續停刊，黨外雜誌時代落幕。
政論雜誌之外，一九八五年創刊的《人間》雜誌以報導文學和紀實攝影關懷弱勢，一九八六年創刊的《當代》、復刊的《文星》引介批判的、人文的思潮，同年創辦的《南方》和大學學運地下刊物（如輔大《改造》和《野聲》、台大《自由之愛》、政大《野火》）則展現青年的文化、教育、社會改革觀點。這些雜誌和刊物都在特定層面補充大眾媒體的不足，但在解嚴前後，陸續因為財務壓力、或學運沈寂而陸續停刊，只剩《當代》仍在發行。
二、特點
總體來看，異議雜誌作為公民媒體，具有以下特點：
（一）理念目標：異議雜誌是在國民黨政權操控大眾媒體的背景下，由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或政治人物創辦，目的在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和言論壟斷、傳播異議訊息和觀點，甚至進行反對運動的組織和動員。
（二）媒體形式：異議雜誌都是以小型編採團隊的型態運作，創辦者選擇雜誌形式，一來是因為雜誌受到的管制，遠比報紙、廣播、電視寬鬆，二來因為雜誌創辦和營運成本較低，即使沒有廣告，也能依賴發行收入和捐款維生，三來因為印刷科技普及，容易找到同情異議者的印刷廠合作（台大新聞所，2008；包澹寧，1995）；不過，雜誌的規模、技術、傳播方式都難以超越國民黨掌控的報紙，無法撼動大眾媒體霸權。
（三）內容產製：異議雜誌創辦者往往夾雜著政治異見、改革理想、同情苦難、關懷社會、維護正義等多樣情懷（李旺臺，1993），內容除了要求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政治主張外，也包括司法人權、弱勢關懷、環境保護、人文思潮、文學藝術等多樣內容，但總體來看，政治議題仍是主流，其餘只是支流（馮建三，1995）。
（四）公民角色：公眾既是異議雜誌的讀者、購買者，也有不少人成為捐款贊助者，不過，這些異議雜誌的內容主要由專職人員撰寫，公眾未能參與內容產製。倒是有部份報社記者，將不能見報的異議訊息偷偷交給異議雜誌發表，形成大眾媒體記者秘密支持公民媒體的現象。
（五）傳播策略：異議雜誌發行通路有二：一是一般報章雜誌發行通路，二是黨外政治人物組織通路（如各地辦事處）或造勢場合，前者容易受到國民黨政府阻撓，後者則與政治活動合一，形成「黨外+異議雜誌」對抗「國民黨+大眾媒體」的態勢，這有助於異議雜誌接觸更多民眾，但也讓異議雜誌成為反對運動的一環，很難獨立報導和評論。
總體來看，異議雜誌對於突破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具有貢獻，但它們的規模太小又缺乏整合，很難和國民黨掌控的報紙相抗衡，內容偏重政治，未能週延討論各種社會議題，而且公民僅能閱讀和贊助，難以參與內容產製，在促進民主政治發展上雖然貢獻卓著，但在實踐公民傳播權上仍有所不足。
肆、異議廣播電視作為公民媒體
戒嚴解除，報禁開放後，廣電媒體的箝制依舊。這時，一方面影音製播科技普及，讓人們比較容易創辦廣電媒體，二方面政治鬆綁，公眾（尤其是政治人物）敢於公然挑戰他們認為不合理的法令，以體制外做法對抗大眾媒體和執政當局。這其中，以異議影帶、民主台和地下電台最具代表性。
一、簡史
異議影帶早在戒嚴時代就已經出現。一九八四年，海山煤礦發生災變，黨外雜誌《前進》編輯王智章前往採訪，發現許多罹難者家屬未能領到應得的撫恤金，於是結合鄭文堂展開錄影採訪揭露此事，促使當局重新處理，也讓影帶影響力受到重視（戴伯芬、魏吟冰，1992：44）。一九八六年「綠色小組」成立，在中正機場事件[4]中，以影像揭露警察攻擊群眾的一面，讓人民看到三家無線電視台掩蓋的事實（廖素霞，1994：58）；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第三映像工作室」、「文化台灣影像工作室」等團隊陸續成軍，廣泛紀錄環保、學生、勞工、農民、原住民運動和政治反對運動。這些異議影帶紀錄工作者曾醞釀合組一個影像通訊社，供稿給全省各地的有線電視民主台，但因協調、費用等問題，未能實現（敦誠等，1992）。
一九九○年二月，民進黨支持者於洪奇昌服務處成立有線電視「中和民主台」（翁秀琪，1993：476），開啟有線電視民主台浪潮，此後，民進黨公職人員紛紛投入民主台經營，民主台業者在一九九○年十月成立聯合會，全盛時期有七十五個會員台加入（管中祥、劉昌德，2004）。到了一九九四年省長選舉期間，台中民主台串連全國一百多家有線電視系統（包括非民主台）聯手播出省長選舉新聞，抗衡三家無線電視台偏國民黨的報導。台中民主台估計約有兩百萬收視戶可以看到他們聯播的新聞，這可能是台灣公民媒體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串連，但省長選舉之後，串連行動並未持續進行（陳希林等，1994.10.04）。
一九九二年立委選舉期間，民進黨候選人張俊宏為突破電子媒體對在野黨的封鎖，在台北架設「全民廣播電台」，成為地下電台鼻祖。隔年許榮棋開播「台灣之聲」開播，掀起扣應（call-in）風潮，讓公眾從被動的聽眾，變成主動的發聲者；一九九四年起，又有「寶島新聲」、「綠色和平」、「新思維」等數十家政治立場不盡一致的地下電台接連成立，它們在討論政治的同時，也會觸及民住民、客家人、勞工、婦女、同性戀等議題（管中祥、劉昌德，2004），「寶島新聲」甚至成立客家台。此外，不同區域但立場相近的電台，會進行部份節目的聯播，但主要是較小規模電台聯播較大規模電台的明星節目，未能做到多向交流（陳昭如，1994；陳美華，1995）。
二、特點
異議影帶、有線電視民主台、地下電台作為公民媒體，與異議雜誌相比，有同有異：
（一）理念目標：異議廣播電視創辦者和異議雜誌創辦者一樣，大多是政治人物和知識青年，希望以公民媒體突破國民黨對廣電媒體的壟斷，傳播異議訊息和觀點，以及進行社會運動、競選活動的動員。不同的是，這時民進黨已經合法成立，而且在多個縣市執政，在各級議會席次也漸增，這股政治力量同情或支持異議媒體，使得異議媒體創辦者所冒的風險遠比政論雜誌時代來得低。
（二）媒體形式：以影帶、有線電視、廣播電台作為公民媒體，一來是因為科技成熟，大約床頭音響大小的設備就能製播一個電台的節目（張昭仁，1996）；二來是因為創辦成本低；三來公眾不僅願意買影帶、訂頻道、聽廣播，還願意捐款支持。異議廣電媒體，尤其是地下電台傳播又快又廣，還能局部串連，傳播能量大於異議雜誌，但和主流廣播電視相比，規模仍小、內容質量也有所不足。
（三）內容產製：異議影帶、民主台內容仍由專人產製，但在地下電台，內容由主持人、來賓和扣應聽眾共同建構，探討的議題雖然廣及勞工、農民、婦女、原住民、客家、同性戀、環境保護，但只有異議影帶的議題較多元，民主台、地下電台內容仍以政治議題佔最大比例，和政論雜誌並無二致。
（四）公民角色：公眾接觸異議影帶、民主台，仍然只能當觀眾、當購買者和贊助者，而不能介入內容生產；但接觸地下電台時，公眾可以藉由扣應參與內容產製，部份積極而受歡迎的扣應者（如于美人）甚至受邀到電台主持節目，不過公眾通常只能在電台設定的題目下發表意見，難以自行設定議題，亦即，主要是議題的回應者而非主導者。
（五）傳播策略：異議影帶常常藉由民進黨候選人造勢場合販售，有線電視民主台、地下電台也和政治活動密切結合，這種「民進黨+異議廣播電視」[5]對抗「國民黨+主流廣播電視」的態勢，和異議雜誌時代並無不同，只是，民主台、地下電台可以局部串連（如聯播新聞）、地下電台可以和公眾雙向互動，它們所能發揮的新聞傳播和社會動員能量，大於異議雜誌，但仍不足以抗衡主流廣播電視。
總之，異議廣播電視仍是政治的產物，它們是政治人物和知識青年為了打破國民黨廣電媒體壟斷而創辦，內容以政治為主、社會議題為輔，允許公眾局部參與內容產製，而且各媒體開始嘗試串連，希望將各自的微弱力量相加相乘，形成較大的傳播勢力，但公眾參與程度有限、串連頻率和緊密程度不足，仍難抗衡大眾媒體。
伍、人文電子報作為公民媒體
一九九三年元月，交通部與新聞局共同宣佈開放廣播頻道申請，同年七月有線電視法公布實施；一九九四年元月，行政院新聞局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頻道，隔年六月確定由民進黨立委蔡同榮等人發起的民間全民公司取得頻道經營權；一九九七年五月立法院通過公視法；一九九九年二月衛星廣播電視法公布實施。
這一波波的廣電媒體開放，讓原本被政治箝制的傳播通路大為暢通，主要黨派的政治主張和言論立場都有媒體可以發聲，也讓為突破媒體管制而創辦的異議影帶、有線電視民主台、地下電台漸漸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許多異議影帶工作者改拍紀錄片、部份民主台和地下電台申請合法執照轉型經營，也有部份地下電台持續非法經營。
然而，在報禁解除、廣電頻道開放後，大眾媒體並未走向多元，反倒在商業機制下競趨下流，而許多異議媒體在合法化經營後，有的依附黨派淪為政治傳聲筒、有的接受商業邏輯而背離原本理想、有的不敵商業邏輯而遭到購併，結果，商業邏輯取代政治桎梏，結果，長期被政治壓抑的多元社群、弱勢族群、偏遠地區訊息，在商業邏輯下依然難以有效傳播，這時，網路崛起，知識份子和社會行動者於是利用網路建構新的公民媒體。
一、簡史
網際網路是美國國防部在一九七○年代為防美蘇開戰而建，希望在電力與通訊中斷之際還能藉網路交換訊息。一九八六年，美國建立專屬學術用途的網路，以此串聯全球各地區性網路構成世界性的網際網路（Internet）。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台灣學術網路開始與全球網際網路連線。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山大學電子佈告欄系統（BBS)啟用，開啟中文BBS時代；到了一九九三年，網際網路上推出可傳送多媒體資訊的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ＷＷＷ），網路進入多媒體時代。在網路上建構公民媒體，具有容量大、傳輸快、無遠弗屆、互動性高、多媒體呈現等等特點 （余義勇，2001.11.30），與以往的雜誌、影帶、廣播、有線電視相比，成本更低、效益更大。
一九九三年，陳正然、蕭景燈等人架設台灣第一個網路搜尋及公益網站《蕃薯藤》，隔年約集台灣人權促進會、原舞者舞團、人本教育基金會、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臺原藝術文化基金會、滬尾文史工作室等十多個社會運動與弱勢團體，設立相互連結的網站，將各團體的工作成果向全世界展示[6]。《蕃薯藤》的出現，遠比一九九五年創刊、台灣第一個大眾媒體網站《中國時報系全球資訊網》來得早，這是台灣公民媒體第一次在科技掌握上超前大眾媒體。
一九九五年，高雄醫學院學生陳豐偉創辦《南方》電子報[7]，又開創公民媒體新形態。陳豐偉將電子報取名《南方》，一來是延續一九八○年代《南方》雜誌的批判精神，二來是要為非台北、非主流的聲音尋找出路，他認為網路有潛力改變弱勢者永無翻身餘地的惡性循環，也可以改變南台灣文化人辛苦辦刊物卻總是賠錢、難以久撐的宿命。因此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初，先在中山大學BBS站上設立《南方社區文化互動式資料庫》，後來為擴大影響力，又在五月廿四日創立電子郵遞（mailing list）形式的《南方》電子報，開放讀者訂閱，第一天湧進六十四個訂戶，兩週內成長到八百個，到了二○○○年訂戶超過十萬個，發行量不輸中小型報社（陳豐偉，2000、2000.09.09；廖雲章編，2007：120–123）。
《南方》以「讓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為宗旨，但它和以往的公民媒體不同，它不是創辦人和編採團隊發聲的工具，而是開放給人文社群自由發聲的「通路」。草創初期由陳豐偉尋求作家提供好文，由工讀生打字後上網發送；之後與多個社運團體、草根媒體結盟，由盟友輪流供稿；再之後，公眾主動投稿增加，《南方》得到智邦公司贊助，於是聘請《破報》前主編張育章、張釗維等人編選文章；此後，《南方》和「智邦生活館」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利用智邦資源發行《南方》和多家人文電子報，形成一個人文資訊的網路聚落（陳豐偉，2000、2000.09.09；廖雲章編，2007：120–123）。
這些電子報包括：一九九七年創刊的《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崔媽媽網路通訊》、《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台灣農業電子報》、《同位素》（台灣第一份同志電子刊物），一九九八年創辦的《勞動者電子報》、《民間司改會電子報》、《台灣人權電子報》，二○○○年創刊的《婦女新知電子報》、《媒體觀察電子報》……等等，觸及社會改革的各個面向。
陳豐偉（2000.09.09）說：「真正推動《南方》的，是一股期待台灣社會更進步的積極力量。《破報》、《島嶼邊緣》等媒體，以及許多在大眾媒體內潛伏著想實踐理想的知識份子，都是締造這股力量的重要人物。《南方》恰巧在台灣網路發展初期學會上網，於是透過網路收割了這股力量的一部份。一個成功的網站，背後往往就代表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亞馬遜網站不正是一場愛書人顛覆傳統通路的網路社運嗎？不管非營利網站或商業網站，能不能用開放的機制引導社會力量，形成一個讓網站『自有其生命』的經營模式，都是最具關鍵的核心問題。」
《南方》的茁壯，鼓舞許多知識份子和社會行動者上網發聲，其中以《苦勞網》、《生命力》、《網氏/罔市電子報》、《環境資訊電子報》創刊較早、耕耘較久：
《苦勞網》由孫窮理等人在一九九七年創立，是一個標榜「媒體的運動、運動的媒體」的社會運動新聞網站，以協會的形式運作，依賴捐款和代架網站的收入維生。孫窮理原本在《台灣立報》工作，後來在報社大批資遣員工事件中離開，一度創辦《石皮客》報刊，後來看到網路興起，轉而上網創辦《苦勞網》。《苦勞網》原本以收集社會運動相關資料為主，一九九八年統聯客運司機罷駛，《苦勞網》開始第一篇現場報導，之後持續報導核四建照發放抗爭、中華電信工會反釋股、美濃反水庫、九二一震災、西雅圖反WTO抗爭、政黨輪替與八四工時抗爭等等新聞，關注弱勢族群處境、提出不同於大眾媒體的觀點（孫窮理，2007.05.21）。
《生命力》則是輔大新聞傳播系教學實驗媒體，一九九七年由筆者提議創立，以「為弱勢者發聲、為奉獻者立傳」為宗旨，每週在社會福利、社會運動、服務學習、媒體改造、文化創意產業等五大領域報導弱勢者和奉獻者的故事、改革者和創新者的新聞；曾先後發掘「植物人邱佳信甦醒」、「盲人登山隊挑戰玉山」等新聞，引起大眾媒體跟進報導，成為大眾媒體採集社會關懷新聞的重要資訊來源。
《網氏/罔市電子報》於一九九八年三八婦女節創刊，隔週寄送電子報一次，並設有網站。這份電子報由台灣婦女網路論壇的參與團體 — — 勵馨基金會、女權會、主婦聯盟、理貨勞動合作社、上班族協會、開拓女性與社區工作小組、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北市廿四小時婦女保護專線等 — — 共同參與經營，《蕃薯藤》提供網路平台。內容類目包括時事評析、查某人的生活日記、我的身體、女巫散記、民法QA、大地女人、職場女性QA、女書·書女、親子加油站、偽偽夫人信箱，是台灣耕耘女性議題最久、最深的人文電子報。
《環境資訊電子報》是由環保運動參與者陳瑞賓創立於二○○○年。當時，陳瑞賓鑑於國內環保資訊分散各處，想用網路將分散的資訊整合傳遞，於是以私人積蓄架設網站，在二○○○年四月發行電子報，兩個月後成立「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作為編輯中心。《環境資訊電子報》初期摘錄國內環境新聞、並將環保團體提供的資訊統整後發送，隨後開始翻譯美國環境新聞服務（Environment News Servic, ENS)的稿件，之後開始報導國內外環境新聞，補充大眾媒體的疏漏。陳瑞賓不只報導新聞，也藉由協會推展環境教育，兩者相輔相成（廖雲章編，2007：126–128）。
二、特點
電子報時代，是台灣公民媒體首次在技術上超前大眾媒體的時代，也是台灣非營利組織積極辦報發聲的時代，這時代的公民媒體特性，和異議雜誌、異議廣電媒體大異其趣。
（一）理念目標：電子報創辦主力不再是政治人物，而是關懷社會的知識青年或非營利組織成員，他們對大眾媒體在商業邏輯下背棄社會使命有所不滿，儘管手上並無太多資源，但憑藉對網路科技的熟悉，創立電子報來為弱勢族群和社會公義發聲，他們只求宣揚理念、實踐理想，不競逐政治或商業利益。
（二）媒體形式：電子報只要用電腦上網就可開辦，可以採用電子報、BBS、網站中的一種或多種形式發行，可以由一人或多人經營，可以傳播創辦者理念或開放公眾投稿發聲，可以靠個人積蓄、小額捐款、企業贊助、基金會支持或協會接案等方式維生，低成本、高效益，讓創辦者不必忍受文人苦撐雜誌的煎熬，就能又快又廣地傳播，速度、廣度都不輸大眾媒體。
（三）內容產製：電子報可以粗略分為三大類，一是藍色東港溪協會等非營利組織的機構媒體、二是《苦勞網》等新聞團隊媒體、三是《南方》這樣的發稿平台。非營利組織成員自然可以參與內容產製，非成員也可以藉由投稿到《南方》或自組新聞團隊來發聲；這些電子報內容的政治比例大幅降低（這可能是因為主要黨派的政治觀點和訊息已能在大眾媒體自由傳播），相對的，社區運動、生態環保、勞工、婦女、原住民、人權等議題得到越來越多重視，與異議媒體時代「政治議題為主、社會議題為副」的現象恰恰相反。
（四）公民角色：電子報時代的公民不僅可以繼續公民媒體的閱聽人、贊助者，還能夠當投稿者、轉寄者，甚至是創辦人，在新聞產製和傳播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五）傳播策略：電子報藉由多管道發行、聚合社群來擴大傳播層面。多管道發行是指電子報利用網路容易複製的特性，可以將同樣的內容，製作成電子郵遞、BBS、網站三種媒體形式，透過三重管道接觸閱聽人；聚合社群是指各類電子報聚集在智邦生活館等平台，讓喜歡甲類電子報的人有機會看到、進而訂閱乙類電子報，促成電子報訂戶總數增加。此外，大眾媒體常會引用電子報的內容來補強疏漏，例如華視曾引用《生命力》十三個故事製播成社會關懷節目，結果，大眾媒體得到更豐沛的稿源、電子報接觸到更多的閱聽人，兩者互蒙其利。
總之，電子報時代是非營利組織和新聞團隊積極辦報的時代，電子報各自耕耘自己關切的議題，但彼此分享資源、匯聚力量，有時還能經由大眾媒體轉載、引用而接觸到更多閱聽人，公民參與程度，以及傳播的深度、廣度、速度都大大提昇。
陸、人文部落格作為公民媒體
二○○○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民主政治已臻成熟，但藍綠兩大陣營對立日趨嚴重，商業電視和報紙也漸漸選邊，黨同伐異情況日漸惡化；此外，開放後的媒體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商業電視和報紙競相以煽情手法，炒作政爭、犯罪、緋聞、迷信新聞，來刺激收視率和發行量。許多閱聽人對此不以為然，《天下雜誌》調查發現，國中小學老師和家長認為，對學生品格最具不良影響的前三者是政治人物、新聞媒體、電視節目（何琦瑜，2003）；苗栗社區大學更發起「關機運動」，關掉電視一週，重新思考公眾需要什麼樣的媒體（李鎮邦，2004.05.10）。
在此同時，網路科技持續發展，更多易學易用的技術和服務接連推出，個人架站不再是難事。不滿大眾媒體的公民漸漸從抱怨、拒看走向自救，紛紛打造自己的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而和別人交換訊息、論辯觀點、甚至共同推展活動。台灣公民媒體的發展，於是走上個人辦報、串連行動的新階段。
一、簡史
最早的個人媒體可能是BBS的個人版；到了二○○○年二月，台灣第一家網路原生媒體《明日報》推出「個人新聞台」，掀起風潮，短短一年就有超過一萬五千人開台發聲，一年後《明日報》停刊，台長發起自救連署，保住新聞台（翟本瑞，2001.04.15），但功能服務停滯不前，難以持續壯大；到了二○○二年十月，網路社群「藝立協」成立「正體中文blog資訊中心」，開始推廣部落格（blog），個人公民媒體才開始迅速發展，幾年之間就掀起衝擊整個社會的公民新聞浪潮。
部落格是逆時間順序排列文章的網路日誌，只需三四個簡單步驟就能完成架設，每個人都能輕鬆上手，因此迅速風靡全球。部落格一九九七年四月首度出現在美國（王先棠譯，2007.04.10），到了二○○七年四月全球已有超過七千萬個部落格（Sifry，2007.04.05），台灣部落格自二○○二年底引進後，到二○○七年也有多達三一一萬人擁有部落格（何宏儒，2008.02.01）。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任何人只要有一台電腦、可以連上網路，就等於擁有一個媒體、就可以產製新聞（Gillmor，2004)。
為數眾多的部落格，可以藉由RSS[8]等機制相互串連，形成一個個或大或小的聯播網。台灣在引進部落格不久，就開始進行RSS聯播。二○○三年一月啟用的藝立協平台（blog.elixus.org）、三月上線的台灣部落格（www.twblog.net）、隔年二月成立的「Oui-Blog–當我們Blog在一起」（www.oui-blog.com）、十月《蕃薯藤》推出的「全民速報部落格輪播服務」都是重要的聯播平台，也是當時部落格圈的入口網站，部落客可以在此註冊，讓自己的部落格文章被更多人看見，也讓部落客彼此交流、相互認識。
二○○四年九月，台灣創意公眾授權（CC Taiwan，後來改稱「創用CC」）成立，鼓勵部落客共享文章，加速交流。創用CC是數位作品許可授權機制，有幾個核心授權元素，如是否要標示作者姓名、是否允許改作、是否允許商業用途，部落客可以取用這些授權元素，組合成他想要的授權方式，讓讀者和其他網站所有人知道，可以對這份作品做些甚麼、不能做些甚麼（創用CC，2006.06.02；科景討論區，2006.08.20）。創用CC的推廣，讓部落格文章的交流、分享、傳佈變得更迅速、普及。
在此同時，部落客也逐漸從網路交流走向實體聚會。二○○三年九月，hlb與Jedi發起「部落格隨便聚」，首開部落客聚會先例，此後連辦十幾場，交流技術和寫作心得，也共同討論部落格發展願景，同年年底更舉辦「部落格隨便獎」鼓勵年度傑出部落格。這些聚會和獎項，對部落格社群的凝聚和發展，都有正面助益。
這些不斷交流、凝聚的部落客，開始聯手推動公共事務。二○○四年九月，智邦生活館舉辦九二一紀錄片《生命》網路寫手特映會，近百位部落客和個人新聞台台長參加，並和導演吳乙峰座談，這些網路寫手在會後撰文推介《生命》，在網路圈廣為流傳，並被大眾媒體引用報導，讓《生命》票房長紅，也開啟進戲院看紀錄片的熱潮。同年十二月，南亞發生海嘯，部落客迅速動員，成立《東南亞強震、海嘯援助Blog》[9]，並製作網路串連貼紙，很快得到一百四十個部落格響應。
二○○五年，部落格爆炸性成長。螞蟻共和網誌、天空部落、Hinet Xuite、中時編輯部落格、聯合網路城邦、東森ETToday Bloguide、So-net BeYou、PChome Blog、Yahoo奇摩部落格先後推出，公眾可以自由選擇上述免費平台來架設自己的部落格；同年三月，第一屆台灣網誌青年運動會舉行，邀請國內外知名部落客、網路專家對談交流，此後每年舉辦，規模越來越大。十二月，中時電子報舉辦第一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吸引三九三一個部落格報名，最後從各領域共選出一九七個優質部落格，此後同樣年年舉辦，帶動台灣部落格質量的提昇。
在部落客質量提昇的同時，部落客的串連行動也日趨精細。二○○五年十月，《中國時報》體育組主任吳清和在特稿中捏造一段美國職棒球評麥克亞當（Sean McAdam）的談話，台灣野球網的網友ctsox和jsoccer先後寫信向麥克亞當查證，確認吳清和造假後，部落客群起發動抵制，甚至製作「我不看中國時報」網路貼紙，相互張貼串連；這一連串追蹤、查證、串連、施壓行動，是台灣部落客群體智慧和集體力量的重要展示，不僅迫使《中國時報》撤除吳清和主任職務並公開道歉，也讓部落客的串連從聯播資訊推進到共同採集、檢核資訊[10]。
到了二○○五年底、二○○六年初，《HEMiDEMi》和智邦《MyShare》兩大共享書籤[11]接連推出，部落客以此作為資訊交流平台，在上面推薦好文、論辯觀點、成立群組、倡議行動，相關串連更趨頻繁、緊密，社會動員能量也日益強大。
在這個背景下，二○○六年的部落格串連行動大幅增加，包括一月感傷光華商場拆除，二月抗議《聯合新聞網》醜化精神病患，六月反對PChome垃圾信、保護北大同古蹟、關懷受虐犬，十一月抗議《蘋果日報》血腥報導，以及十二月的投綠黨串連：部落客豬小草參加綠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聯合造勢大會，感佩綠黨政見，於是將政見內容製成Podcast，在十二月三日放上部落格；另一個部落客Portnoy聽到了，隨即撰文發動網友支持綠黨候選人，並製作網路貼紙供支持者串連使用，數百個部落格加入串連，《自由時報》和《中時電子報》等媒體也報導這項行動，讓綠黨候選人的能見度大幅提高。結果，雖然未能讓綠黨候選人當選，卻已開啟部落客參與環境政策、民主選舉的先例。
在部落格蓬勃發展的同時，老牌電子報，包括《南方》、《苦勞網》、《生命力》、《環境資訊電子報》也從二○○四年起陸續轉型為部落格或相關平台，以RSS聯播、創用CC授權，與部落格交流合作，《苦勞網》和《環境資訊電子報》更引進部落客擔任公民記者來壯大編採陣容。部落格、電子報、共享書籤漸漸形成一個分進合擊的公民新聞傳播體系，在二○○七年三月的搶救樂生院、以及其他公民新聞行動中展現可觀的傳播能量。
到了二○○七年，公民媒體漸漸從傳播的邊陲走向主流。首先，部落格數量超過三百萬，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傳播勢力；其次，《中時電子報》開始在每篇新聞下增加《HEMiDEMi》、《MyShare》等書籤按鈕，鼓勵網友將中時報導推薦到共享書籤去，等於承認共享書籤的影響力已經不在大眾媒體之下；第三，廣受大眾媒體矚目的卓越新聞獎將社會公器獎頒給《苦勞網》、又和公視合辦公民新聞獎，顯示原本被視為小眾、另類、業餘的公民媒體和公民新聞，已經得到主流新聞界的肯定。[12]
此外，台灣公共廣電媒體集團在二○○七年四月推出《PeoPo》公民新聞平台，開放公民和非營利組織註冊使用平台提供的部落格，發佈文字和影音報導，並且聯播《生命力》等電子報新聞，公廣集團旗下的公視等頻道，還會從《PeoPo》取材報導，讓公民的聲音藉由公共媒體的管道被更多人聽見，開創公民媒體與公共媒體合作的新模式。《PeoPo》上線不到一年，就已經吸引到將近一千五百個個人、組織、電子報註冊，發表大約八千篇新聞 [13]，形成一個公民新聞集散中心。
至此，台灣的公民媒體不再是小眾媒體、另類媒體、地下媒體，而是展現草根聲音、實踐社會公義、引領新聞風潮的先進媒體，報導質量和影響力都足以和大眾媒體分庭抗禮。
二、特點
部落格時代，是每個人都能擁有自己媒體的時代，這時的公民媒體從邊陲走向主流，越來越強烈地影響新聞傳播和社會活動。
(一）理念目標：部落格時代人人可以辦報，不再侷限政治人物、也不一定是非營利組織成員，任何人只要對大眾媒體不滿、想宣揚個人或組織的理念、或者僅僅只是為了記錄生活點滴，都可以輕鬆創辦部落格；更重要的，部落格不需要明確、一貫的目標，今天談家庭瑣事、明天談社會改革亦無不可，也因此吸引各種背景、各種目的的公眾參與，形成一個多達三一一萬人的龐大社群，這個社群宛如變形蟲，發生不同議題時會有不同數量的部落客以不盡相同的方式參與報導和行動。
（二）媒體形式：部落格時代湧現越來越多易學易用的傳播工具，除了最常用的部落格之外，還有共享書籤（如《HEMiDEMi》）、wiki、相片交流平台（如《Flickr》）、影音交流網站（如《YouTube》）、Podcast等等，可以讓不同需求、不同偏好的公民自由選用。更重要的，這些工具絕大多數可以免費取得，而且還能相互串連，以一個人的力量組裝這些免費資源就可以做出功能比大眾媒體網站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網站（陳順孝，2007b：67–104），這是公民媒體發展史上，公民擁有的空前便宜、簡易、強大的傳播工具。
（三）內容產製：部落客集體生產、篩選、編輯資訊。個別部落客分享自己的見聞和觀點，題材無所不包，其中具有公共性和社會意義的文章會被連結、轉寄、轉貼或推薦到共享書籤平台上，得到社會的注意；碰到樂生等重大議題，部落客也會相互串連，集體採集、查證、編輯、散播內容。此外，部落客廣泛採用創用CC授權，讓資訊分享和擴散變得更容易、更快速。
（四）公民角色：每個公民都能擁有自己的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也可以共同參與部落格社群的新聞採訪和編輯，他們不只是大眾傳播體制下被動接收資訊的讀者、閱聽人、消費者，而是既能接收資訊也能產製資訊的讀寫者、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他們藉由共同參與所展現的群體智慧、集體力量是一股空前強大的傳播能量。
（五）傳播策略：部落客分進合擊，平時各自經營自己的內容，碰到有興趣的議題就和志同道合者結盟合作，而且，部落格、電子報、共享書籤等平台共同組成一個傳播體系，任何部落客、媒體只要提出動人的議題（搶救樂生院、搶救童玩節、援助南亞海嘯災民）都能迅速集結一群支持者，組成一個臨時編組而成的傳播團隊，少則數十個串連，讓發起者取得數十倍的力量，大者如樂生案，部落格圈大動員，能量甚至不輸一個大眾媒體。而部落客與大眾媒體關係既是相互監督也是相互合作，例如，公視等越來越多主流媒體越來越頻繁地援用部落客的報導、採訪部落客的觀點，這又讓部落客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形成正向循環。
柒、結論
一、公民媒體的演進
總之，任何時代，當大眾媒體無法滿足人們的傳播需求，公民總會利用當時當地最簡便的科技，在政經情勢允許的範圍內打造自己的媒體、分享彼此的訊息、連結友好的力量來補充、監督、對抗大眾媒體。
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八○年代中期，台灣在戒嚴、黨禁、報禁下，政治資訊受到高度管制，知識份子和在野政治人物於是透過管制較鬆的雜誌來傳達異議訊息和觀點；打破國民黨新聞壟斷；一九八○年代晚期，社運蜂起，戒嚴、黨禁、報禁接連開放，但廣電媒體箝制依舊，在野政治人物和社會運動工作者因此利用日益普及的錄影帶、廣播、有線電視，突破廣電媒體管制；異議雜誌和異議廣電媒體形式雖有不同，但同樣有政治人物參與其中，同樣強調政治議題，同樣挑戰大眾媒體、挑戰國民黨的新聞管制，這樣的公民媒體性質偏向政治異議媒體。
一九九○年代以後，廣電媒體大幅開放，政治言論百家爭鳴，但隨著大眾媒體競爭日趨激烈，商業邏輯漸漸取代政治箝制，商業媒體競相炒作有賣點的新聞，忽略社會多元聲音，不滿商業媒體的公民於是利用新興的網路另闢天地，一九九三年《蕃薯藤》開辦、一九九五年《南方》電子報創刊，之後有數十個關懷勞工、女性、同性戀者、環境、農業、社會福利、司法人權、社區營造的電子報接連創刊，這些電子報主要由非營利組織和社會運動團體創辦，不再強調政治議題，而是深耕各自關懷的社會議題，補大眾媒體的不足，這樣的公民媒體可以稱之為網路人文媒體。
二○○○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商業媒體不僅繼續炒作八卦和犯罪新聞，在政治新聞上更是越來越嚴重地黨同伐異，因此被越來越多人視為社會亂源。到了二○○二年底，部落格引進台灣，不滿商業媒體的公民從抱怨、關機退報、走向自救，利用部落格和網路新工具打造自己的媒體、交流彼此的訊息、串連共同的力量；這些部落格和電子報、共享書籤等資訊交流平台，逐漸聚合成一個分進合擊的公民新聞傳播體系，可以共同傳播人文訊息（如推廣《生命》紀錄片）、監督批判大眾媒體（如揭穿中時體育組長新聞摻假），也可以推展社會行動（如搶救樂生院），這樣的公民媒體可稱為全民參與型媒體。
二、公民傳播體系的形成
從政治異議媒體、網路人文媒體到全民參與媒體，我們看到公民媒體從政治人物主導走向公民自主發聲、從政治掛帥走向多元議題、從慘澹經營走向輕鬆創辦、從單打獨鬥走向分進合擊、從另類走向主流，一步步實踐民主參與、解放媒體、參與新聞的理想，也一步步建構出由下而上的公民傳播體系。
這樣的公民傳播體系，由部落格、電子報、資訊平台共同組成。
一、部落格：包括公眾部落格、社會行動者部落格和非營利組織部落格，公眾平日書寫各自見聞、社會行動者和非營利組織平日經營各自推動的議題，但若發生共同關切的議題（如搶救樂生院、抗議醜化精神病患），則各類部落格會相互串連、聯手出擊，讓彼此的力量相加相乘。
二、電子報：包括《苦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網氏/罔市電子報》、《生命力》，它們和部落格一樣，各有關切的領域，不同的是，它們以採集新聞（而非推展社會行動）為工作重點，會定期採訪（而非隨興報導）自己深耕的議題，對於共同關切的社會議題（如搶救樂生院）會從各自關切的角度（如人權、環保、社會福利）切入探討。
三、資訊平台：包括投稿平台和分享平台，投稿平台如《南方》、《PeoPo》，讓公民發表自己採集的報導；分享平台如《HEMiDEMi》、《MyShare》等共享書籤，讓公民推薦自己讀過的好文（包括部落格、電子報、大眾媒體的文章），相互分享和討論。資訊平台讓原本分散的部落客有一個共同交流、切磋、聯繫的園地，能夠促進部落客的相互了解和合作，例如，部落客搶救樂生院行動就是以《HEMiDEMi》作為資訊交流、工作協調、社會動員平台。
部落格、電子報、資訊平台共同組成高度開放、極為彈性的傳播體系，公眾依據自己的興趣、時間、偏好，選擇參與的面向和程度，不必犧牲奉獻，也不必全時工作，就能對公民新聞的發展做出貢獻。
例如，一個部落客，即使對公共議題不感興趣，只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也能成為這個公民新聞傳播體系的一環，並對公民新聞做出至少四種貢獻：首先，看到好文章就推薦到共享書籤去；其次，到共享書籤去閱讀文章、參與討論；第三，偶爾寫出好文章，被朋友推薦進共享書籤；第四，響應網路串連行動，張貼網路串連貼紙或轉貼文章，加速資訊傳布。
由於部落客總數多達三一一萬，即使只有百分之一偶爾推薦好文、千分之一偶爾寫出好文、萬分之一積極參與社會行動，總和起來的報導質量和行動能量仍然可觀。而且，部落客分佈在社會各角落、從事各種職業，能夠觸及的區域、專業，總和起來絲毫不輸任何一個大眾媒體。換言之，公民傳播體系匯集廣大部落客的群體智慧，由下而上結合成一股足以抗衡大眾傳播的新興傳播力量。
三、公民傳播體系的特徵
公民傳播體系裡的網路公民媒體，與商業大眾媒體相比，大有不同：
首先，就媒體性質而言，大眾媒體通常由政治人物或資本家創辦，目的在擴大政治影響力或賺取廣告發行利益；公民媒體通常由公民自力創辦，目的在發出自己的聲音、交流彼此的訊息、串連彼此的力量，以推動社會改革。
其次，就組織結構而言，大眾媒體通常規模龐大、雇員眾多，以上下層級分明的科層組織進行管理，購置昂貴而複雜的機器設備來產製和傳播資訊；公民媒體小而多樣，一人就可經營，即使多人經營，彼此關係也是平等的夥伴關係而非上下從屬關係，他們通常使用簡單好用、低價甚至免費的網路工具來產製和傳播資訊。
第三，就影響因素而言，大眾媒體以營利為目的，深受商業邏輯左右，甚至藉由黨同伐異來區隔市場，激化社會對立；公民媒體不以營利為目的，依據創辦者的自我期許、社會使命行事，也與其他公民相互對話、相互監督，依據共識或同儕壓力行事。
第四，就守門模式而言，大眾媒體高度中央集權，由專職的記者編輯生產資訊，經過層層篩選、修訂，確認正確無誤且符合媒體政策後才出版；公民媒體則去中心化，任何公民都可自由發佈消息、論述意見，這些消息和意見由公眾共同篩選、查證、修訂、延伸、編輯、加值，越受肯定的消息和意見能夠得到越多人的引用和傳播。
第五，就公民角色而言，在大眾媒體領域，公民只能當個閱聽人或消費者，被動地接收訊息，很難雙向討論，更難藉由大眾媒體發送訊息；在公民媒體領域，公民可以成為主動的讀寫者或生產性消費者（pro-sumers)，既閱聽新聞，也討論新聞、產製新聞。
第六，就報導義理而言，大眾媒體宣稱中立，提供訊息和觀點，但不介入行動；公民媒體重視公義，在釐清事實、辨明是非曲直後，常常會參與行動、推動改革。
第七，就授權模式而言，大眾媒體捍衛智慧財產權，保留作品的一切權利，公眾非經授權或購買就不能引用；公民媒體強調創意共享，採取「創用CC」授權，僅保留部份權利，通常歡迎公眾在註明出處、非營利狀態下自由引用。
第八，就傳播策略而言，大眾媒體一對多傳播，自行建立龐大的發行網或播放系統，一次向大眾傳播訊息；公民媒體則是多對多傳播，所有公民都能自由發聲，受矚目、受肯定的訊息經由網路連結、轉寄、聯播、推薦進共享書籤等方式，由公眾以等比級數又快又廣的傳播，傳播速度和廣度並不一定會輸給大眾媒體。
四、公民傳播體系的挑戰
這樣的傳播體系高度體現民主參與、解放媒體、參與式新聞的理論願景，讓公民充分實踐傳播權利。首先，不同種族、宗教、性別、性取向、政治立場、社經地位的人都能自由發聲，分享各自經驗；其次，散居各地、背景互異的民眾，能夠相互認識、對話、合作，共同討論公共事務、攜手推動社會改革；第三，公眾有機會分享公共事務的訊息和觀點，進而理性論辯，尋求交集，尊重差異；第四，公民能夠以更少的人力、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傳播公義訊息、推展改革行動，讓分散各地的行動者藉由網路迅速集結、彈性分工、聯合行動。
不過，公民新聞傳播體系還在發展初期，仍有許多未臻完善之處。首先，數位落差尚未消弭，許多弱勢族群和偏遠地區民眾仍難上網；其次，上網的民眾中，書寫生活瑣事者，遠大於探討公共事務者；第三，探討公共事務的部落客隨興來去，不像大眾媒體記者固守崗位，以致資訊質量並不穩定；第四，能夠激起部落格社群廣泛注意的議題仍然有限，多數議題只得到少數人、短時間的注意，難以持續產生社會影響力。
未來，如何縮小數位落差，如何鼓勵更多人參與公共議題的新聞產製，如何催生更多新聞團隊，像《苦勞網》深耕勞工議題、《環境資訊電子報》深耕環保議題一樣，針對重要社會議題，長期編採、持續報導，提供質量穩定的資訊、吸引更多人更持久的關注和支持，是所有關心公民媒體、關心公民傳播權利的人應該努力的方向。
公民媒體若能持續發展，也許無法在短期內取代大眾媒體，但一定可以和商業媒體、公共媒體相互監督、補充、競爭、合作，讓台灣的傳播生態更趨健全、公民的傳播權利更能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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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部落客搶救樂生院的日程，主要來自筆者在搶救期間的網路觀察，並參考黃哲斌先生未發表的〈樂生療養院拆遷事件大事紀〉，以及以下文獻：1.曾心盈、葉大瑋（2007.04.25）。樂生看部落客串連社會運動及公民新聞想像[網路版]。網址： http://ojr.pots.tw/archives/21。2. 董福興（2007.03.18）。〈[樂生] 走出去，讓你的身體動起來，讓你的眼睛看到現實〉[網路版]。網址： http://mediaobserve.blogspot.com/2007/03/blog-post_18.html。
[2] 網路圈的觀點並非一致，例如部落客Zonbles等人質疑樂生九○％保留方案的可行性，台灣最大BBS系統PTT上也有許多論辯。不過，發表文章支持九○%保留方案的部落客仍佔多數。
[3] 雜誌之外，《公論報》、《台灣日報》和《自立晚報》也曾扮演異議媒體角色，但都飽受打壓，《公論報》被奪、《台灣日報》被迫轉讓，只有《自立晚報》臨淵履薄地長期奮鬥（陳國祥，1987），本文以雜誌為分析對象，對報業存而不論。
[4]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日，流亡海外的許信良第二度搭機欲從中正機場闖關回台，群眾前往接機、但在半路上遭軍警毆打，史稱中正機場事件。當時現場有數十位記者目擊，但因事涉政治敏感，隔天只有自立晚報作了「點到為止」的報導，「綠色小組」影帶對真相的揭露扮演重要角色。
[5] 地下電台經營者以民進黨人士佔多數，但並非全部，例如新黨人士也經營「新思維」電台。
[6] 詳見「蕃薯藤網路」，網址為：http://home.yam.org.tw/。 一九九八年，《蕃薯藤》商業化，但仍由關係密切的開拓基金會繼續經營人文資訊。
[7] 本文所稱的電子報，是指在電腦資訊網路上刊行，會在一至七天內更新資料的新聞性資訊服務（陳彥豪，1995），包括在BBS刊行者、用電子郵件遞送者、也包括以網站形式經營者，本文所提到的電子報都曾兼用兩種或三種發行形式。
[8] RSS原文為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可以匯整網站最新文章，讓網友訂閱文章標題、摘要，並在其網站同步聯播。幾乎所有部落格系統都支援RSS功能（O’Reily，2005；XML台灣資訊網，2005）。
[9] 《東南亞強震、海嘯援助Blog》網址為：http://blog.roodo.com/tsunamihelp/。
[10] 本段有關吳清和事件的報導，主要參考黃哲斌先生未發表的文稿，特此致謝。
[11] 共享書籤 (Social Bookmarking，另譯社會書籤)是一種超連結的收藏和分享的社會性軟體。因為收藏的超連結可以被許多人在網路上分享，因此也有人稱之為網路書籤。用戶可以通過它來收集，分類，匯集感興趣的網路信息，如新聞、圖片、資料、網站等。同時，也能簡便地與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個人收藏，並從其他用戶收藏中進行資訊採集。它和部落格的差異在於，部落格主要分享自己撰寫的作品，亦即寫作經驗；共享書籤則分享自己編選的作品，亦即閱讀經驗（維基百科，2006.09.01）。
[12] 此外，近幾年先後停刊的《自立晚報》、《中央日報》、《民生報》陸續轉換形式、上網發行，形成網路公民媒體躋身主流、傳統主流媒體退居網路邊陲的現象。
[13] 根據《PeoPo》工作人員提供的資訊，二○○八年三月十日共有一四六六個註冊會員、七九三二篇文字或影音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