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版面裡的新聞編輯學

––編輯人在情境中建構真實的個案研究

這是天主教輔仁大學出版的《輔大紀事報》雙月刊第四期第七版,報導輔大人所認識的新舊教宗。B4大小的版面裡,擺放兩則新聞、五張照片,底色黃紫交融。無論從尺寸、篇數、字數、編排來看,都是一個簡單的版面,但這個簡單的版面,從選題、集稿、下標、編版到配色,都經歷複雜的選擇和重組過程,都反映編者對情境的理解和回應。這篇論文,希望透過這個小小的版面的產製過程,窺見編輯人在情境中建構真實的動態樣貌。

壹、導論

二○○五年四月二日,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病逝,國內外媒體競相報導。當時,預定五月出刊的《輔大紀事報》第四期已經開過兩次企畫會議,大致規劃好各版內容;紀事報主編得知教宗逝世,評估該報作為天主教輔仁大學向校友和社會發聲的媒體,不能遺漏這則新聞,因此決定變更規劃。他一邊聯繫編採團隊,排定會議時間,一邊思考如何處理這則世界級新聞,才能和國內外媒體有所區隔,才能彰顯台灣的、天主教的、輔仁大學的觀點。

接下來幾天,主編密切注意相關新聞的演變,試圖從中發掘適合紀事報切入的角度。四月八日,教宗葬禮,陳水扁總統獲邀親自出席,梵諦岡和台海兩岸的關係廣受矚目,輔大作為直屬梵諦岡的天主教大學,要不要討論台梵邦交?十八日,樞機主教團開始集會選舉新教宗,全球媒體高度注意,新教宗能否在紀事報截稿前選出?人選會是曾經獲頒輔大榮譽博士的幾位樞機主教之一嗎?

觀察事件演變、媒體趨向的同時,主編也一併考量自己的資源和限制:紀事報能夠取得哪些資料、照片、稿源?成員的採訪、寫作、編輯能力為何?編採設備、印製能力能夠達到何種編印品質?何時必須截稿,在此之前有多少時間可以運用?版面容量為何、本期其他稿件質量為何,教宗新聞可以使用多大篇幅、多重要位置?

主編不斷體察情境變化、發展報導策略,展現編輯人與情境互動的動態樣貌。換言之,編輯人必須在不斷變化的情勢中、在相互競爭的媒體生態裡,根據自己的媒體定位,在錯綜複雜的事件中選擇角度、設定主題,然後運用媒介組織的科技和人力資源,去匯集資訊、整理圖文、製作標題、編排版面,來呈現新聞精華、吸引讀者閱讀、落實編輯政策。這是個人、工作與情境互動的動態過程,也是本文想要捕捉的編輯實況。

與新聞編輯相關的傳播研究,大抵可以歸納為技藝導向、認知導向、歷史導向、行為導向、建構導向等五個傳統,五個傳統各有所長也各有所偏。

技藝導向,將編輯視為「文字資訊整理的工作」(徐昶,1989:1),「對一份稿子校正、琢磨、潤色的藝術」(Baskette et al,1987:19–23),「有關新聞的處理、標題的製作,圖片與新聞的關係,校對的方法和拼版、印刷的技術」(荊溪人,2001:5–13);技藝導向的論述,對編輯流程通常有詳細的描述,也會從實戰經驗中歸納出若干法則,如不能斷版、頂題、雙走文等禁忌(荊溪人,2001:332–336);但大多是經驗談,反應一個時代或一個報刊的編輯常規,缺乏嚴謹的學理基礎,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為何不能斷版就言人人殊。多數的新聞編輯教科書和報刊編採手冊都偏向技藝導向(Harrower,2002;徐昶,1989;陳石安,1978;荊溪人,2001;聯合報編輯部,1999)。

認知導向,主要以認知心理學和實證科學為基礎,研究閱聽人如何觀看報紙,如閱讀(reading)還是瀏覽(scanning)、視覺動線如何移轉、先看圖片還是標題等等,例如美國波音特中心(Poynter,2004)在一九九○至九一年進行的眼球追蹤(eyetrack)研究就發現,讀者看報第一眼會被強有力的視覺要素所吸引,然後順著編輯規劃的路線瀏覽版面,認知論者以研究為基礎,提出視覺震撼中心、單元式規劃、塊狀組合等等適合閱聽人觀看方式的版面設計原則(Outing & Ruel,2004;Chen,1993;Moen,1995;Garcia,1993;Holmqvist et al,2003;徐佳士,1973;莊宜昌,1997;羅文輝,1991;臧國仁,1990;魏誠,1995)。這些論述,具有學理基礎,但偏向心理學,忽略了情境因素,如一九七五年蔣中正去世,台灣報紙頭版從彩色改為黑白印刷,就是一種哀悼帝王式的政治考量。(核心句研究,也可以歸在此類)

歷史導向,分析報紙版面變遷的長期趨勢,及其背後影響的政經、社會、科技因素,例如Barnhurst & Nerone(1991) 分析一八八五年至一九八五年百年間的報紙版面,發現報紙設計策略的轉變過程漫長,但現代報紙的重新設計於一九七○年代展開,並有加速發展趨勢,最主要是受新印刷技術和圖像科技的影響,以及擔心電視競爭(轉引自蘇蘅,2002:117);又如羅文輝等人(1999)分析從一九五二到一九九六年間,台灣報紙頭版的版面設計趨勢,發現深受電腦排版及社會變遷的影響,版面設計逐漸採用較大的標題、較少的標題行數與新聞則數,重視照片、圖表與彩色,並用矩形方式編排。歷史研究考量了情境對編輯的影響,但偏向宏觀的趨勢分析,對於編輯人處理單一事件時所面對的情境變化,缺乏細緻的討論。

行為導向,亦即守門行為研究,主要探討新聞選擇的決策模式和決策權歸屬、新聞編輯的工作內容及其運作形態、以及影響決策和運作的因素。歷來的研究,在決策模式方面,從關注個人選擇擴及「媒介組織內部的種種運作」(White,1950;Dimmick,1979);在工作內容方面,從分析稿件取捨擴及對訊息的形塑、凸顯、安排時段、淡化或扣留、重複等(Donohue et al.,1972:43);對影響因素的探討,也廣泛觸及個人(如價值觀)、常規(如截稿時間)、組織(如老闆介入)、媒體外部(如政經因素)、文化和意識形態五個層次的變數(Shoemaker,1991)。這些文獻,凸顯了情境的重要,但一來偏重情境對個人的影響,忽略個人的主動性,二來偏重情境變數的討論,未能細緻呈現宏觀情境與微觀文本的互動情況。

建構導向,則將新聞編輯視為對新聞訊息主題、材料、語言的選擇和重組。建構論者認為新聞訊息潛藏高中低三個層次,高層次是對某一事件主題的界定,即「這是什麼事」,經常以標題、導言等形式出現;中層次則由以下幾個環節組成,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歷史、結果、影響、歸因、評估等;低層次則是指語言符號,包括由字、詞等組合而成的修辭與風格;媒體在每一層次都藉由選擇和重組來建構真實,如何選擇和重組則端視新聞工作者與情境互動的結果而定(臧國仁,1999:32–44;van Dijk,1988)。建構模式的研究,巧妙結合掌握新聞文本和情境互動的動態樣貌,但他們的研究偏重新聞稿,較少觸及版面和圖像,偏向內容的選擇和重組,而未觸及媒材、人脈、工具的選擇和重組,而且偏重文本分析,未能捕捉文本建構的動態過程。

本文以建構論作為分析架構的基礎,兼採其他幾個導向的觀點,並將分析範圍從內容(新聞情節)擴及媒材、工具、人脈。更精確的說,本文將新聞編輯定義為:編輯人在現實情境中抓取主題、選組材料、語言再現的科學、藝術和政治;編輯人必須根據社會情境、組織定位和目標,選擇與重組社會事實相關內容、表達形態、科技工具、組織資源,進行標題寫作、文稿整合、版面設計等工作,來呈現新聞精華、吸引讀者閱讀、落實編輯政策。

本文希望探討的重點有三:(一)編輯人如何體察情境? — — 如何發掘資源、體認限制?如何定位自我、確認目標?(二)編輯人如何發展策略? — — 如何在情境的資源和限制中,找到實踐目標的最佳方法?(三)編輯人如何執行策略? — — 如何選擇重組人才、工具、情節、媒材,來改稿、製題、編圖、組版,做出主題、材料、語言俱佳的文本?

本文為了凝聚研究焦點,以《輔大紀事報》的教宗新聞的編輯過程作為分析對象,但也會不時將紀事報的編輯經驗與國內外日報的編輯經驗作對比,希望在深入個案的同時,也能掌握不同媒體新聞編輯的共通要旨。

圖一:新聞編輯分析架構圖

貳、整合資源

編輯工作,是編輯人與情境互動的動態過程。情境既是物理空間,也是心理氛圍和社會規範(Argyle,1996:7),對編輯工作而言,情境包括報刊的社會環境、工作場所、科技設備、歷史傳承、創辦宗旨、組織文化、職權分工、運作流程、編輯政策。編輯人如何瞭解種種情境因素,進而集結資源、調和衝突、突破限制,成為編輯工作的第一個挑戰。

在既成的媒體,人力、設備、政策先天俱足,編輯人所能做的是在既有框架下,去調和個人觀點和組織目標,去拿捏人力設備的強項和弱點,然後發展策略、執行任務。在《輔大紀事報》這樣的新辦媒體裡,百廢待興,主編受命統籌創刊事宜,有機會全程參與政策擬定、內容規劃、人員進用、設備添購、職權劃分、流程設計,體驗更完整而複雜的編輯經驗。

《輔大紀事報》主編所處的複雜情境,源自這份報刊源遠流長的歷史。

紀事報是輔大校友刊物《輔人》和天主教《益世評論》合併而成的媒體。《輔人》前身為《輔大校訊》,是校務宣導和校友聯繫刊物;《益世評論》則是天主教向社會發聲的報刊,前身為一九三○年代創辦的日報《益世報》,曾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慶、廣州等地發行,靈魂人物于斌樞機主教來台後擔任輔大復校第一任校長,一九八○年代,繼任輔大校長的羅光總主教曾召集教會人士商討恢復《益世報》,後來因資金有限,轉而經營《益世雜誌》月刊,再改版為《益世評論》雙週刊(房志榮,2004)。二○○四年中,輔大校方決定將兩個刊物整併成《輔大紀事報》,邀請曾任報紙頭版編輯、當時在新聞傳播系任教的主編,負責創辦事宜並主持編務。

主編的第一個工作,是擬定《輔大紀事報》的創辦宗旨。他既得兼顧《輔人》和《益世評論》的傳統,又得開展紀事報的未來風貌。他檢視舊有刊物,發現《益世評論》偏重教義闡釋(如「『埃及學』與偽經『聖多默福音』」)、政治評論(如「為政在人抑在權」)、社會議題探討(如「原住民族何去何從」),《輔人》則強調校務發展、系所興革、校友動態、募款徵信等。主編評估,教義闡釋太過專門,難以引起非教友共鳴,政治評論太過廣泛,難以彰顯天主教大學特色,倒是社會議題評述牽涉各種學科專業,既能彰顯輔大教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成果,也能體現天主教關懷弱勢的精神,值得進一步發展;至於校務發展、系所興革、校友動態、募款徵信,過去的報導資料豐富,但缺乏深度報導,需要予以補強。

因此,主編規劃讓《輔大紀事報》聚焦在輔大,凸顯輔大落實天主教精神的辦學宗旨和研究發展成果,推出一系列深度報導和專論,以此成果爭取校友認同,以此觀點繼續服務《益世評論》原訂戶。強調天主教精神而非教義,是因為這種精神可以超越宗教藩籬,吸引教友和非教友、校友和非校友,是《輔人》和《益世評論》的最大公約數,也是主編對兩個報刊傳統要素的選擇重組和重新定位。這個規劃得到校方認可,成為編務最高指導原則。[2]

在此同時,主編開始組織編採團隊來實踐宗旨。主編希望這是專長互補、默契良好的團隊。他先洽得校方同意,讓原本負責《輔人》和《益世評論》的兩位職員繼續協助《輔大紀事報》編務,使得原有的人脈、經驗得以傳承,也讓既非天主教徒、又不熟悉校務的主編,能藉由他們取得所需的校務和宗教知識;接著,主編挑選四個學生擔任編輯,兼做採訪工作;又邀請一位合作多年的報社美術編輯,協助版面美化工作。後來,原《益世評論》編輯離職,主編又洽請校方聘任一位輔大宗教所碩士接任,確保編採團隊對天主教精神的瞭解。

編採團隊組成後,主編立即和團隊成員討論運作方式。由於成員本業、時間、工作和居住地點都不一致,無法像報社編輯一樣每天聚在一起工作,只能一兩個星期集會一次;為了確保成員可以密切聯繫、隨時溝通,因此決定利用網路聯繫,一來使用電子郵件傳遞會議通知、會議紀錄,並隨時針對突發狀況交換意見,有時還搭配使用手機溝通,讓在實體世界難以聚集的團隊,能夠利用科技密切溝通、互助合作;二來建立網路硬碟,存放用Photoshop、Illustrater等圖像處理軟體編輯的圖檔、以及用Pagemaker編輯的版面檔案,這些檔案統一轉檔成PDF格式[3]儲存,確保所有成員都能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電腦都能看到相同的圖像和版面效果,然後以手機進行討論,即時增刪修訂。

這樣一個團隊和報社編輯團隊的主要差異有二,首先,台灣報社編採分離,編輯不寫新聞,紀事報團隊編採合一,編輯也兼寫稿;其次,報社分工細密,總編輯、編輯主任、版面編輯、美術編輯、核稿、校對職權區隔清楚,紀事報則集體合作,主編身兼上述所有角色,編輯也兼核稿、校對等角色,職權並不細分、彼此分工合作。差異的原因,在於紀事報人員較少、刊期較長,不需像日報以大量人力、精確分工來快速生產資訊;差異的結果,則讓紀事報主編和編輯有機會回歸「大編輯」時代,體驗更完整的編輯工作。

二十世紀初期以前,報紙規模小,分工不細,當時編輯參與層次、工作範圍比紀事報更廣更深,例如梁啟超編《時務報》時,「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東西文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本報章,歸其覆校」(賴光臨:1980:179–180);後來,隨著報紙規模日大,分工漸細,決策階層與執行階層、編採部門與言論部門漸漸分立,原本編輯人所做工作,也漸由文字編輯、美術編輯、核稿、校對分攤,英美報社甚至還設置組合編輯專責版面設計(李子堅,1995);編輯工作,漸漸變成泰勒式生產,每人只在生產線上盯緊一個環節、鎖好一顆螺絲釘。

這在文字為主的編輯時代,問題不大;但當報紙越來越重視版面的視覺總體呈現時,就產生問題。因為視覺化版面,需要同時整合編輯人的新聞判斷、攝影的照片思維、記者的文字功力、美編的設計和配色能力,如果仍採生產線的分工,每人自掃門前雪,很容易讓新聞資訊流於瑣碎化,若能改採團隊運作,協調整合、發揮集體智慧,比較能夠編出好的版面。因此,西方報社編輯部門,近年來逐漸從分工生產走向團隊合作,要求編輯人不只在自己負責的環節中工作,還得成為整個新聞組織協調作戰的一員(Moen,1995:5;蘇蘅,2002:124–125;趙鼎生,2002)。從這個角度看,集體互動的紀事報團隊,比分工細密的報社團隊更能體現編輯精神。

紀事報團隊,在二○○四年九月編輯創刊號時組成,到了二○○五年四月編輯教宗新聞時,已經運作七個月。七個月的磨合,讓整個團隊的默契越來越好、溝通越來越順,也讓團隊和校史室、公共事務室、學校行政單位、院系辦公室等受訪單位建立互信,和《輔大新聞網》、《生命力》公共新聞網等校內媒體,建立資源共享、新聞相互授權轉載的合作模式。這個團隊及其合作網路的資源和限制,影響了主編處理教宗新聞時的能量和極限。

參、設定主題

編輯人評估是否報導和如何報導一則新聞時,首先必須評估新聞訊息是否正確、是否適宜發表、是否具有新聞價值、是否切合創刊宗旨,其次還得評估在當期稿件之中,這則新聞相對價值多高、適合登在什麼版面、用多大的篇幅報導,然後再評估報導時強調什麼主題、選擇哪些素材、使用何種呈現形態。

教宗新聞,正確、合宜、有價值、切合紀事報宗旨,值得報導不成問題,但放在《輔大紀事報》第四期之中,相對價值多高、應該如何報導,卻難以論定,編採團隊隨著教宗新聞本身的演變、媒體報導的趨向、輔大其他事件的發展、紀事報稿源的變化,在不同階段做出不同的判斷。

教宗病逝新聞傳出前,編採團隊開過兩次會,當時決定,頭版報導三則新聞,一是輔大管理學院通過國際權威的AACSB認證,成為和哈佛同級的一流商學院,二是三位校友入閣擔任新聞局長、原民會主委、法務部政務次長,三是輔大八十週年校慶活動開鑼;二版延續報導AACSB新聞,三版報導校友動態,四、五版闡釋輔大八十年校史,六版「益世評論」刊登闡述天主教社會參與的文章、七版「輔仁觀點」刊載闡揚輔大辦學精神和特色的文章,八版報導校友回饋母校的新聞。

教宗四月二日過世,主編在八日召開臨時會議。由於紀事報第四期出刊時間預定為五月十五日,在此之前,教宗新聞的各個角度,媒體可能都已報導過,因此會議的重點在於討論如何找出能和國內外媒體區隔的獨特角度;會中,原本負責《輔人》編務的公共事務室職員透露,輔大曾頒贈榮譽博士給數位外國樞機主教,其中有人是媒體提及的新教宗可能人選;這個訊息讓編採團隊燃起希望,決定若新教宗在出刊前選出且是輔大榮譽博士,就將新舊教宗新聞合成一則放上頭版,並用兩個全版大幅報導,原訂的校史版面由兩版減為一版、評論文章也由兩版減為一版;若新教宗未選出或與輔大無淵源,則只用一個版處理。(分散智能)

四月十九日,新教宗本篤十六世選出,與輔大並無淵源。主編在二十一日再度召開會議,原本打算依照上次會議決議,將教宗新聞縮減為一個版,但因宗教所碩士透露,她會前上輔大宗輔中心網站,看到有一篇題為「單國璽:新教宗本篤十六世為傑出神學家」的文章,可能是單國璽樞機主教介紹新教宗的專文,但因輔大網路線路異常,暫時看不到內文;主編評估,單樞機是台灣天主教最高神職人員、而且文章深刻動人,值得全文轉載。為了搭配單樞機的文章,主編決定將教宗新聞恢復為兩個版,一版刊登輔大人慶賀新教宗上任新聞、搭配單樞機專文,另一版刊登輔大人緬懷舊教宗新聞、搭配介紹舊教宗的文章,文章的主題訂為舊教宗對青年教育的貢獻,以凸顯紀事報的特色,在宗教所碩士建議下,邀請輔大神學院長執筆,讓這篇文章的份量與單樞機的專文落差不會太大。

然而,會後,當網路線路恢復正常時,宗教所碩士才發現她在宗輔中心所看到的文章,並非單樞機所撰文稿,而只是單樞機在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透露幾點觀感,全文僅四百字左右,構不成專文;宗教所碩士以電話向主編回報這個情況,主編幾經思索,決定再將新舊教宗新聞縮減成一個版,登在第七版「輔仁觀點」,上半版報導輔大人眼中的新舊教宗,下半版刊登舊教宗與青年教育專文,並委請宗教所碩士向神學院長邀稿。

四月二十六日,記者截稿,之後,幾篇邀稿也陸續到齊。五月二日,神學院長交了稿,但他認為老教宗最大的貢獻不在青年教育,而在共產政權解體,因此改以「若望保祿二世對共產政權解體的影響」為題撰文。主編細看文章,以感性筆觸寫出政局變遷,確是佳作;但文章雖好,卻和紀事報教宗版所設定的青年教育主軸不合,且類似角度國內外報紙已多有探討,難以彰顯輔大特有的視角。主編陷入兩難,若原稿照登,與原先規劃格格不入,若不予採用,又大大失禮,一時難以決定。

猶豫之間,主編檢視五月二日收到的另一篇稿件。這是原訂刊登在第六版,闡述輔大非營利學程的邀稿。邀稿時的期待是,希望這篇文章能以具體的案例,敘述輔大如何藉由非營利學程回饋社會,但撰稿者(也就是規劃這項學程的老師)表示,他理解紀事報的需求,可是學程還在起步階段,他實在寫不出具體成果,因此繳交的是一份類似招生說明的簡介。主編對此結果感到意外,但覺得錯不在撰稿者,而在自己和編採團隊當初未掌握完整資訊就輕率邀稿。然而,無論如何,招生簡介式的文章都不符合紀事報的風格,所幸主編、宗教所碩士都和撰稿者相熟,情商之後,撰稿者同意暫時扣住不發,以後再改寫發表。

然而,當時已過截稿時間,撤除這篇稿件,第六版就空了半個版。主編幾經斟酌,決定將「若望保祿二世對共產政權解體的影響」一文移到六版「益世評論」,一來填補空缺,二來這篇文章更符合「益世評論」闡揚天主教社會參與精神的宗旨,同時解決兩次邀稿失誤問題;至於七版「輔仁觀點」,則全版處理教宗新聞,讓新舊教宗新聞由一則拆成兩則,一則報導輔大人認識的新教宗、一則報導輔大人記憶中的舊教宗。兩版相鄰,相互呼應。

於是,教宗新聞的規劃就這樣從兩個版變成一個版、再變成兩個版、再變回一個版,最後訂為一個新聞版加半個評論版;而新聞主題,也終於定調為:「輔大人所瞭解的新舊教宗」,這不是一個具有高度新聞價值的主題,卻是主編和《輔大紀事報》團隊,在國內外媒體對新舊教宗新聞做過鉅細靡遺報導後,所能想到的唯一具有區隔性的報導主題。

這種不斷變換的新聞決策模式,對主編而言並不陌生。主編在日報工作時,每天要面臨的變化,與《輔大紀事報》相比,更是瞬息萬變,他主編政治版時,曾在交版前十五分鐘,奉命更換三次頭條,幾乎得把整個版面重組三次,忙得人仰馬翻;紀事報作為雙月刊,應變時間可以從幾分鐘拉長到幾小時甚至幾天,主編處理起來,自然輕鬆多了。不過,儘管時限有別,但新聞決策不斷隨著事件本身的發展、其他媒體的報導趨向、報刊內部的版面調度而調整,日報或雙月刊並無二致,編輯人同樣需要不斷應變、不斷選擇和重組。

肆、規劃版面

編輯人在擬定新聞主題、決定篇幅大小和呈現形態時,同樣也在規劃版面。版面設計是一種隱性訊息。「報紙版面是一個資訊載體。它不僅傳播顯性資訊,也傳播隱性資訊。顯性資訊是由版面的文字和圖像呈現的資訊;隱性資訊則是通過版面的編排設計傳遞的資訊」(張子讓,2003)。版面設計是藉由版序、版位、面積、標題大小、配圖與否,以及字體、加框、套色等美工手法,對新聞要素進行選擇或排除、淡化或凸顯、連結或分離,以建構媒體認知的事實,同時吸引讀者閱讀。

版面語言會隨著科技發展、社會需求而有變化。在一九八八年之前,台灣報紙實施報禁,每份報紙每天只能出版三大張,為了容納更多的字數,報紙往往犧牲圖像,形成文字為主的版面;一九八八年報禁解除後,張數限制取消,報紙圖像漸受重視(羅文輝等人,1999),更大的變化出現二○○三年蘋果日報來台前後,報紙為迎戰圖像掛帥的蘋果日報,紛紛放大照片、加大彩色頁,台灣報業逐步邁入全彩圖像時代(陳順孝,2004)。以一九七九年教宗若望保祿一世逝世為例,當年報紙只登一小張照片(下左圖),與今日圖像為主的版面(下右圖)迥然不同。

主編在二○○五年編報,很自然受到編輯趨勢的影響,必須強調圖像,來增強傳播效果。在這個背景下,主編開始版面規劃工作。

新聞編輯教科書在描繪工作流程時,通常先談原稿整理、標題寫作,最後才談到版面設計和組合。但實際的編輯工作並非如此線性進行,而是不斷交互作用,循環進行;例如,編輯人必須先決定一則新聞在版面上是當頭條或當短欄,才能決定要做多大的標題、要用多長的內文。尤其,在圖像思考時代,編輯人更必須優先考慮版面整體的視覺效果,將文字、圖像、標題做最好的組合,然後再進行改稿、製題、組版工作。

對圖像的重視,也讓編輯人和美術編輯的合作模式出現微妙的變化。在台灣傳統報社,新聞版面通常由編輯人統籌設計,美編接受編輯人指揮、予以執行;但隨著圖像日趨重要,美編在版面設計上的專業也日受重視,新創刊的《蘋果日報》將版面設計重擔交給美編,由編輯人向美編說明當日新聞規劃後,由美編設計出最適合版面[4]。主編瞭解這個趨勢,也自知美學素養遠不及美編,因此在決定教宗版面以圖像為主時,就同時決定採取蘋果日報模式,將版面設計重任交給美編。

在與美編討論前,主編先篩選照片。當時,主編握有的照片,包括從校史室取得的三任校長與若望保祿二世的合照,以及輔大為舊教宗舉行的追思彌撒照片(下左圖)、為新教宗舉行的慶賀彌撒照片(下右圖)。彌撒照片具有新聞性,但主編考量紀事報出刊時,新聞熱潮已過,因此決定放棄新聞性,轉而強調歷史性,凸顯老教宗與輔大的淵源;這一考量,加上版面容量有限,促使主編決定選用三任校長與舊教宗的合照,放棄彌撒照片。

照片選定,主編為了確保所編出的版面風貌,符合天主教會禮俗,因此又藉由原《輔人》編輯向熟悉禮俗者查詢,得知天主教的正統色是黃色,而老教宗壽終正寢的哀悼色是淡紫色。

確定照片和色調後,主編當面向美編說明這一期的新聞規劃,首先,教宗專版刊登兩則新聞,上半版報導輔大人認識的新教宗,底色用黃色,下半版闡述輔大人記憶中的舊教宗,底色用淡紫色,上下兩色希望能漸層交疊,同時呈現對新教宗的祝賀和對舊教宗的追思;其次,他要求美編必須同時刊登三任校長與老教宗的合照,以凸顯輔大人與新舊教宗的關係。除了這兩項要求之外,其餘事項,包括選用哪一種黃和哪一種紫、選用新舊教宗哪張檔案照片、圖像如何擺置、要做哪些美工,則完全授權美編決定。

五月八日,美編完成設計圖,轉檔成PDF格式上傳到紀事報網路硬碟,主編下載瀏覽(下左圖),看到底色黃紫交融符合原先的規劃,美編自行添加的燭光有助於強化追思老教宗的意象、用膠捲連結三任校長與老教宗的合照具有歷史感,他相當滿意。不過,美編將三任校長與老教宗的合照,與新教宗玉照連結成塊,放在版面左側,老教宗的遺照遠遠放在版面右下角,主編認為並不妥當。

主編受群化原則理論[5]影響,認為同類照片應該擺在一起,不同類照片應該區隔開來,因此透過電話,要求美編修改設計,讓三任校長與老教宗合照,與老教宗遺照連成一氣,新教宗玉照獨立呈現,美編同意,迅速依照主編要求修好版面(下右圖)。

在這個階段,我們看到從照片選用、圖像編排、到顏色搭配,都必須切合主題。這也就呼應導論所說,新聞真實的建構,不僅是以文字為主的情節建構,還包括各種媒材(如圖像、版面語言、配色)的建構。

伍、整理原稿

版面底圖設計妥當,主編接著進行原稿整理工作。原稿整理涉及新聞稿修改、照片剪裁、圖表設計等,目的在凸顯主題,做法是刪減於主題無關的資訊和圖像,將文氣和畫面聚焦在主題之上,同時將與主題相關的材料做最適當的編排,並運用圖文造詣讓它最佳化。主編因為在前一階段,已經處理好圖像部分,因此在原稿整理時,專注修訂文字稿。

文稿修訂的重點在於,基於整個版面的主軸和個別文章的主旨,去選擇和重組新聞情節,進而修訂文字修辭,力求扣合主題、選材適當、文辭流暢。編輯修改時,一來必須確認內容和用字正確無誤,二來必須確認內容符合版面主軸和文章主旨,三來必須改進用字遣詞,四來必須在稿量過多時,適度刪併內文。[6]

紀事報教宗新聞,原本有四則,一是輔大舉行追思老教宗彌撒,二是輔大人談老教宗,三是輔大舉行慶賀新教宗上任彌撒,四是輔大人談新教宗。這四則稿件如何排列組合,具有多重可能。主編在確定用一個版上下兩塊處理新舊教宗新聞後,請記者將兩則老教宗的新聞併成一則、兩則新教宗的新聞併成一則,以配合版面規劃。

四月二十六日截稿,主編核閱後,覺得內容正確、也切合主題。到了五月八日,版面設計完成,主編要求編輯試排版面,發現字數太長,若要將全部字數刊出,必須讓文字壓在圖像之上(如下左圖)。這時,主編有三個選擇,一是要求美編重新設計,增加文字擺放空間,但必然增加作業時間,二是讓文字壓到圖上,確保全文刊出,但會影響版面美感,三是刪減文字,遷就目前的圖像,但必須犧牲部份內容。主編重新讀了內文,發現刪減部份文字不致影響內文的完整性,反倒可以讓文章更緊湊,因此採取第三方案,根據試排結果,決定刪減幅度。

主編刪稿,主要刪除過時的、大眾媒體已經報導的資訊,如新舊教宗小檔案、新教宗在選舉過程中一直是熱門人選等;保留下來的主要內容是:輔大人的親身見證,如輔大修女古怡心大學時代曾旁聽新教宗的課,覺得如沐春風,以及與台灣有關的訊息,如教宗年初接見輔大校長黎建球時盛讚:「Taiwan very good」,以及李振英前校長憶述老教宗為華人祈禱的故事。

刪減之後,主編將新的內容重讀一遍,留意刪併之後的前後文語氣是否通順,又修改了幾個用字,終於完成原稿整理工作。

陸、撰寫標題

標題寫作,是用文字標示新聞的要旨。每個標題自成一個主題,編輯撰寫標題時通常先抓取主題、再選組材料,最後透過文字技巧予以呈現。標題不只是新聞內容的提煉(van Dijk,1988),更是新聞意義的建構,它必須與整個版面的意旨相結合,也必須呼應整份報刊的宗旨。

台灣早期的報紙標題,講求押韻對仗,俗稱標題詩,例如,一九六八年,台東紅葉棒球隊擊敗嘉義垂楊隊,聯合報標題說「東台小將一棒響、滿山紅葉壓垂楊」,又如一九六六年,兼具兩性性徵的田徑選手姚麗麗接受矯正手術,成為完全的女人,聯合報標題說:「乾坤再造、神奇一刀;肥了櫻桃、瘦了芭蕉」。標題詩一直流行到一九八○年代,隨著社會節奏加快,讀者沒有閒情逸致咀嚼標題的韻味,反倒希望快速掌握新聞要點,簡明扼要的白話標題材代之而興(陳順孝,2005)。主編在二○○五年撰寫標題,呼應時代趨勢,也走白話路線。

主編在思考標題時,其實是對整個版面主題的在思索。主編評估,紀事報內容與大眾媒體最大差別在於,我們的樞機主教、校長、修女有多人親身見過新舊教宗,因此將整個版面的主軸訂為:「輔大人所認識的教宗」,然後為個別新聞製作能夠與主軸相呼應的標題。

主編將新教宗的標題訂為「單樞機:新教宗是傑出神學家。古怡心修女大學時曾旁聽本篤十六世的課,感覺如沐春風。」其中,單樞機的談法,媒體雖已做過報導,但因為他的權威地位,紀事報仍予以重述;而古修女的親身觀感,則是輔大人的獨特經驗,足以和媒體有所區隔。

老教宗的標題訂為:「輔大師生緬懷若望保祿二世。黎建球校長推崇他的三大成就,李振英難忘他的慈祥面容」。藉由現任和前任校長的述說觀感,來說明輔大人對他在公共事務成就上的瞭解和推崇,以及對他個人風範的理解。其中,只寫「推崇他的三大成就」而未寫出哪三大成就,主要是因標題字數有限,若寫清楚,字數太多、字級太小,會影響標題醒目程度,因此點到為止;這也和不成文的編輯常規有關,主編在報社工作時,曾有資深編輯告訴他,副題字數不要超過主題一倍,這雖沒有理論基礎,但一直成為主編工作的默化原則,在報社工作時如此,編輯紀事報時也不知不覺受到這個常規的影響。

此外,這兩個標題,雖都沒有標出「輔大人認識的教宗」,但都隱含這樣的主旨。這個主旨點出了《輔大紀事報》與其他媒體的區隔,亦即:「我們與教廷關係密切、我們有第一手的現場見證」,兩個標題特意標出親身接觸過新舊教宗的樞機主教、校長、修女,就是為了凸顯這個主旨。

進一步看,每一個標題都標示了內文的主題,而所有標題都是版面主題的材料,共同呼應未經言宣的版面主旨;而每一個版面的主題又共同呼應整份報刊的創刊宗旨。形成層層呼應的新聞意義金字塔。

此外,主編在標題中既未標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病逝」,也未標出「新教宗本篤十六世就任」則是假設讀者都已從其他媒體中獲知相關訊息,這是對紀事報與其他媒體競爭態勢的判斷,瞭解自己的侷限(雙月刊很難和日報搶時效性新聞),進而發展自己的特色(專談輔大人對新舊教宗的親身觀察)來服務自己的讀者。

柒、組合版面

版面組合則是將前述的文稿、照片、圖像和標題組合起來,綜合呈現。這是新聞編輯總其大成的工作,重點同樣在如何凸顯主題、如何適當組合材料、如何運用圖文和版面技巧。

教宗版面的組版工作由主編督導編輯執行。其間,主編、編輯、美編,不斷藉由網路硬碟交換圖檔和版面檔案,又藉由手機、電子郵件進行線上討論。

就主題而言,整個版面強調「輔大人認識的新舊教宗」,這個主題已經藉由照片、標題等材料來凸顯。

編輯人在此階段,比較重要的是版面語言的修飾,確保圖文擺置能夠呼應主題,也確保編版的細節不致破壞畫面的美感。

主編與編輯溝通原始設計後,叮嚀編輯特別注意幾個部份:第一,文稿擺放的位置,要配合新舊教宗照片和底色;第二,維持圖片和內文的和諧關係(這也是新的圖像編輯概念),避免出現內文或標題壓到圖片的情況;第三,圖說緊鄰著照片,方便讀者一目了然地掌握新聞要點。

為了凸顯主題,也必須適度節制美工。由於其他版面標題都做美工,主編、編輯、美編也評估這個版面標題美化的可能性,並做出美工標題的版型;但後來評估,其他版以文字為主,標題美工並不突兀,這個版以圖像為主,已經有太多視覺要素,不宜再加搶眼標題;而標題的素雅也能引導讀者將注意力放到照片上,更能凸顯版面的主題。

就這樣,經過繁雜的程序、一再的變化,終於完成一個看似簡單的版面。

捌、結論

本文所述的主編,正是筆者本人。筆者在主編《輔大紀事報》期間,同時參與專家生手研究群所進行的「評估新聞工作的專家與生手:尋找新判準」研究計畫(鍾蔚文等,2003、2004);因此採取近似土著人類學者(李亦園, 1991:142 )的方法,進行本論文的研究和撰寫工作。筆者的作法是,一邊對自己的工作細節進行記錄和反思,進行局內人的厚描(Geertz,1999、2002),一邊將記錄和反思內容提出來與研究群伙伴討論,藉由超然的局外人觀點和理論思辨,幫助自己找到思考的盲點,對編輯工作的意涵進行更深刻、周延的分析。

筆者最早以整份《輔大紀事報》的創刊歷程作為分析對象,後來因為資料太過龐雜,難以充分分析,予以放棄;接著集中研究創刊號一個專題版的產製過程,但因創刊號工作期間距離研撰時間距離將近半年,許多原始資料佚失,編輯過程重建不易,也予以放棄;最後在二○○五年四月教宗過世新聞傳出後,決定以這個正在發生的事件為例,對新聞編輯的動態過程進行實務記錄和理論分析,經過三個多月的實作、思考、討論、撰稿和反覆修訂,完成本文。

本文發掘的編輯工作動態,驗證並深化了導論中所提出的編輯定義:新聞編輯是「編輯人在現實情境中抓取主題、選組材料、語言再現的科學、藝術和政治;編輯人必須根據社會情境、組織定位和目標,選擇與重組社會事實相關內容、表達形態、科技工具、組織資源,進行標題寫作、文稿整合、版面設計等工作,來呈現新聞精華(表意)、吸引讀者閱讀(作文)、落實編輯政策(做人)。」以下逐一闡釋:

圖一:新聞編輯分析架構圖

一、編輯文本潛藏主題、材料、語言三層次

首先,本文驗證了建構論觀點,亦即新聞訊息潛藏主題、材料、語言三層次。

本文更進一步發現,主題、材料、語言不僅存在建構論者側重的文字訊息中,也存在圖像訊息、版面訊息之內,例如以淡紫色和蠟燭圖案表達對老教宗的追思是圖像訊息,又如將老教宗遺照與他和三任校長的合照連在一起,以強化他與輔大的關係,是一種版面訊息。

本文同時發現,主題、材料、語言不僅存在建構論者偏重的單一文稿或單一事件分析,也存在更微觀的標題文本裡、存在一個專題較鉅觀的整個版面和整份報刊裡,主編根據紀事報的創刊宗旨、選擇教宗新聞這個題材來報導,是從整份報刊的視野思考;更重要的,不同層次的文本相互呼應,一篇文稿的主題呼應版面的主軸、版面的主軸又呼應刊物的宗旨,形成新聞意義的金字塔結構。

瞭解新聞編輯文本從文字、圖像到版面,從一個標題、一篇文稿、一個版面到整份報刊都潛藏主題、材料、語言,有助於研究者分析編輯文本的意涵,也有助於編輯人超越技藝導向的思維,不僅琢磨文字修辭、圖像和版面美感,更關注到選材和意義建構的複雜面貌,編出兼顧意義結構、材料組合、語言修飾的好版面。

二、編輯工作核心在於選擇和重組

本論文揭露的實況顯示,編輯工作一以貫之的核心在於選擇和重組。從擬定創刊宗旨、組織編採團隊、規劃運作流程、監控情境變化、發展報導主題、規劃版面、整理原稿、撰寫標題到組合版面都需要選擇和重組。選擇,不僅包括刊登或捨棄、還牽涉強調或淡化;重組是把選出的材料組合成一個文本,這不僅是片段與片段的串連,更是意義的重新建構;選擇和重組是一體的兩面,選擇時必須考量要重組成什麼,重組時也必須善用選擇出的材料。

這並非新的觀念。事實上,傳統新聞編輯教科書也談選擇,只是偏重選擇忽略重組,偏重取捨而忽略強調或淡化、連結或分離,偏重選稿而忽略下標、改稿、編版的選擇和重組。質言之,選擇重組發生的編輯工作的每一環節,也發生在主題、材料、語言的每一層次。瞭解編輯工作的選擇重組本質,善用選擇重組智能,同樣有助於分析編輯文本的意義,也同樣有助於編出不僅圖文並茂,更是美感和意涵並重的版面。

更重要的,傳統編輯教科書只談新聞情節的選擇,而忽略了媒材、科技、人力的選擇和重組。以《輔大紀事報》的團隊組建為例,主編先選定媒體宗旨,再挑選適當人選組成可以落實宗旨的團隊,然後選用網路和PDF等工具建構運作模式,最後運用適當的圖像、顏色等媒材來烘托內容、強化主題;這和編版一樣涉及主題(宗旨)、材料(團隊)、語言(運作形態、版面形貌)三個層次。

將選擇重組範圍從情節、擴及媒材、工具、人力,有助於編輯人更宏關的思考工作意涵。美國版面設計名家莫恩(Moen,1995:5)認為,過去報紙編輯如同生產線中的一員,負責把新聞加工成可銷售的成品,編輯和記者、改稿編輯(copy editors)、攝影記者和美工,均是流程中的小螺絲。但現在大不相同,當文字、照片、數字都要以視覺方式呈現,報紙工作仍採生產線分工,反而冒著使新聞資訊瑣碎化的風險。編輯不但要知道資訊的意義,還要能消化資訊,並以團隊力量才能生產組合式知識,才能成為最好的報紙(蘇蘅,2002:121–122)。而要發揮團隊力量,顯然必須綜合運用人力、工具和媒材,如協調最適當的美編、運用最適合的電腦軟體、組合出最完美的版面。

適當的選擇重組能夠發揮相加相乘的力量,例如主編原本不瞭解校務行政和天主教義,也不擅長美術設計,但結合原《輔人》編輯、宗教所碩士和美術編輯後,他所領導的團隊就同時具備這些智能;又如,主編結合手機、網路、PDF等工具之後,就讓在實體世界無法密集集會的伙伴,能夠在網路世界隨時溝通。換言之,選擇重組能夠讓編輯集結資源、突破情境的限制。

三、編輯工作與情境高度互動

編輯人從情境中取材、在情境中工作、編出版面在情境中發行,每一個環節都與情境高度互動。

與編輯工作有關的情境變數,借用行為導向研究的分析架構(Shoemaker,1991),至少包括個人層次(如主編具有豐富編輯經驗和缺乏對天主教的瞭解)、常規層次(如當代版面重視圖像、標題以白話為主)、組織層次(如輔大校方對主編的授權、紀事報所能運用的工具)、媒體外部層次(如中國大陸媒體在中共壓力下淡化若望保祿二世喪禮消息,台灣媒體可以自由發揮)、文化和意識形態層次(如淡紫色代表對高壽過世教宗的追思)等。

這些情境因素一方面框限了編輯人發揮的空間,也提供編輯人可用的資源,編輯人既非全然受制於情境也無法全然主導情勢,而是在情境框限的範圍內做最好的發揮、進而尋求可能的突破。如主編在構思版面色調時,將天主教禮俗納入考量,因而採用黃色和紫色,天主教禮俗在此既是資源(幫助主編找到最佳顏色)、也是限制(只能選擇黃色和紫色系);但限制之中,仍然具有自主空間,如美編可以決定選用何種黃色、何種紫色、以及兩種顏色如何在版面上交會;又如手機、電子郵件、PDF既是促成線上開會的資源,但主要提供一對一的雙向溝通或一對多的單向溝通,較難進行近似當面開會的多對多互動討論,則是其限制。

這種在情境限制下尋求最大突破的動態,是本文和偏重情境影響編輯人的行為導向研究最大的差異。

四、編輯工作的目標在於表意、作文、做人

編輯工作的目標,不僅在於呈現內文精華、吸引讀者閱讀,也在於落實編輯政策。Halliday(1975)將語言功能分作三大類:表意(representational),亦即以語言表徵外在世界;作文(logical),亦即注意邏輯、修辭和文類;做人(relational),以及以語言反映、維持和發展人際關係。從Halliday來看,呈現內文精華近似表意,要吸引讀者閱讀勢必需要作文,而要落實編輯政策得和組織內外各種人物互動,必須懂得做人。

傳統編輯論述,偏向表意和作文,講求如何重現新聞要旨、如何做出最吸引人的標題和版面,但本文發現,除此之外,編輯人在工作過程中也必須考量人際關係、權力位階等等做人因素(黃光國,2000)。例如,主編不敢退權力位階較高、又無私交的神學院長的稿件,但經溝通後扣下權力位階相近又有私交的非營利學程老師稿件,就是一種做人的表現。將媒體已經刊出的「單樞機談新教宗」作為主題,而將未曾見報的「輔大修女聽過新教宗的課」當副題,也是考量兩者權力位階差異之後的「做人」行動。

這樣的做人是否適當(或如何做人才適當)很值得進一步討論。然而,本文顯示,做人確實是編輯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是我們研究編輯、從事編輯、改良編輯時不可忽略的一個重點。這也是本文和忽略做人的技藝導向、認知導向、歷史導向研究最大的差異。

五、編輯人需要活用知識、隨機應變的智能

傳統教科書,在論述編輯人所需智能時,通常談的是靜態的知識和人格特質,如邏輯學、心理學、社會學、修辭學、美學(荊溪人,2001:5–13),如細心、耐心、愛心、敏銳個觀察力、正確的判斷力、豐富的創造力(徐昶,1989:10–19),編輯人確實需要具備這些知識,但單單擁有這些知識是不夠的。一來,這些知識面向不足,二來,不僅要具有個別知識,更要具有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三來,所有知識的運用都必須在現實情境中進行,如何集結資源、如何做人、如何應變的能力同樣重要。

更具體的說,編輯是抓取主題、選組材料、語言再現的工作,要發掘適當的主題、選組適當的材料、運用適當的語言,需要運用相關的領域知識、情境知識、論述知識,來評估一則新聞的意義和價值,報導的目標和障礙,所能動用的資源和限制。

在領域知識方面,編輯必須同時具備新聞專業知識和專版知識。前者指新聞學、傳播理論、新聞法規等理論與實務智能,後者指所編版面的相關知識,如編輯《輔大紀事報》必須對輔大的歷史和校務、對天主教的文化和禮俗具有一定程度的瞭解。

在情境知識方面,編輯必須將一個議題置於整個社會、組織、常規中加以理解,這時需要運用政治、經濟、社會、心理、文化人類學來分析事件的意義,也需要台灣現代史、中國現代史、國際現勢等知識來縱向評估其歷史意義、橫向比較其價值;同時也需要充分瞭解組織的政策、資源、限制,才能釐清事件的意義和價值。主編在編輯教宗新聞時,綜合考量政治(如台梵關係)、社會(如讀者是否讀過其他媒體)、文化(如配色)、組織資源和限制,就是在運用情境知識。

在論述知識方面,編輯人需要將基於領域知識、情境知識所做的新聞判斷,所定的新聞主題、所選的新聞材料轉換為新聞文本,為此需要對編輯文體和工作常規有所瞭解,並且能夠靈活運用。在教宗新聞專版編輯過程中,主編綜合運用文字、圖像和版面語言,並且活用語意學、修辭學、美學、認知心理學以求精準、生動、吸引人,就是論述知識的運用。

更重要的是,編輯人不僅要將這些知識儲存在腦中,更要將這些知識活用在現實情境之中,也就是要從「知」向「行」轉化。這種行中之知、實踐智能,一來表現在隨機應變,如主編因應事件和稿源變化而調整報導主題和版面規劃;二來表現在資源整合上,如主編將成員的天主教知識、美術設計能力,整合成編採團隊的總體智能,這也是一種分散智能的表現。

總之,本文從實作分析中窺見的新聞編輯,不僅是個人的行動、更是個人與情境的互動,不僅是對文字訊息的處理、更是對文字、圖像、版面語言的綜合運用,不僅涉及語言修飾、更涉及材料的選擇和主題的建構,不僅是對新聞情節的建構,更是對情節、媒材、工具、人才的選擇和重組以意義,不僅要提綱挈領、圖文並茂,更要落實政策、達成目標。這是動態的、意義建構的、從做中學的新聞編輯學。

不過,要掌握如此動態的編輯學,本文仍嫌粗疏,單憑一個版面難以呈現編輯各環節的複雜樣貌,未來,有必要針對資源整合、主題選擇、版面規劃、原稿整理、標題寫作、版面組合等面向,選取適當案例,進行更細緻的分析。

出處:陳順孝(2005):〈新聞編輯的實踐:編輯人在情境中建構真實的個案研究〉。台北:中華傳播學會2005年會「向實踐轉:以專家生手和傳播創意為例」Panel宣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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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樣的規劃體現在《輔大紀事報》的創刊宗旨中,在主編草擬、校方認可的企畫書中,創刊宗旨共有三點:一、闡揚天主教精神和輔大辦學宗旨;二、報導輔大校務發展、教學研究和校友活動訊息,促進教職員生和校友的相互瞭解,進而凝聚輔大人向心力、激發校友回饋熱情;三、展現輔大校務發展、教學研究成果和校友成就,提升輔大社會形象、吸引優秀學生就讀。訴求對象則以輔大校友和輔大教職員為最核心讀者,輔大學生和《益世評論》原訂戶為次核心讀者,天主教神職人員、大專院校教育行政人員、高中教育行政人員為邊緣讀者。

[3] PDF(Protable Document Format )亦即可攜式文件格式,能夠維持文件的原樣,無論原來的文件用哪種軟體製作,轉成 PDF 格式傳給閱讀的對方,都能用 PDF 閱讀器把原來格式還原呈現,不需原來的製作軟體(那福忠,2004)。

[4] 有關《蘋果日報》編輯作業模式的相關資訊,得自筆者對《蘋果日報》兩位編輯所進行的訪談。

[5] 完形心理學的群化原則認為當兩個圖形以下列幾種方式之中的一種方式呈現時,就會被認為是同一群,有類似的功能或特性:1.接近性 (proximity):與其他圖形的位置接近。2.相似性 (similarity):與其他圖形的形狀或顏色接近。3.封閉性 (closure):如果圖形不完整,人會將圖形自動連接起來,看出一物理上不存在的輪廓。4.對稱性 (symmetry):與其他圖形對稱。5.連續性 (continuity):與其他圖形延續同樣的方向(李易修,2003)。

[6]更詳細的說,編輯修改時必須一、使枯燥、冗長的文字變得有趣而簡明;二、改正所有錯字和語法錯誤;三、核查和校正有關事實和重點;五、預防發生毀謗和其他法律問題;六、維護和提高報紙的聲譽和形象。七、強化導言,增加吸引力(Bowles & Borden,199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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