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討人單力薄的台灣獨立媒體記者，為何能在新聞獎項競賽中，一再擊敗大眾媒體記者？
筆者爬梳獨立媒體發展脈絡、分析獲獎獨立媒體記者的相關資料、檢視參與觀察紀錄，結果發現：關鍵在獨立媒體的三大特質：
（一）財務自主：獨立媒體藉由公眾捐款、產品銷售，獨立記者藉由稿費、演講費，足以維持媒體營運和個人生活，不必依賴政商勢力。
（二）議題專注：獨立媒體與記者通常聚焦深耕一個領域，採訪時以議題為中心，跨機構採訪新聞，打破大眾媒體記者以機構為中心的採訪陳規，因此能夠更廣更深的了解議題。
（三）目標公義：獨立媒體與記者積極以報導實踐社會正義和弱勢關懷，願意探討冷門、敏感但重要、切身的問題，並且不畏權勢、鍥而不捨的追查到底，揭發真相、評析是非。
自主、專注、公義本是新聞媒體共通的核心，但當大眾媒體一味求大，變成富豪才能創辦、依賴廣告維生、依附強權謀利，甚至炒作八卦、出賣新聞、淪為老闆打手時，獨立媒體小而自主、小而專注、小而公義的堅持就顯得格外珍貴和亮眼。
出處：陳順孝（2014）。〈獨立媒體「小」革命一一自主、專注、公 義的新聞實踐〉收錄在羅世宏、童靜蓉編《社交媒體與新聞業》，頁221–236。台北市，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壹、導論
二○一三年，獨立媒體記者一舉贏得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新聞評論、新聞攝影三大獎。
《上下游》記者汪文豪、林慧貞以「揭開偽米粉真相」系列報導贏得調查報導獎。二○一二年，他們接獲線索指稱多數米粉不是米做的，立即展開追查，並到知名米粉產地和中北部主要賣場購買五十二件品牌包裝米粉，送請專業機構檢驗，結果發現高達九成含米量過低，不夠資格稱為「『米』粉」，甚至充斥價格低的玉米澱粉摻假，他們將調查結果製作成系列報導，引發輿論熱議，迫使政府修法規範，大眾媒體也紛紛跟進推出各類食品摻假的調查報導。
《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以〈《服貿》爛透了？沒錯！這就是「自由貿易」〉一文贏得新聞評論獎。二○一三年六月廿一日，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七月七日，孫窮理就發表上述評論，認為服貿和自由貿易一樣：「不是純經濟的，而是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是符合強國、跨國資本的利益的」、「對工人是絕對不利的」、「製造嚴重的貧富差距與失業」、「帶來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助長獨裁與貪腐的政權」、「給予跨國資本壓縮勞動條件、打壓工會的武器」、「是反民主的」。這篇評論的相關觀點，在八個月後的太陽花學運中，一再被提出討論。
供稿給《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獨立記者鐘聖雄則以「南風」贏得系列新聞攝影獎。「南風」以影像記錄與台塑六輕只有一水之隔的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台西村民坐在門口就能看到六輕的煙囪，每年夏季盛行南風時，村民就得忍受來自六輕的空氣污染和惡臭，有田有海的小村，淪為全彰化罹患癌症比率最高的地方。鐘聖雄能拍能寫，在「南風」引言中寫道：「當南風吹撫，雨水如淚落下，母親的臂彎成了彼此枯寂的墳墓。這些橫跨了二十年的生命故事與影像紀錄，要告訴我們的訊息除了生，也有死；還有，南風來的時候他們如何活」。
這不是獨立媒體記者第一年得獎。二○一○年，獨立記者朱淑娟贏得三大獎：〈中科三期，環評與司法的論戰〉獲曾虛白新聞獎的公共服務報導獎，〈中科四期，風暴從這裡開始〉獲卓越新聞獎平面報導即時新聞獎，與公視團隊合作的「水的難題系列報導」獲得卓越新聞獎電視類專題新聞獎；二○一一年，李惠仁以六年時間追查禽流感疫情拍出的紀錄片「不能戳的祕密」贏得卓越新聞獎電視媒體調查報導獎。
獨立媒體記者人數總和還不及一家大眾媒體，如果將他們視為一家大眾媒體，這家「獨立大眾媒體」在近年的新聞獎競賽上，表現不輸大眾媒體、甚至超越大眾媒體。以二○一三年的卓越新聞獎為例，平面媒體和攝影類共有七個獎項，獨立媒體贏得三大獎，《聯合報》贏得兩大獎，《商業周刊》和《經典雜誌》各得一個獎項，獨立媒體顯然是贏家。
獨立記者單打獨鬥、獨立媒體記者屈指可數（《上下游》得獎時只有兩名記者、目前三名；《苦勞網》只有四名記者），他們為何能夠擊敗規模十倍、百倍於他們的報紙、雜誌、電視、通訊社，贏得新聞大獎？有人說，他們是因為曾在大眾媒體歷練才能得獎；但鐘聖雄、林慧貞從未在大眾媒體工作過，朱淑娟、李惠仁雖曾在大眾媒體工作，但工作期間從未贏得主要新聞獎項，只有汪文豪在《天下雜誌》任職期間曾經得過國際新聞獎項。顯然，他們得獎的關鍵不在大眾媒體歷練，而在獨立媒體實踐。
那麼，獨立媒體究竟有哪些特質、條件，讓獨立媒體記者能夠以小敵大、以弱擊強，擊敗大眾媒體記者贏得新聞大獎？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
貳、獨立媒體的演進
獨立媒體的「小」，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意義。在前大眾傳播時代，「小」是常態；在大眾傳播時代，「小」是堅持；到了網路時代，「小」則是利基。
一、前大眾傳播時代：「小」是常態
近代新聞事業始於一五六六年創辦的威尼斯小報（Venice Gazzetta），以營業為目的的第一份印刷報紙則是一六一五年在德國發行的法蘭克福新聞報（張寶林，1981：191）。此後兩百多年，新聞事業一直是個人或家庭經營的小事業，創辦和營運的成本不高，所需人力也不多。
在創辦和營運方面，早期印刷機是手動的，每小時只能印兩百張（Picard & Brody, 1997/ 周黎明譯，2004：68–72），但價格低廉，在十九世紀初期的英國，只需十英鎊左右就能買一台手動印刷機來創辦報紙；創刊後的營運成本也不高，一八三○年代英國的《窮人衛報》，發行量達到兩千五百份時，就已經做到收支平衡了，這時期的報紙很少刊登商業廣告，即使刊登，廣告量也不大，因此不必受制廣告主（Curran & Seaton, 2003/ 栾轶玫譯，2003：10–11）。
在人力方面，報紙規模普遍不大，創辦人通常只在一名年輕學徒的幫助下，單獨為報紙撰寫大部分稿件，或向朋友約稿，然後進行排版、印刷和出版報紙（Picard & Brody, 1997/ 周黎明譯，2004：72–73）。
在這個時期，只要有撰稿的能力、不畏政治強權的勇氣，創辦媒體並不困難，在英國創辦《泰晤士報》的華特父子（李瞻，1985：117–130），先後在美國辦報的富蘭克林兄弟（Schramm,1994：191–192；223/ 游梓翔、吳韻儀譯，1994），就都獨立辦報，他們既是報老闆也是獨立記者。
二、大眾傳播時代：「小」是堅持
一八三○年代，大眾傳播時代來臨，印刷科技飛快進步，辦報成本也同步激增。印刷機每小時印量從兩百張、四千張、一萬張、激增到一八七一年的三萬五千張（Picard & Brody, 1997/周黎明譯，2004：68–72）；辦報成本從一八三五年《紐約前鋒報》創辦時的五百美元，一八四一年《紐約論壇報》創辦時的三千美元、激增到一八五一年《紐約時報》創辦時的十萬美元（Roshco, 1957/ 姜雪影譯，1994）；一八九六年，英國《每日郵報》創辦費超過五十萬英鎊（Curran & Seaton, 2003/ 栾轶玫譯，2003：23–24），一九八二年，《今日美國報》創辦開支超過兩億美元（Prichard, 1987/林添貴譯，1994）。
這樣的報紙，平民百姓根本無錢創辦，只有富豪創辦得起。辦報的富豪，往往兼營大型企業，政商關係複雜；加上為了賺取廣告收入，必須爭取經營其他大型企業的廣告主青睞，不敢得罪廣告主。報紙因此淪為老闆維護和擴大政商利益的工具，記者要堅持獨立精神，需要在組織內部尋找老闆干預的漏洞（陳順孝，2003；MacDougall, 1989, March/April/王俐容譯，1994年10月），或者抗爭，但漏洞有限、抗爭不易；許多堅持獨立精神的記者、寫手因此在大眾媒體外部另辦獨立媒體。
以美國為例，早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有不滿主流媒體的寫手，以雜誌為基地，揭發政商醜聞、探討勞動問題；一九五三年，異議記者史東（I. F. Stone）被迫離開新聞界，他以一己之力創辦《史東週刊》，從官方檔案中發掘政府說謊和違法的證據，獨家揭露許多弊案，獨力辦報十八年；到了一九六○年代，美國學運青年紛紛創辦地下報刊，批判權勢集團和大眾媒體、探討貧窮、生態等議題（黃怡，1987；南方朔，1991； Emery et al., 2000／展江譯，2004）。在台灣，從一九五○年代起，也先後有《自由中國》、《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雜誌，在戒嚴和報禁體制下討論民主、人權、揭露大眾媒體掩蓋的新聞（陳國祥，1978；包澹寧，1995；李旺臺，1993）。
這些獨立媒體和大眾媒體迥然不同。它們創刊目標在推動社會改革而非利潤極大化；營運方向是保障弱勢發聲，而非迎合高消費力閱聽人；閱聽人角色是互動參與者，而非被動接收者；收入來源是民眾訂閱和捐助，而非廣告主；發行透過另類報攤等非主流通路，而非發行公司和派報單位；反映的是一般民眾和弱勢者觀點，而非政商名流利益；組織結構獨立於企業等主流機構之外，和主流機構沒有共生關係；組織運作採行參與式民主決策，而非科層結構；使用大眾化生產方式、低或普及的科技，而非高科技、昂貴的生產工具（成露茜，2005）。
這樣的獨立媒體，理想色彩濃厚，但傳播速度和報導質量很難和大眾媒體抗衡，以「小」敵大，是他們對理想的堅持。
三、網路傳播時代：「小」是利基
獨立媒體的堅持，到了網路傳播時代，終於可以發光發熱。
一九八六年，串連全球的網路網路（Internet）誕生；一九九一年，可傳送多媒體訊息的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ＷＷＷ）問世。到了一九九七年，部落格（blog）崛起，民眾無須學習程式語言，就能在幾分鐘內架好網站；此後，微網誌（如twittwr）、社群網站（如Facebook）、影音網站（如YouTube）相繼出現，全都易學易用，全民傳播時代來臨（夏嘉玲，2009年10月31日；朱小明，2007年9月3日；Berners-Lee,1999/ 張介英、徐子超譯，1999）。《We the Media》一書作者丹吉摩（Dan Gillmor）因此說（Gillmor, 2004 / 陳建勳譯，2005 ）：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任何人只要有一台電腦、可以連上網路，就等於擁有一家報社⋯⋯幾乎任何人都可以產製新聞。」
網路開啟獨立媒體的黃金時代，它讓獨立媒體記者以比前大眾傳播時代更低的成本創辦媒體，又讓獨立媒體享有和大眾媒體一樣的速度和廣度。首先，網路是最便宜、強大的新聞產製工具，薛佛（Jan Schaffer）二○○六年調查美國公民媒體發現，廿九%受訪者表示花費不到一百美元、四十三%表示低於一千美元，由於創辦成本低，五十一%表示不必為網站的持續營運去賺錢（Schaffer, 2007； 轉引自胡元輝，2010:18）；其次，網路也是最暢通的行銷管道，任何網站只要上線，就有機會被全球讀者看見，能見度和大眾媒體網站一樣高。
獨立媒體的網路傳播能量不輸大眾媒體，它們的「小」變成一種利基。
《小眾，其實不小》一書的作者哈金（James Harkin）就指出：「一九九○年代以來，許多媒體老闆一面忙著砍預算、裁記者，一面卻想要包山包海報導所有類型的新聞，結果反而稀釋了自己的權威」，反倒是聚焦政治的《Politico》等獨立媒體，為真正感興趣的人提供深入調查和報導，結果贏得死忠讀者群，叫好叫座。哈金說（Harkin, 2011/陳琇玲譯，2014：171–177）：
「成功的公司會在一個很特殊的領域 — — 也就是『巢穴』 — — 裡冒出。這種公司不會敲鑼打鼓的企圖吸引所有消費者，反而會縮小焦點，努力製作更獨特的產品，用心滿足為數極少卻熱情的死忠顧客。」
網路趨勢觀察家凱利（Kevin Kelly）也認為，網路時代的創作者，不必追求成為閃亮巨星，只需擁有一千名死忠粉絲就能維持生活。這些死忠粉絲願意花錢購買你所有作品、希望即時得知你的最新消息、迫不及待等著你的新作，他們每年至少願意用一日所得來支持你的工作。凱利說，一千是可以實現的數目，每天增加一名粉絲，三年就能從零達到一千，每位粉絲一年若能用一百美元支持你，一千個粉絲就能帶來十萬美元收益，足夠創作者生活。凱利說，有了死忠粉絲，創作者得以保持真實的自我，並專注發展獨特的觀點和作品，他越真實、獨特，粉絲越死忠，形成良性循環（Kelly, 2008, March 4)。
凱利和哈金所述，雖是討論廣義的網路創作者和商業公司，但聚焦特殊領域、贏得死忠粉絲正是獨立媒體特質所在、屹立之道。
四、小結
回顧獨立媒體的發展，它跨越不同時代的核心特質有三：
（一）財務自主：成員少、成本低，容易創辦和維生，不需依賴政商資源，可以獨立自主運作。
（二）議題專注：專注經營特定領域，可以深耕議題、營造特色、吸引死忠粉絲。
（三）目標公義：不同與主流的觀察和分析角度，通常站在草根立場，為基層民眾發聲，強調社會正義和社會關懷。
這三大特質，本是新聞媒體共通的核心，但當大眾媒體一味求大，變成富豪才能創辦、依賴廣告維生、依附強權謀利，甚至炒作八卦、出賣新聞、淪為老闆打手時，獨立媒體小而自主、小而專注、小而公義的本質就顯得格外亮眼和珍貴。
參、獨立媒體的實踐
獨立媒體的特質在自主、專注、公義。本文就從這三個面向，分析台灣獨立媒體工作者為何能夠贏得新聞獎項、引領輿論走向。
本文分析對象，是獲得國內主要新聞獎（卓越新聞獎、曾虛白先生新聞獎、吳舜文新聞獎）個人獎項的獨立媒體及其記者，包括《上下游》及其旗下的汪文豪、林慧貞，《苦勞網》及其創辦人孫窮理，以及不隸屬特定媒體的獨立記者朱淑娟、李惠仁、鐘聖雄等人。
本文分析資料來自有關這些獨立媒體和獨立記者的自述文章、學術論文、新聞報導，以及筆者的參與觀察。筆者是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共同發起人，熟識這些獨立媒體創辦人和獨立記者，經常和他們討論獨立媒體相關議題，留下筆記和文件；筆者並且歷任卓越新聞獎和曾虛白新聞獎評審，親身了解評審標準和過程。
以下，是本文的研究發現：
一、財源自主 粉絲力挺
獨立媒體創辦和營運成本低，獨立媒體記者可以藉由小額、多樣的財源維生，因此不必受制於政商勢力，可以更獨立地報導新聞。
首先，創業容易。獨立媒體記者通常使用免費或低價網路工具來架站發聲，《上下游》使用自由軟體WordPress、《苦勞網》使用自由軟體Drupal、朱淑娟使用免費的Blogger架設個人網站《環境報導》，即使租用網路空間、付費增修程式，一年開銷也只需要一兩萬元。此外，主要供稿給《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鐘聖雄不必負擔網站架設成本，李惠仁則以拍攝紀錄片為主，再將紀錄片成品交由其他媒體發表，或放上YouTube公開。
其次，維生不難。獨立媒體記者收入，若比照科技部學士級專任研究助理起薪（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元），一人一年約需卅八萬。《苦勞網》有七名員工（記者四人、行政兩人），約需兩百六十六萬元，《上下游》有九名員工（記者三人、編輯一人、產品部五人），約需三百四十二萬元。在實際收入方面，《苦勞網》寄發給捐款人的財務報告透露，二〇一三年總收入為二百五十萬四千五百多元，距離兩百六十六萬元不遠；《上下游》創辦人馮小非則告訴筆者，去年的收入超過三百四十二萬元不少。獨立作業的朱淑娟、李惠仁、鐘聖雄，年收入也都超過卅八萬元，超過的幅度因人而異，有人告訴筆者，他的年收入超過九十萬。
第三，財源多元。一年數十萬、數百萬的財務需求，不需要依賴政府、政黨、財團、廣告主，而可以藉由捐款、稿費、多元營收來達成。《苦勞網》九七％收入來自公眾捐款；《上下游》財源則包括「共同辦報人」每人每月三百元的捐款、基金會和個人贊助、小農產品開發和銷售所得，產品收入約八二％。朱淑娟收入主要來自與公共電視合製專題報導、供稿給《商業周刊》、《風傳媒》和台達電基金會《低碳部落格》等媒體的稿費，以及演講費；李惠仁收入主要來自幫公共電視等單位拍攝紀錄片、為廣播電台製作專題，以及為《今周刊》、《財訊》、《YAHOO!奇摩新聞專欄》撰稿的稿費和演講費；鐘聖雄收入主要來自《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的稿費。
小額、多元、公眾捐輸的財源，讓獨立媒體工作者不受政商束縛，可以獨立自主的報導、評論，並且與公眾建立緊密互動，贏得凱利和哈金所說的死忠粉絲，以《苦勞網》和《上下游》為例，它們各有數百位死忠粉絲願意捐款支持、購買產品，人數不到凱利所說的一千人，但每年捐款和消費金額常常超過凱利預設的一百美元，因此能夠維持生存、持續發展；有了死忠粉絲的支持，獨立媒體不必依賴政商勢力，可以無所顧忌地獨立報導，而且越堅持獨立報導，越能贏得粉絲的支持，形成良性循環。
二、議題專注 視野宏觀
財源自主，讓獨立媒體不受政商干預、無欲則剛；專注特定議題，則讓獨立媒體集中力量，可以做出比大眾媒體更深更廣的報導。
首先，獨立媒體的專注，不是專注傳統新聞採訪網上的某一條路線，而是以某一個領域為中心，探討與這個領域相關的所有議題。
大眾媒體新聞宛如大拼盤，政治、經濟、文教、體育、影視、社會各擁幾個固定版面和時段，除非發生重大新聞否則很少變動，久而久之，報導類型固定、題材一再重複，例如社會新聞幾乎等同於警察局受理報案的犯罪新聞，每當發現屍體，媒體就以「某某地點驚見某某屍」為題報導，一九九六年，聯合報一年出現十九次「驚見」屍體的新聞標題，中國時報更「驚見」二十三次。
獨立媒體則跳出新聞拼盤的框限，以一個個被傳統媒體切成小塊的領域為中心，重新發掘它的主體性和新聞意涵、深化並擴大它的採訪範圍。例如，《上下游》以農業為中心，廣及食品安全、環境議題，它發現台灣農業問題不僅是在地問題，因此廣泛報導全球農業議題，特別是中國、韓國、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農業與台灣的競合關係，甚至派出兩名記者赴緬甸實地採訪一個月（上下游編輯部，2014年6月10日），跨入國際新聞領域；《上下游》也發現台灣農村移民配偶越來越多，因此與《四方報》合作刊載越南文的食譜，服務越南移民配偶；這樣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越大眾媒體。
此外，《苦勞網》從勞工議題出發，擴及移民、人權、土地正義等社會運動議題，鐘聖雄以社會正義為中心，關注樂生院拆遷、莫拉克風災重建、民宅民地徵收等議題，朱淑娟深耕環境議題、李惠仁側重防疫問題，同樣展現既廣有深的採訪視野。
其次，獨立媒體的專注，讓它在特定領域投入比大眾媒體更多的人力。例如，大眾媒體幾乎沒有一個記者全職報導農業議題，但《上下游》全職報導農業相關議題的記者，從創刊初期的一人增加到目前的三人；又如，《苦勞網》報導的社會運動相關議題，大眾媒體頂多一兩位記者報導，但《苦勞網》投入的人力高達四位。
這樣的人力，已經超過大眾媒體相關路線的人力，不僅如此，獨立媒體還擁有許多新聞志工，為它們撰寫稿件、提供線索，這就讓獨立媒體在特定領域的人力資源更加超越大眾媒體。
第三，獨立媒體專注議題而非機構，讓它的記者能夠更宏觀、更深刻的報導、分析、評論。
以環境新聞為來，傳統媒體按照機構（如經濟部、環保署、國民黨、縣市政府）來劃分採訪路線；然而，許多議題涉及多個機構（如國光石化設廠案，與經濟部、環保署、國民黨、縣市政府都有關），傳統媒體通常由不同路線記者採訪不同機構觀點，然後將各方訊息拼湊成報導，但報導的記者沒人掌握全貌。
相對的，獨立媒體記者針對一個議題，一人要採訪所有機構，儘管要花幾倍心力，但能夠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討議題。例如，朱淑娟跑環境新聞，涵蓋的機構就包括：1.行政部會：環保署、內政部營建署、農委會、水利會、國科會、各科學園區管理局、經濟部工業局、水利署、能源局、原能會、台電；2.立法院：衛生與環境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教育委員會；3.地方政府：跑國光石化新聞時的彰化縣政府、跑後龍科技園區的苗栗縣政府、跑六輕的雲林縣政府、跑美麗灣新聞的台東縣政府；4.民間團體，如環保組織；5.學者；6.業者；7.在地民意代表和民眾（朱淑娟，2012年7月18日）。
這樣的廣度，讓她能從各個面向剖析環境議題，能夠發掘出大眾媒體記者看不到的角度。她說（朱淑娟，2012年5月23日）：
「反思我成為獨立媒體、與過去在傳統媒體兩者的工作差異，發現我之所以變成今天的我，不全然是過去十年在傳統媒體的根基，更大的因素是成為獨立媒體後因突破過去僵化的分線方式、區域限制，自己得以掌握並深入追蹤議題、不受版面限制，在這過程中自己的能力也有了明顯的進展。」
朱淑娟在報社主跑環境新聞十年，未曾得過新聞獎，轉任獨立記者一年多，就一舉獨得卓越新聞獎和曾虛白先生新聞獎三大獎項，關鍵就在以議題為中心、而非機構為中心的採訪歷練。
總之，獨立媒體的發展打破中央集權的新聞拼盤，轉而形成一個個各自獨立又相互重疊的新聞生態圈，大大豐富新聞報導的總體意涵、也提昇獨立記者的專業素養。
三、目標公義 不畏權勢
財務自主、議題專注，讓獨立媒體記者可以無所忌憚、長期深入地報導新聞、揭露真相、剖析問題、評論是非，進而實踐公義。
首先，獨立媒體記者都堅持公義，以報導實踐社會正義和社會關懷。《苦勞網》以「運動的媒體，媒體的運動」自許，強調弱勢關懷、批判觀點；《上下游》自我定位為「一個關心農業，以及友善土地議題的社會企業」；朱淑娟以報導保護生態環境，李惠仁揭發被掩蓋的疫情，鐘聖雄以報導為麻風病友、受災受害民眾、被強制徵地拆屋者發聲。
其次，獨立媒體及其工作者基於公義，願意深耕大眾媒體的冷門、敏感議題。這些議題不是缺乏賣點（如弱勢權益、土地正義、環境保護）、就是複雜敏感（流行疫情），大眾媒體大多遺漏、忽視或迴避，獨立媒體及其工作者卻以此作為報導焦點、志業所在。
第三，獨立媒體及其工作者為了實踐公義，鍥而不捨、勇敢無畏，敢於挑戰有權有勢者。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惠仁，他以六年時間追蹤調查政府掩蓋的禽流感疫情，完成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其間面對政府掩飾、扭曲、攻訐、甚至揚言提告，仍然堅持到底，終於迫使政府承認掩蓋疫情，紀錄片也贏得新聞獎。
當大眾媒體深陷政商泥淖，獨立媒體的堅持公義、追蹤難題、無懼權勢，顯得格外珍貴，也讓他們一再贏得新聞獎評審的青睞。
二○一○年，朱淑娟以〈中科三期：環評與司法的論戰〉贏得曾虛白先生新聞獎的公共服務獎時，評審實錄中記載的獲選理由包括：「長期關注中科三期環評議題，在主流媒體尚未報導此事時，善用網路媒體特性，讓相關資訊廣為流傳，而後又能影響、刺激主流媒體跟進。」
二○一一年，李惠仁以「不能戳的秘密」贏得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獎時，評審肯定他「透過專業分析與長期追蹤的能力與毅力，針對『禽流感疫情』此一重大且少有媒體持續關注的公共議題，對公部門進行深入批判與大膽的揭露」。
二○一三年，汪文豪、林慧貞 以〈揭開偽米粉真相〉贏得卓越新聞獎平面媒體類調查報導獎，得獎理由是：「以長期調查和專業檢驗，揭發攸關食品安全和農業發展的內幕⋯⋯採訪深入、證據堅實、建言可行⋯⋯充分發揮記者挑戰不義、發掘真相、觸發改革的職能」。
肆、結論
本文探討人單力薄的獨立媒體記者，為何能在新聞獎項競賽中，一再擊敗大眾媒體記者。
筆者檢視獨立媒體發展歷程，發現獨立媒體貫穿前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傳播時代、網路傳播時代的核心特質有三：財務自主、議題專注、目標公義。筆者從這三個面向檢視當前台灣得獎獨立媒體記者的實踐經驗，結果發現：
在財務自主方面：獨立媒體藉由公眾捐款、產品銷售，獨立記者藉由稿費、演講費，足以維持媒體營運和個人生活，記者收入接近或超越學術單位研究助理，收入高者年薪甚至超過九十萬元，不必依賴政商勢力。
在議題專注方面：獨立媒體與記者通常以一個領域（如農業、社運、環保）為中心，探討相關議題，不像大眾媒體廣及各個領域，卻備多力分、缺乏焦點；獨立媒體與記者以議題為中心，跨機構採訪新聞，能夠綜覽全局，不像大眾媒體記者以機構為採訪範圍，很難培養跨機構的宏觀視野。
在目標公義方面：獨立媒體與記者積極以報導實踐社會正義和弱勢關懷，願意探討冷門、敏感但重要、切身的問題，並且不畏權勢、鍥而不捨的追查到底，揭發真相、評析是非。
自主、專注、公義，卑之無甚高論，卻是依附政商的大眾媒體日漸背離、而獨立媒體堅持到底的新聞專業核心價值。
大眾媒體及其記者若要贏回專業肯定、社會信賴，有必要以獨立媒體及其記者為鏡，重新思考「為何當記者」、「什麼是新聞」、「媒體服務誰」等基本而核心的議題。
期待獨立媒體記者日益茁壯，也期待在大眾媒體內部堅持獨立精神的記者能夠撥亂反正，更期待這兩類記者能夠裡應外合、分進合擊，以自主、專注、公義開創下一個媒體盛世。
參考書目
上下游編輯部（2014年6月10日）。〈2014緬甸轉捩關鍵報告〉。上往日期，2014年8月30日，取自http://www.newsmarket.com.tw/myanmar/
王俐容譯(1994年10月)。〈在主流報業內激進〉。《當代》102期，頁37–45。（原文MacDougall, A. K. (1989, March/April). Memoirs of a radical in the mainstream pres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7, 36–41.）
包澹寧（1995）。《筆桿裏出民主》第七章〈黨外政論雜誌〉，頁285–330。台北：時報。
成露茜（2005）。〈另類的媒體實踐〉。收錄在成露茜與羅曉南編《批判的媒體識讀》，頁269–283。台北：正中書局。
朱小明（2007年9月3日）。〈108歲老阿嬤 最老部落客〉。上網日期：2009年11月18日，取自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ART_ID=95042
朱淑娟（2012年5月23日）。〈《獨立媒體學院》不能沒有你！〉。上網日期，2014年1月26日，網址： 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2/05/blog-post_23.html
朱淑娟（2012年7月18日）。〈認識獨立媒體：如何成為獨立記者〉。上網日期，2014年1月25日，網址：http://shuchuan7.blogspot.tw/2012/07/blog-post_18.html
李旺臺（1993）。〈黨外雜誌發展史略〉。收錄在李旺臺著《台灣反對勢力》，頁28–42。台北：五千年。
李瞻（1985）。《世界新聞史》。台北：三民。
周黎明譯（2004）。《美國報紙產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Picard, R. G., Brody, J. H. [1997]. The Newspaper Publishing Industry. Boston: Allyn and Bacon.）
林添貴譯（1994）。《步步為贏》。台北：正中。（原書Prichard, P. [1987]. The making of McPaper－The inside story of usa today）
南方朔（1991）。《「反」的政治社會學》第十章〈從「不相信報紙」運動說起〉，頁195–203。台北：久大文化。
姜雪影譯（1994）。《製作新聞》。台北：遠流。（原書Roshco, B.[1975]. Newsma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胡元輝等（2010）。《新聞革命進行式─全球崛起的公民媒體》。台北：允晨文化
夏嘉玲（2009年10月31日）。〈 網路40歲了 網路之父：99歲老媽也上網〉。上網日期：2014年1月9日，取自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MAIN_ID=314&f_SUB_ID=2922&f_ART_ID=219510
展江譯（2004）。《美國新聞史：大眾傳播媒介解釋史》，第十七章〈挑戰與異議〉，頁501–5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原書：Emery, M., Emery, E., & Roberts, N.L.[2000].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9th ed.).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
栾轶玫譯（2005）。《英國新聞史》（第六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原書James Curran & Jean Seaton [2005].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 Broadcasting, and New Media in Britian, 6th edn. London: Routledge.）
張介英、徐子超譯（1999）。《一千零一網：WWW發明人的思想構圖》。台北：台灣商務。（原書：Berners-Lee, T. [1999]. Weaving the Web: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World Wide Web by Its Inventor.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
張寶林（1981）。〈試論新聞標題的沿革〉。收錄在鄭興東、陳仁風編（1987）：《中外報紙編輯參考資料》，頁186–19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陳建勳譯（2005）。《草根媒體》，台北：O’Reilly。（原書Gillmor, D. [2004]. We. The Media. LA: O’Reilly.）
陳國祥（1978）。〈新聞自由的歷史對照〉。收錄在陳國祥著《青年呼聲》，頁17–35。台北：四季。
陳琇玲譯（2014）。《小眾，其實不小：中間市場陷落，小眾消費崛起》。台北市：早安財經文化。（原書：Harkin, J. (2011). Nicke: why the market no longer favors the mainstream. Curtis Brown）
陳順孝（2003）。《新聞控制與反控制》。台北：五南。
游梓翔、吳韻儀譯(1994)。《人類傳播史》，台北：遠流。(原書Schramm, Wilbur. 〔1988〕. The 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cave painting to microchip.)
黃怡（1987）。《終身的反對者》，頁3–22。台北：久大文化。
Kelly, K. (2008, March 4). 1,000 True Fans. Online: http://kk.org/thetechnium/2008/03/1000-true-fans/
Schaffer, T. (2007). Citizen Media: Fad or the Future of News? Online: http://www.kcnn.org/research/citizen_media_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