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2004重大事件的新聞建構
新聞編輯不僅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政治。一則新聞放在報紙的頭版還是內頁、版面的上方還是下方？佔多大的空間、做多大的標題？標題凸顯什麼重點、淡化什麼情節？使用什麼字眼？搭配什麼圖片？都反映新聞編輯的價值判斷和利害考量，本文稱之為「版面政治學」。
壹、導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中國時報頭版標題說：「大奸巨憝惡貫滿盈，毛匪澤東斃命北平。畢生迷信權力終因鬥爭而亡，滿身血腥殘殺同胞六千萬人」，聯合報寫道：「禍國殃民、惡貫滿盈，匪酋毛澤東死了。匪黨哀鳴呼籲團結未提繼承人問題，顯示內部四分五裂奪權部署未完成」，兩報都沒刊出毛澤東照片；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鄧小平去世，中國時報說：「鄧小平昨夜病逝」，聯合報稱：「鄧小平去世，北京全面戒嚴」，兩報都刊出鄧小平照片，中時甚至配上他親筆寫的一幅字：「學習是前進的基礎」。
一九七六年雙十國慶日，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在家中被郵包炸彈炸傷。聯合報將這則新聞放在三版下方，只以一欄半的標題「謝東閔拆閱書報左手受傷」交待，與同版面五欄的「花車遊行浩蕩壯觀」、四欄的「綺麗焰火萬紫千紅」不成比例，中國時報也僅以三欄的「謝主席左手受傷、蔣院長親往慰問」一「題」帶過，更重要的是中時、聯合和其他各報的內文一字不差，全部採用中央社通稿：「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於十日下午二時許，在家中拆閱書報時，左手受傷，蔣院長親往探視慰問，謝主席傷勢正在由醫生細心診治中」。二○○四年三月十九日，陳水扁總統在選戰最後一天遭槍擊，中時、聯合和各報紛紛以頭版和十幾個版面大幅報導，圖文並茂、角度各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當紅女星樂蒂猝逝，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在第三版報導，配四張黑白照片，聯合報頭條標題說：「樂蒂猝逝！黯淡銀河，忽為巨星沉，寂寞蘭閨，午夢未迴人，不說自殺，藥瓶在榻；如說自殺，她為什麼」，中時標題是：「樂蒂死了。英台薄命應知曉，梁祝一劇竟成讖。樓台會，從此絕響！十八送，誰來續唱？先化蝴蝶飛，形消骨立心力瘁；苦了梁兄哥，草橋結拜傷折翼。」；二○○三年四月一日，港星張國榮跳樓自殺，中時和聯合都用第一、二、三版報導，各配十一張和九張彩照、兩個和一個圖表，中時頭條標題說：「港星張國榮跳樓。目擊者指張與男友爭風吃醋後情緒失控，未幾即跳樓身亡」，聯合標題則是：「遺書自稱情緒困擾，港星張國榮跳樓身亡。『我活得很痛苦』中環鬧區24樓躍下，結束46歲人生，香港演藝圈震驚婉惜」。
新聞編輯不僅是一種藝術，更是一種政治。一則新聞放在報紙的頭版還是內頁、版面的上方還是下方？佔多大的空間、做多大的標題？標題凸顯什麼重點、淡化什麼情節？使用什麼字眼？搭配什麼圖片？都反映新聞編輯的價值判斷和利害考量，本文稱之為「版面政治學」。而不同時代的版面政治學，亦即不同時代標題、圖片和版面的呈現形態，則反映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情境，以及新聞編輯與情境的互動關係。
從這個角度看，一九六、七○年代，台灣還在戒嚴時代，報紙是反共保台的宣傳工具，頭版是政治新聞的專區，因此樂蒂的死訊登不上頭版、毛澤東當然是「匪酋」、謝東閔遇刺等危及政權安定性的新聞必須統一口徑、淡化處理；在此同時，台灣還處在從農業社會邁向工商社會的轉型期，報紙是有錢有閒仕紳階層品味風雅的讀物，標題必須像樂蒂新聞一樣押韻對仗才能供人玩味；此外，當時報紙只准出版三大張，加上圖片編輯概念不夠、彩色印刷能力不強，編輯還不擅長以圖像建構真實、震撼人心，因此版面宛如字海。這和戒嚴解除、媒體蜂起以來，報紙取材百無禁忌、標題簡明易懂、版面圖文並茂的編輯方式，迥然不同。
本文基於這樣的認識，將循著台灣戰後的歷史脈絡，探索不同時代編輯回應政治、經濟、社會情境的政治手腕和美學技巧。本文將戰後編輯史粗分為改朝換代期（1945–1949）、政治高壓期（1950–1979）、社會思變期（1980–1987）、黑金政治期（1988–1999）、經濟掛帥期（2000–2004），分別分析各個時期的政經和社會情勢，同時舉例說明當時的版面政治學。限於篇幅，本文難以全面分析各種變數，只能舉不同時期的代表性事件，進行重點討論。
貳、改朝換代期（1945–1949）：政情巨變、筆鋒急轉
台灣第一份報刊是一八八五年創刊的台灣府城教會報，由長老教會創辦，採用台語羅馬拼音文字，報導教會動態（潘賢模，1962）。第一份台灣人經營的日報則是一九三二年改版的台灣新民報[2]，在日本統治下日出對開兩張，中文佔三分之二，日文三分之一，原稿需送審，不時被刪稿、抽稿，有時乾脆開天窗抗議；一九三七年新民報被迫改為全日文發行，四年後被迫改名興南新聞，一九四四年三月又被迫與另五家報紙合併為台灣新報（朱傳譽，1965；春原昭彥，1988）。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派李萬居接收台灣新報，改名台灣新生報，台灣報業自此進入中華民國時期。
國府接收台灣後，台灣人辦報熱潮湧現，單單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九月半年期間，台北一地就有十家新報創刊，其他縣市也有五報創立（廖風德，1996），日治時代編輯也繼續活躍報壇（吳濁流，1988、1989）。然而，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五日的禁用日文政策，以及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卻讓通不過中文和政治考驗的老編輯黯然退出新聞舞台、甚至慘遭囚殺。
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一年，終戰時日語普及率高達七十五％，三十歲以上的知識份子，懂漢文並會寫的，百人中勉強可以找出一兩個，但在三十歲以下的就幾乎找不到了（許雪姬，1991），當時報紙為此多半採取中日文並列，如新生報第一至三版中文、第四版日文（葉明勳，1957）。然而，國府接收剛滿一週年，就宣布全面禁用日文，這讓當時剛學中文不久的台灣知識份子頓成文盲或半文盲（許雪姬，1991），當報社宣布：「有把握寫中文的才可留下來，不會的就說再見吧」時，日治時代就在報社打拼的編輯記者陷入困境，多數黯然離職，少數留下的也只能先把文稿寫成日文、再翻成中文（許雪姬，1992）。[3]
沒想到隔年的二二八事件，讓少數通過語言考驗的編輯記者面對更嚴酷地政治試煉。二二八事件期間，全台十餘家報紙被封，不論本省或外省的新聞工作者都有多人慘遭捕殺：隸屬於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台灣新生報，社長李萬居遭軍警毆打，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幹部林界、邱金山、蘇憲章、王天賞慘遭槍殺；原名掃蕩報的軍系和平日報也因為刊登立委要求查辦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新聞而遭停刊、社長李上根失蹤、總編輯丁文治被陳儀下令追捕。其他遭到捕殺的報人包括民報社長林茂生，中外日報社長林忠賢，大明報總編輯馬銳籌、主筆王孚國、編輯陳遜桂、文野，重建日報社長蘇春喈，人民導報前後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燈等等，一時風聲鶴唳、萬馬齊喑（阮美姝，1992；李敖與陳境圳，1997；張炎憲與李筱峰，1989；李筱峰，1990；吳濁流，1988、1989）。
在這腥風血雨的巨變時代，最能反映新聞編輯處境、也最能展現版面政治學樣貌的案例，莫過於台灣新生報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報導文本。新生報是當時台灣第一大報，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媒體，隸屬於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在三月十日前後，展現截然不同的報導角度和言論立場。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下午，公賣局專員查緝走私香菸時，毆打菸販林江邁，引發群眾包圍抗議，專員混亂中開槍打死路人陳文溪更引爆民眾怒火，蔓延全台的二二八事件自此爆發。當晚九點左右，群眾前往新生報，要求據實報導緝菸血案，前日文版總編輯、時任副總編輯的吳金鍊以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禁止為由回絕，群眾揚言放火，並開始拆報社招牌，社長李萬居出面答應報導，並恢復日文版（李筱峰，1990）。
二月廿八日的新生報將新聞登在第二版下方，三欄標題說：「查緝私煙肇禍、昨晚擊斃市民二名」，題小文少，並不顯著；三月一日新聞提升到二版頭條位置，標題是：「查私烟槍傷人命案、當局已有妥善處置，對肇禍兇手決依法嚴辦、戒嚴令候秩序恢復解除」，只有官方說法；三月二日繼續用二版頭條報導，但新聞增為兩則，一則是「本市查緝私烟事件、長官廣播處理情形，戒嚴令自昨晚十二時解除」、另一則是「緝烟血案調查委會、推派代表謁陳長官，所提各項請求長官允予照辦、死傷撫卹金由區里鄰長具領」，雖有群眾代表出現，但還是官方觀點。不過，新生報三月一日的社論「延平路事件感言」指摘專賣局緝烟人員違法帶槍、隨便開槍，要求嚴辦，並強調「政府要人民守法、政府本身就要先守法」，並未偏袒官方。
在此同時，三月二日的新生報「因紙張奇缺」，宣布由對開一大張縮小為半大張，三月四日進一步由對開半大張縮小為四開半小張，這反映亂局中物資供應的困難。
不過，報紙篇幅雖然遽減，二二八新聞卻相對遽增，從三月四日起幾乎佔滿頭版全版和二版大部分，而且高度反映民眾的動向和意見。例如，三月四日頭條標題說：「二二八處委會改組首次會、決定積極維持治安、派員指責上司命令不行」，同時刊出肇事的六位專員照片，題為「二二八事件肇禍兇犯真像」；三月六日頭版刊出「各地士兵外出、均禁攜帶武器，柯參謀長答應處委要求」；三月七日頭版報導「上海輿論界咸表同情，並盼當局慎重處理」、二版刊出「慨解義囊，大有公司捐贈五十萬，藉充為處委會經費」；三月八日報導學生佔領台中機廠時，也以「台中機廠由學生警衛」平實帶過，三月九日則在頭版報導憲兵司令張慕陶「願以生命擔保中央絕不調兵」。
然而，就在張慕陶「生命擔保」的新聞見報時，大軍已經來台，新聞界浩劫來臨。三月十日新生報停刊一天，三月十一日復刊，頭條新聞就說：「深望全台同胞猛省、求合法合理的解決，蔣主席在中樞紀念週報告」、二版頭條說「本省再度宣佈戒嚴、完全為了保護同胞，國軍駐台係為消滅叛徒、長官昨日播告本省同胞」，這是二二八事件以來，新生報第一次以「叛徒」稱呼群眾。自此，新聞言論一百八十度轉彎，原本刊登「各地士兵外出均禁攜帶武器」，現在改為每日刊登「在戒嚴期間、民眾行動應行注意各事項，尋仇報復搶掠姦淫者槍決」，原本批評政府的社論，三月十八日轉而批評「若干含有毒素的報紙的負責人……一味暴露祖國的弱點」，認為報紙負責人和日治時代「獻媚敵人」的人是二二八的禍首、台灣的罪人，此後，這種批判媒體、批判民眾的社論連登了十九天。
更重要的是，三月十一日起，新生報版面上再也看不到群眾的動態，只見官方聲明和每天重複的「在戒嚴期間、民眾行動應行注意各事項」，以及「聯合國將組遠東區重建會」等國際新聞。這顯示新聞受到嚴格控制，以致最重要的民眾活動和國軍鎮壓新聞，完全得不到報導。
三月九日前和十一日後的新生報，明明是同一家報紙，新聞、言論為何天差地別？關鍵在於：三月八日下午四點，國軍分別從基隆和高雄登陸，南北兩路挺進，九日展開全面性鎮壓，十日各報為此停刊一天，在此同時，新生報總編輯吳金鍊、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幹部林界、邱金山、蘇憲章、王天賞先後遭到捕殺（李筱峰，1989、1990）[4]，新生報總編輯改由少將擔任、總經理改由中將擔任（阮美姝，1992），連抗戰有功、擁有「同少將」軍階的社長李萬居都遭軍警毆打。當時擔任中央社台灣分社主任的葉明勳回憶說：他在事變後曾和閩台監察使楊亮功搭吉普車出外巡視，在空蕩的街道上看不到任何人影，路旁盡是屍體，卻連個收屍的人也沒有（林照真，1991）。
政治情勢和報館人事的逆轉讓留在崗位的編輯不得不改口，從稱呼公賣局專員為「兇犯」變成罵群眾「叛徒」、從報導民眾動向轉為只報官方消息、從批判政府轉而批判報人，生死大禍讓編輯不得不低頭。二二八事件後，全台只剩新生報一家報紙能夠營運（李敖、陳境圳，1997：211），但社長李萬居被迫離去，報館人事全非。兩年後，中央日報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自主管、編採、經理人員，以至工廠技工，全部由大陸遷來」（葉明勳，1957），台灣在地編報傳統隨著編輯一起走入歷史。
參、政治高壓期（1950–1979）：戒嚴報禁、標題抒情
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遷台。在戰火未熄、內部不穩、國際孤立、經濟困窘的背景下，國民黨開始建立「軍事的 — 威權侍從體制」來維繫政權，亦即「以蔣家為核心之統治權力機器，一方面以軍事戒嚴、動員戡亂等為名之非常法制架構下，透過無所不在之特務、社會控制及意識形態來控制社會，另一方面則在壟斷性之國家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上，透過前近代性格的『保護主 — 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來分配政經利益給其追隨者或結盟者，以獲取後者的政治效忠或支持，從而非正式地增強統治權力核心所遂行之威權統治之正當性」（杭之，1990：101–102）。在威權體制下，編輯受到新聞管制和報禁政策的雙重箝制，揮灑空間大受侷限。
在新聞管制方面，國民黨一面以反共復國的政治訴求、以宣揚國策的新聞理論，對記者進行教化，一面在報社內部建立新聞黨部，並動用情治系統對記者進行監控[5]；同時以嚴苛的法令嚇阻或懲處異議記者，例如戒嚴法第三條規定為中共作正面宣傳的言論與著作、誹謗國家元首、煽動政府與人民的敵對情緒、違反反共國策者，都是煽動叛亂。
在報禁政策方面，報紙同時受到三重限制，一是限張，一九五○年限制報紙每日只能出版一大張半（六個版）、一九五七年放寬為兩大張（八個版）、一九六六年擴增到兩大張半（十個版），一九六九年起限制為三大張（十二個版），從此二十年不變；二是限證，一九五一年開始限制新報成立，這讓台灣報紙數量長期維持在卅一家，其中黨政軍直營十五家，而民營的十六家中也大多由黨國信賴者經營，新的競爭者難以加入；三是限印，一九六○年起限制一家報紙只能設置一個印刷廠，不能跨地印刷。三重限制中，以限張對編輯影響最大，報紙為了在狹隘的三大張版面裡擠進越來越多的新聞，只能不斷的縮小字體、照片、留白，犧牲版面美感。
威權統治下，報紙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主要是政治新聞的專區，兩代蔣總統的新聞更是當然的頭版頭條，不僅政策宣示是頭條、重大節日文告（如元旦、國慶、光復節、除夕）是頭條，在蔣中正時代，連他生日都是頭版頭條，而且標題歌功頌德、年年如此。例如：中央日報一九六五年標題說：「日月同光、河山並壽；欣逢總統蔣公華誕，全國今日熱烈慶祝」，六六年「河山並壽、日月同光；今逢總統八秩華誕，全國同胞熱烈慶祝」，六七年「河山並壽、日月同光；欣逢 總統蔣公華誕，全國軍民熱烈慶祝」，六八年「日月同光、河山並壽；今日欣逢總統華誕，全國軍民恭祝萬壽」，六九年「日月同光、河山並壽；欣逢總統蔣公華誕，舉國歡騰恭祝嵩壽」，七○年「河山並壽、日月同光；欣逢總統蔣公華誕，舉國歡騰恭祝嵩壽」，七一年「河山並壽、日月同光；欣逢總統蔣公華誕、舉國騰歡恭祝嵩壽」，年年重複，而且「總統蔣公」前還得空半格以示敬意。等到蔣中正過世，各報報頭紅字全部改為黑字，為他戴孝。
政治八股盤據頭版和二版，想要發展的報紙只能將重心放在第三版，全力報導社會新聞和人情趣味故事來吸引讀者、開拓報份，原本經營困難的中國時報（前身為徵信新聞）和聯合報就是以此起家[6]，逐漸超越當時雄霸報壇的中央日報和新生報。在兩大報發展社會新聞和人情趣味故事的過程中，大陸來台、國學根基深厚，又受上海報紙風格與章回小說影響的編輯們，以押韻對仗的標題來增添新聞韻味，開創了風行數十年的「標題詩」時代[7]（黃年編，1991：116–121），聯合報三版編輯王潛石、查仞千就是個中翹楚，他們的作品如：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台北市士林區山上的尼姑庵昭明寺，半夜窗門經常撼動，群尼不敢入睡。三月八日報紙標題說：「尼動心中鬼、風敲月下門。蕭蕭禪院迢迢長夜，聲聲怪響忐忑驚魂」。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兼具男女兩性性徵的田徑選手姚麗麗在台大醫院接受吳家鑄醫師的生理矯正手術，成為完全的女人。標題說：「乾坤再造、神奇一刀；肥了櫻桃、瘦了芭蕉。吳家鑄昨宣布矯正手術成功，一月後的麗麗全身都是女性」。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台東紅葉棒球隊擊敗嘉義垂楊隊，贏得全國少棒錦標賽冠軍，標題是：「東台小將一棒響、滿山紅葉壓垂楊。大膽成軍、嚴格訓練、將士用命、才有今天」。
標題詩的創意和政治八股恰成強烈對比，在這個版面設計和圖像處理因為限張政策而難以發揮的時代，標題成為編輯展現才學、一爭高下的領域，標題名家廣受崇敬，如王潛石、查仞千在一九六○年代所做的上述標題，筆者在一九八八年入行當編輯時，仍聽老同事在津津樂道。
在這個政治高壓、張數受限、標題詩盛行的時代，最能反映編輯處境和才氣的，莫過於劉自然事件、廖文毅事件和中壢事件，以下以聯合報為例說明：
一九五七年三月廿日，駐台美軍上士雷諾，在陽明山寓所開槍擊斃台北市民劉自然，五月廿三日美軍法庭宣判雷諾無罪，台灣輿情譁然。隔天聯合報三版標題說：「連開兩槍算是自衛、雷諾殺人宣判無罪，辯護人史梯爾說雷諾是好人，泉下難對證劉自然死得冤枉」、「雷諾作供漏洞百出、陪審人員輕予採信」，同時登出劉自然遺孀的親筆聲明「我向社會哭訴」，頭版社論標題更直接地「抗議美軍蔑視人權」，義憤之情，溢於言表。
廿四日上午，劉自然遺孀和憤怒的群眾湧到美國大使館前抗議，場面失控，多人翻牆衝入使館，搗毀辦公室，焚燒汽車和美國國旗，毆打美國官員，敏感的台美關係為之震盪；蔣中正趕緊接見美國大使，澄清「決非此間有任何反美運動」（中央社，1965），行政院長俞鴻鈞引咎辭職但獲慰留，負責台北治安的軍憲警首長全遭撤換，參謀總長還下令三軍全面取消例假應變。情勢頓時陷入緊張，這時的聯合報新聞言論急轉彎，一反先前「抗議美軍蔑視人權」的態度，轉而在二十六日頭版發表社論「大處著眼論中美邦交」。
報紙急轉彎，但國民黨政府卻決定以記者編輯作為替罪羔羊。政府將這場群眾抗議事件歸因於匪諜煽動，國家安全局（1991）動員「所有在文教界工作同志」偵監後，認定到場瞭解的民眾日報編輯林振霆就是肇禍「匪諜」，判處無期徒刑，他的上海新聞專校在台同學戴獨行（中華日報記者）、朱傳譽（國語日報編輯）、夏龢（中國廣播公司記者）、嚴仲熊（中央通訊社編輯）、李望（民本電台節目部主任）、席淡霞、陸靜珍等人也成共犯，入獄數月至數年；他們的罪狀包括：「發掘貪污新聞，以暴露政府弱點，利用黃色新聞，瓦解我固有道德，隨時打擊我民心士氣」，「報導新聞，故意利用錯字，…以淆亂視聽，為匪張目」（另可參考戴獨行，1998）。連錯字都可以成為匪諜罪證，可見當時編輯處境之艱難。
一九六五年的廖文毅事件則大異其趣。那年五月十四日，旅居日本十八年，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自居的台獨領袖廖文毅投降回台，這是國民政府遷台以來的最大政治勝利。在政府的督促下，各報無不卯足全勁來加以宣揚，聯合報只留三名記者處理一般新聞，其餘記者全部出動採訪廖文毅消息，還抽掉頭版所有廣告，用頭版和三版全版、以及二版部份篇幅報導（于衡，1971）。編輯當然也就利用難得的寬裕版面，盡情刊登圖文、嘔心瀝血做題，儼然「一大幅潑墨畫」（于衡，1971）。這幾天報紙所用照片之多、所佔版面之大，比之今日報紙毫不遜色，而其標題之華美，更是極盡標題詩之能事：
例如：「識迷途未遠、覺今是昨非；廖文毅倦鳥知返，眾親朋額手稱慶！」、「漂泊遊子終歸來，寂寞門庭為君開，高堂老母沈痾起、迷惘老弟神智甦」、「往事幾縷煙、風雨一杯茶；廖博士圓山閒話」、「廿年遊子思家、那堪人在天涯；歸夢牽縈身如倦鳥、關心故鄉時常讀報」、「西螺掃徑迎歸人！昔時眾人默默、今日議論紛紛；寂寞梧桐院落、忽然喜氣盈門」、「東飄西泊倦遊人、斜風細雨弔荒墳；廖文毅返鄉掃墓」「諄諄祖訓教忠孝、懍然堂前愧姓廖；半生作為、說什麼好，未來歲月、一定記著」。
換言之，在劉自然事件中，報紙迫於政治考慮，必須轉彎、必須噤聲；在廖文毅事件裡，面對這個長年在海外搞台獨，新聞遭國內封鎖，沒幾個記者認識的人，報紙卻得在一天之間，四處向官員、政壇大老和廖文毅的故鄉雲林西螺鄉親打聽，拼湊出一個又一個「浪子回頭」故事，來強化政治宣傳（李世傑，1988：301–314；于衡，1971）。報大報小、正面反面全是政治。
一九七七年的中壢事件又是另一個故事。
原為國民黨籍的省議員許信良脫黨競選桃園縣長，十一月十九日投票當天傳出選務人員做票舞弊，上萬群眾憤而包圍警察局、燒毀警車。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有關當局進行「新聞協調」，要求各媒體「淡化」這個消息（黃年編，1991：69–72）。
聯合報在事發後第一天只在三版以小小的三欄新聞處理這個二二八以來最大的群眾運動，標題說：「選務發生糾紛、中壢警局被焚；監察員惹是非收押偵訊、少數人逾法軌令人遺憾」，第二天登一個四欄題「中壢員警恢復值勤，警署追究肇事責任，檢討有無失當之處，許信良對此事表示難過和遺憾」、第三天登一封署名「桃園縣一農友」的投書「享受民主自由、應知珍惜」、第五天登署名「台大一學生」的投書「目睹中壢選舉不幸事件、很多學生為之痛心疾首」，第六天再登三封讀者投書，合併做題為「選舉爭執豈可火燒警局、中壢騷擾必須秉公處理」。
到了第七天，聯合報突然以三版全版報導事件始末，頭條標題說：「選務糾紛引起騷擾、中壢事件民主蒙污；雖屬偶發影響治安甚大、懲前毖後痛切記取教訓」，其他標題說：「選情熾熱謠言四起、追根究底惡少滋事；兩老投票、范姜指點引起糾紛，群眾附合、大家隨人捲到警局」、「扔石翻車燒房子、萬般忍耐不流血；人群聚集看熱鬧的多、冷靜處理事態未擴大」、「警察局長談實況、始終未使用武力，衝近指揮中心才用催淚瓦斯、江文國如受傷可能另有原因」、「抽樣訪當地民眾、憤懣滋事者過份，青年學生咸認此事不足為訓」，報導角度明顯偏向官方，但卻讓事件始末首度公諸於世。
在戒嚴統治下，如此公然違抗「新聞協調」是一件兇險的事。當時的聯合報桃園新聞召集人吳心白（1991）回憶說：「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儘管我們的新聞已絕對性的領先各報，……卻因當時政治環境不同，後續新聞一直沒有見報。但後來報社作了新的決定，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奉命：率領楊志強、邱傑兩兄弟於當天一早到報社，參加由張總編輯作錦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編輯組主任查仞千兄在內的五人專案小組，『關』在編輯部一個禁止任何人出入的房間裡，……把我們連日來所採訪蒐集的資料，全部在第二天聯合報第三版全版和桃園地方版見報」，當時的編輯查仞千（1991）也回憶說：「事件極端敏感，編採作業守密，遣詞用字，煞費周章，悄悄編好等待各版截稿才一次發排，報社各級長官紛紛前來『探班』，王董事長惕老在午夜一點多鐘親自到編輯部來看清樣」。
聯合報對中壢事件的報導，儘管遲了六天、儘管偏向官方，卻代表一九七○年代末期的新聞決策者，對政治情勢的回應方式已有不同，連出身總統官邸侍衛的王惕吾所辦報紙都開始試探新聞管制的底線、開始尋求局部的突破。這時代的編輯作為試探新聞禁區的先鋒，處境和二二八事件、劉自然事件時，已經有了微妙的變化。
肆、社會思變期（1980–1987）：社會轉型、版面變革
一九八○年代，是台灣快速變遷的年代。儘管戒嚴依舊，但威權體制鬆動，一九八○年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一九八七年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在此同時，台灣經濟起飛，社會力量蓬勃發展，消費者、環保、勞工、婦女、原住民、農民、學生運動蜂起。這時期政治改革、股市投資、社會運動漸漸成為人民關切的議題，報紙的頭版和二版仍是蔣總統新聞和以官方觀點為主的政治消息，但原本社會新聞掛帥的三版開始改版回應社會變遷。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華日報率先淨化第三版，由社會新聞改為大眾文化生活版；隔年八月十日，聯合報也將社會新聞從第三版移到第五版，第三版改為現代生活版，報導生態、科技、生活、教育、人文、人民權利義務及社會價值變遷等題材，八月二十三日，中國時報也跟進（王天濱，2003：204–208）這一改版，不僅結束了長達三十餘年的社會新聞掛帥時代，也顯示社會的多元化和經濟的發展，已開闢出政治、社會之外的新聞礦場，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即表示，第三版的改革是要「配合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擴大其影響力」（黃年編，1991：116–121）。
報紙主題改革的同時，標題和版面的變革也同步進行。
在標題方面，形式簡化、用語白話漸成風氣。這一來是因為台灣進入工商社會，大眾生活節奏加快，沒有閒情逸致欣賞標題詩，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戰後出生、聯考出身者漸漸成為報社編輯的主力，他們國學素養遠遠不及老一輩編輯，既沒能力也無興趣耍弄標題詩，漸漸「將標題的旨趣從抒情轉為析理，將標題的詞彙自主觀的創造或影射改為就新聞內文進行客觀的採擇」走上「編輯易做，讀者易懂」，樸素而不失生動的標題風格（黃年編，1991：116–121）。
在版面方面，一九八○年代，電腦打字和照相打字先後引進報社，編輯能夠使用的字體和編排的彈性大幅擴充；在此同時，學界徐佳士（1973）、朱自成（1985）和業界陳裕如（1985）先後發表版面設計研究報告和建言，主張增加欄高、取消欄線、打破梯形、改採矩形規劃，為版面改革指出方向；漸漸地，原以標題為重心的編輯，陸續開始進行版面創新的嘗試，中國時報三版主編王篤學在一九八○年十一、二月增額中央民代選舉期間，連續變換出十八種不同的頭條新聞編排方式，就轟動新聞界，成為一代傳奇；接續查仞千主編聯合報三版的涂明君把她過去編英文報和雜誌的經驗帶入，以平面設計和平面規劃的概念來經營版面（黃年編，1991）。
這些變革，在一九八○年代陸續啟動，到了一九八八年報禁開放後紛紛開花結果，成為新一代編輯典範。
在這個威權體制鬆動但戒嚴桎梏仍在的時代，媒體報導新聞往往在自由和保守間擺盪，曾在中國時報工作超過十年的南方朔就剖析老闆余紀忠的複雜性，他說，當時的政治環境非常險惡，余紀忠又想做一個自由派的報人，他每天都在猶豫、權衡、拿捏輕重間傷透腦筋。他要面對現實政治，又想和年輕同事強調新聞人的風骨，內心非常複雜（林照真，2002）。
當時新聞工作者在複雜處境和心境下，往往得設法在兩難中求取兩全之道。這種膽識和智謀，在自立晚報總編輯顏文閂處理中正機場事件的版面上，表現得最淋漓盡致。
顏文閂一九四五年出生，是戰後世代第一批記者，原在聯合報工作，擔任採訪組副主任，在一九八一年轉任自立晚報總編輯。五年後，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底，流亡海外的許信良兩度欲從中正機場闖關回台。十一月卅日，前往接機的群眾與軍警激烈對抗；十二月二日，許信良再度闖關，這回接機群眾在前往機場的路上，就遭到軍警毆打，連部分路過的民眾也遭了殃。當時有數十位記者在場目擊，但第二天沒有任何一家早報報導。顏文閂與記者、採訪主任開會後，決定對這個事件作「適當」的報導。
所謂「適當」的報導，據顏文閂說，十二月三日的新聞處理，他保留了三十％，「警察施暴力的照片，也決定不用。全部的稿子送來，我仔細過濾感情、色彩過濃的詞句，和對暴力恐怖細節的描寫」。顏文閂說，「在台灣新聞界幹久了，人人都學會了『自抑』的新聞處理法」、「雖然經過充份自抑，但我們始終堅持我們報導的真實性。這是新聞工作者最低的、無法讓渡的原則了」（陳映真，1988）。
翻開當天自立晚報的二版，只見警方以拒馬隔離群眾、黨外大老余登發被「請」出抗議現場兩張照片，所有警察施暴的照片都被「自抑」掉了；頭條標題「軍警戒備機場、值勤態度強硬；卅餘民眾被饗以警棍拳腳；雖經指揮官制止仍難平息」，白話敘述中，以「指揮官制止」一語將事件定位為基層軍警失控，而非長官授意，避開與黨政決策者的正面衝突，這可能是他對事實的認知，也可能是他兼顧記實理想與避禍現實的智謀。
顏文閂在事件後接受人間雜誌的專訪時指出：他決定報導，是因為深信機場上少數軍警的脫法行為，絕非執政的國民黨和政府決策者所授意，而是部分執法人員沒有充分瞭解國民黨民主與改革的最高政策，「反而阻撓和破壞了好政策」；儘管事件見報後，有關方面不免有一時之痛，但是從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遠利益來看，可免去千秋的悔痛；因此，他作為一個國民黨員、一個報人、一個國民的責任，考量整個社會、國家和國民黨的長期利益，還是覺得非報導不可（陳映真，1988）。
這種「諍臣」風格與獨立監督政府的「第四權」概念還相距甚遠，卻是那個時代是最能兼顧理想與現實、甚至是最勇敢的作法。當時的人間雜誌就以顏文閂為封面人物，並以「石破天驚」為題，讚揚他在戒嚴體制下敢於報導執政者負面新聞的勇氣（陳映真，1988）。
顏文閂闡述自己報導要領說：「第一是瞭解整個政權發展及內部運作，第二，需要講究文字的用字，不能直來直往，還有，能夠報導的要盡量報導」。「你知道整個政權的背景是什麼，就知道你的底線在哪裡；如果不知道的話，當然是越退越安全，因為怕不小心掉下去」。「我或者比較知道我自己的位置和那懸崖間的距離實際上有多寬。也許別人不但不知道還有一個安全空間，還拼命往後退縮，搞得自己步步驚心、舉步艱難」[8]。
這是當時有志揭發真相的報老闆、總編輯和基層編輯必須有的膽識和謹慎，換言之，這時代的戒嚴統治和新聞管制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嚴峻，編輯漸漸可以有所作為，但必須審時度勢、拿捏好分寸，才能兼顧記實理想與避禍現實。
伍、黑金政治期（1988–1999）：權拳進逼、欲說還休
一九八七年七月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八八年元旦報禁隨之開放。報禁解除伴隨著政治開放，台灣進入一個加速民主化的時代。一九九一年終止戡亂時期、九九年廢止出版法，辦報不再需要先經批准，報導也不必擔心政治囚殺。與此同此，九二年國會全面改選、九四年省市長民選、九六年總統直接民選，政治民主化的推動，讓政治成為報紙最熱門的話題，加上社會運動持續發燒，新聞媒體呈現多元面貌。報紙頭版和二版不再是政治專區，報紙一、二、三版漸漸連成一氣，隨時反映當天最熱門的話題，不論這個話題是政治、經濟、社會、體育甚至娛樂。連戒嚴時代高度禁忌的蔣經國與章亞若婚外情，都成為聯合報連載故事，連登將近兩個月（周玉蔻，1989）。
另一方面，報禁解除，報紙張數不再受限，主要報紙張數從一九八八年的六大張逐步增加到二○○二年的十五張上下，加上電腦組版、編採全程自動化漸成主流，印刷設備改良、彩色印刷的能量提升，這些變化，讓編輯可以揮灑的空間變大。但在同時，市場的競爭也加劇，一方面，自由時報崛起，漸漸與中時、聯合鼎足而三，大成報、首都早報、勁報、聯合晚報、中時晚報、自立早報等媒體陸續創刊，各有創新；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開放有線電視設立、九三年開放新廣播電台設立、九四年起二十四小時新聞台紛紛成立，九七年民視開台、九八年公視開播，九○年代末期網路興起，報業競爭和跨媒體競爭加劇，報紙需要以新的面貌吸引電視和網路世代的讀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較具現代感的白話標題和西式編法躍居主流。標題不再押韻對仗，而是有話直說（例如，自由時報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報導三毛死訊，主標題只有「三毛自殺、死了！」短短六字），同時帶進更多的俚語和俗語，尤其隨著本土意識提高，使用越來越多的台語詞彙，如「凍蒜」、「挺」（宋梅惠，1992）；版面設計則正式告別梯形版法，走向講究單元式規劃、塊狀組合、視覺震撼中心的西式編法。
單元式規劃是指編輯將同一版面內的新聞分成幾個主題，每個主題自成單元；塊狀組合是將每一單元內的所有新聞、照片、圖表合併編成一個矩形塊塊，和其他單元構成的方塊共同組成全版；視覺震撼中心是指在眾多單元中，有一個單元是當天新聞的焦點，編輯會以大照片、大標題、加上美工、襯底或彩色印刷的方式加以凸顯，使讀者看這個版面時，瞬間被這單元所震撼、所吸引。與此相關的還包括標題形式簡化且不作美工、強調照片和資訊圖表處理[9]。
這種西式編法藉由留學美國的學人（羅文輝，1991；臧國仁，1990；陳百齡，1993）和熟悉歐美報業的實務工作者（涂明君，1988；陳裕如，1985）引進台灣，成為指導報禁開放後報紙改版的理論和實務指引，在一九八八至九六年期間，報紙頭版塊狀組合比例已超過六成，照片使用率逾八成、圖表也近七成（羅文輝等，1999）。
值得探討的是，中文報業（含台灣報紙和大陸遷台報紙）與日本報業淵源深厚，同樣以梯形編法為傳統、同樣賦予每則新聞標題相近的份量、短訊甚少，不像西式編法每版只強調兩三則新聞標題，其餘都作短訊，但在報禁開放時，台灣報業引進的卻不是淵源相近的日式新編法，反倒引進語言、傳統迥異的歐美編法，這應與台灣戰後新聞傳播理論和實務界人士多數留美、親美，對日本報業甚至中文報業傳統缺乏瞭解有關。
總的來看，這個時期的報紙擺脫政治干預，新聞、言論百無禁忌，不必再當執政者的傳聲筒，轉而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強調商品性格，以改良版面設計、提供多元訊息，來吸引讀者，如大陸新聞廣受報導、地方新聞不斷深化、資訊科技新聞成為新貴、消費生活訊息大行其道、財經和個人理財新聞日益興旺、職棒和娛樂新聞成了新寵、網路話題漸受側目、社會新聞也重新抬頭（楊選堂，2001；蘇蘅等，1999）。
不過，這不代表這時期的報業不再沾染黨派色彩，反倒是隨著民進黨的崛起、國民黨出現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以及新黨成立，台灣政壇漸漸以統獨為界劃分為兩大陣營，報紙也與此呼應而各有所偏，漸漸由做為國民黨的政治侍從轉而成為不同政治流派的盟友（陳順孝，2003），政治性格依舊。此外，台灣解嚴後，政治鬆綁，但黑金政治興起，一九九○年代，台灣縣市民代超過三分之一有黑底、省級四分之一、中央十分之一（廖正豪，2000），新聞報導飽受黑道威脅。
統獨立場和黑金政治都對新聞編輯的真實建構工作產生重大影響。
在統獨立場方面，一九九六年十月，台港澳保釣人士登陸釣魚台，同時插上青天白日旗和五星旗，一場護土行動頓時捲入兩岸主權爭議。台灣意識濃厚的自由時報、台灣日報、自立早報都刊出兩岸國旗同「台」飄揚的照片，並在標題中質疑究竟是「誰的釣魚台」；中國情節深厚的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和台灣新生報則刻意剪裁事實，刪去五星旗畫面，只登我國國旗飄揚的照片，然後為照片下了一個「青天白日、釣島護土」的愛國標題，完全掩蓋中共國旗的存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共接管香港，中時、聯合稱之為「回歸」，自由時報則稱之為「易主」。
在黑金政治方面，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帶著七、八個手下到潮州鍾家，親自按門鈴把經營賭場的鍾源峰叫出來，然後在鍾源峰母親面前帶頭開槍殺了他，鍾母為子下跪求饒不成，憤而報案指控議長殺人，當天各報都已知曉案情，但卻不敢直率報導。
事發後第一天（十四日），聯合報以社會版中間地位報導此事，標題「殺手『早點名』，登門尋仇，亂槍奪命。潮州驚傳槍擊案，KTV老板遇害，七、八名歹徒乘兩車逃逸」，完全不提鄭太吉；中時和自由勇敢一點，都以社會版頭條地位報導，中時標題「KTV老板鍾源峰遭八殺手亂槍擊斃。鍾某睡夢中被叫醒，押出室外槍殺，身中17槍，疑與屏東一政壇人物有關」，自由標題「潮州聞人鍾源峰遭狙擊17槍喪生。在自宅被八名歹徒突襲當場死亡，過程僅一分鐘，死者母親目擊帶頭按電鈴者係一民代，疑因財務糾紛或恩怨引起」，都在標題最後以「政壇人物」、「民代」點出此案與黑金政治的關係，但如此模糊的點法，誰會想到是鄭太吉？
第二天（十五日），聯合和自由不再報導，只有中時在社會版右下方以「鍾源峰命案，檢方專案偵辦」為題報導，指出檢察長請警方派員全天候保護檢察官安全；第三天（十六日），聯合還是沒有報導，自由在社會版左下方登出兩欄小新聞，題為「鍾源峰命案，不排除政治因素」，中時則以頭版頭條報導，主標題說：「鍾源峰遭槍擊，檢警鎖定屏縣政壇特定對象」，內文強調「該特定對象在屏東政壇極具份量」，但還是沒有寫出是誰。此外，第二天起，各報記者不再署名，而改用「屏東訊」或「本報記者綜合報導」來隱藏身份，以免成為箭靶（陳順孝，2003）。
第四天（十七日）自由沒再報導，中時和聯合都在三版下方處理民進黨立委蔡式淵指控鄭太吉殺人，以及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曾永權、屏縣黨部主委華加志、縣長伍澤元阻撓檢方辦案的新聞。有趣的是，聯合報標題和內文絕口不提鄭太吉，標題反倒強調「蔡式淵暗示關說並指阻撓檢方蒐證，曾永權華加志告誹謗」，內文有句「他（蔡式淵）還在質詢中指名道姓指出涉嫌人」，卻不寫出涉嫌人是誰。中國時報也有趣，內文明白寫出蔡式淵指「當天是屏東縣議長鄭太吉先朝鍾源峰開第一槍」，標題卻只寫道：「蔡式淵指鍾案與屏東議壇鄭姓人士有關」。
第五天（十八日），自由和中時都以頭版頭條地位報導檢警的拘拿行動，自由標題說：「緊急追緝令，捉拿屏縣議會鄭姓人士」，中時更直接地標出「拘拿屏縣議長鄭太吉，警方撲空」，但當天聯合報對全案沒有隻字片語的報導。當天下午，鄭太吉到案說明後被收押，隔天（十九日）三大報才終於一致指名道姓標出鄭太吉遭收押禁見，但記者仍不敢署名。
三大報對鄭太吉事件的報導忽大忽小、標題欲說還休，顯示新聞工作者在黑金政治威脅下，人身安全堪慮，根本不敢暢所欲言。事實上，在鍾源峰命案發生前一個月，也就是十一月十四日傍晚，鄭太吉的十五六名手下，持球棒闖入民眾日報屏東分社，見到男記者以棒擊打，見到女記者就打耳光，很多記者嚇得從二樓跳窗逃命，報社設備也被砸爛，雖然記者都知道是誰幹的，但隔天的民眾日報標題只寫道「本報屏東業採中心遭搗毀，三名記者受傷。十五六名男子手持木棒、頭戴頭套逞兇，疑與選舉暴力有關」，而不敢寫出主嫌是誰（汪士淳，1995；黑白新聞周刊，1995）；在鍾源峰命案期間，最勇於報導的中國時報也面臨極大的威脅，為防意外，還調防彈衣給記者護身[10]。
黑金政治的暴力，取代戒嚴體制的暴力，編輯雖不必像記者一樣直接面對黑道，卻不能不顧慮他們的安全，這就使他們在下題、編版時不得不有所保留，不得不在記實理想與避禍現實間尋求平衡點。
陸、經濟掛帥期（2000–2004）：爭奪市場、黨同伐異
二○○○年台灣首次出現政黨輪替，政權從國民黨和平移轉到民進黨手上，民主政治更進一步，黑金政治隨之式微。但藍綠的對抗加劇，在接連舉行的二○○○年總統大選、二○○一年立委和縣市長選舉、二○○二年北高市長選舉、以及二○○四年年初的總統大選、年底的立委選舉裡，大眾媒體，從報紙到廣播、電視，大多各自偏向特定黨派，新聞選材、報導角度各有所偏。黨同伐異情況日趨激烈。
在此同時，二○○○年美國高科技股股價大崩盤，台灣股市和經濟也同步下滑，二○○一年台灣經濟負成長。經濟景氣不振，連帶使得原已僧多粥少的廣告大餅更形萎縮，媒體裁員、減薪、甚至倒閉的情況每下愈況，為了爭奪有限的廣告大餅，不得不在原本不登廣告的重要版面（如二版、三版）刊登廣告，而且篇幅越來越大，到了二○○四年甚至不時將三版全版賣掉來登廣告；在此同時，對廣告主負面的新聞成為不敢登的禁忌，廣告新聞化和置入性行銷的情況日益普遍，原本視「業採合一」為不入流的大報也開始推動「編經合一」，打破傳統編務與業務的界線；經濟的壓力，甚至影響到媒體的內容乃至政治立場，偏愛某個黨派、某個政治明星，成為媒體市場區隔的手段，經濟超越政治成為左右媒體走向的主要力量。
在此同時，原已被電視超越的報紙，再度被網路媒體超越，淪為第三大媒體（Insightxplorer，2004）。報業內部又出現勁敵，在香港報壇叱吒風雲的壹傳媒集團跨海來台，讓原已僧多粥少的報業競爭更形慘烈。二○○一年五月壹週刊成功登陸，二○○三年五月蘋果日報隨之登台，以激情的社會新聞、圖像化的編排手法、全彩的印刷，引起市場矚目，迅速威脅自由、中時、聯合等三大報的霸主地位；三大報和台灣傳統報業紛紛增加社會新聞、放大照片、改良編排、增加彩色印刷比例來迎戰，台灣報紙版面風格丕變，彩色化、圖像化頓成主流（陳延昇，2004；陳順孝，2001、2004）。
最能呈現蘋果日報圖像化編排，與台灣傳統報業文字為主、圖片為輔編排風格差異的，莫過於二○○三年五月二日蘋果日報創刊當天的版面。當天，自由、聯合和蘋果都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抗SARS殉職為頭版新聞，並搭配照片，自由和聯合都僅用半版刊登新聞，照片面積僅約這半版的四分之一，自由的照片是陳靜秋的丈夫拿著全家福合照畫面，合照裡的陳靜秋只是個模糊的小點，讓人無法辨識；聯合報照片則是台北市長馬英九、副市長歐晉德、衛生局長邱淑媞哀悼畫面，但完全不見主角陳靜秋；相對的，蘋果日報頭版全版報導新聞，以整個上半版刊登陳靜秋生前照片，並將她的照片與民間團體為和平醫護人員祈福的畫面以電腦合成在一起，既呈現陳靜秋的形貌，也呈現民眾的關懷，展現用圖像說故事的魅力。
最能呈現報紙透過標題、照片、版面編排來黨同伐異的案例，莫過於二○○四年總統大選前後，各報對陳水扁、呂秀蓮陣營和連戰、宋楚瑜陣營的報導。例如：
二○○四年二月三日，宋楚瑜出席台灣演藝協會所發起的「台灣群星燦爛演唱會」，上台致詞時遭觀眾鼓譟抗議，場面尷尬。隔天，自由時報以「台灣老歌演唱會、宋楚瑜被噓」為題，以五版頭條地位報導，還將宋楚瑜致詞、群眾噓他兩個畫面組合成一組彩色照片；聯合報則以「百年歌謠大賞、政治人物被噓；黃輝珍和宋楚瑜出席致詞，觀眾抗議大喊『下台！退票！』」為題報導，硬把沒被噓的黃輝珍放入標題，將觀眾抗議對象從宋楚瑜一人轉化為廣泛的政治人物，同時只登出觀眾噓人的黑白照片，完全不見究竟是誰被噓。
二月二十八日，泛綠號召兩百萬人舉行「二二八百萬人手護台灣」活動、泛藍動員十五萬人以「千萬人心連心」活動抗衡。自由時報頭版全版報導手護台灣，標題說：「500公里人龍、締造新台灣；南北連一線，好似嘉年華，族群齊攜手，歡喜迎和平」，同時以八個新聞版、十二個畫頁，總計二十個版報導，至於藍軍新聞只在七版中間以兩則新聞和一張照片帶過；相對的，國民黨營的中央日報頭版只見藍軍新聞，標題說：「228PM二：二八，連戰燃聖火。千萬人心連心，擁抱族群大融合」，內頁五個版報導藍軍行動，綠軍行動只在三版下方以兩則新聞、一組照片處理。
三月十三日，藍軍動員三百萬人舉行「換總統救台灣」大遊行，民進黨則號召六十六萬人舉行造勢晚會相抗。中央日報頭版全是遊行新聞，主標題是「313大遊行、換總統救台灣；320萬藍軍向扁嗆聲」，同時以八個全版大幅報導，只在六版下方以一則新聞處理綠營新聞，而且給予負面標題：「綠營高市晚會下午集會演講被制止」；自由時報頭版則捨棄藍綠新聞，全版報導「1200萬人怒吼、西班牙大反恐」，將藍營新聞放在第七版、主標題「313大遊行，連宋親吻土地」，綠營新聞放在第六版、主標題「扁：連宋只敢在台灣大小聲」，雙方篇幅相同。
在此同時，壹週刊在三月十日同時揭發綠營吳淑珍炒股和藍營連戰家在美置產新聞。中國時報同時刊出兩則新聞，主題分別是：「吳淑珍代操作，子女短線獲利」、「一一四○公司總裁仍是連方瑀」；自由時報則只登出「連家在美置產、段宜康提新事證」一文抨擊連戰，完全不提吳淑珍的事；相對的，聯合報只登「壹週刊：扁嫂用子女戶頭買股票」一文批扁，完全不提連家的事。
三月二十日大選投票，陳水扁以○點二％的差距驚險贏得連任。落敗的連戰不服，質疑選舉舞弊，五月十日起法院展開全面驗票，隔天各報對驗票狀況的報導又是迥然不同。中央日報標題說「爭議票初估近4000、選務疏失多」、中國時報說「驗完二三三萬票、無大弊端」、台灣日報說「驗票首日、爭議票認定太寬鬆」、聯合報說「驗票首日，爭議票逾6000張」、自由時報說：「北縣短少4000票、疑錯放公投袋」。
各報對新聞的取捨、報導角度、做大做小出現如此大的差異，顯示在戒嚴時代因應威權壓力的版面政治學，已經轉化為反映報社決策者立場和利益的工具。
柒、結論
本文探討台灣報紙的版面政治學，分析編輯如何運用撰寫標題、搭配圖像、設計版面的技巧來建構真實，回應政治、經濟、社會、所屬媒體和同業競爭的種種壓力。
本文回顧台灣戰後六十年編輯史，發現在不同時代，由於政經社會情勢和媒體競爭環境不同、編輯所能運用的傳播資源（如印刷科技、報紙張數、編輯理論）也有不同，所建構出的標題、圖像、版面也有所不同。換言之，看似技術性的報紙版面形態變化，其實是由可感知的讀者需求、媒體競爭、政治壓力，以及社會和技術革新的相互作用所促成的（Fidler，2000：3）。
這六十年間，不同時期編輯所處情境、所有資源、所編文本，以及其中蘊含的版面政治學，可以用表一「台灣報紙編輯演變年表」簡要呈現。
不過，儘管編輯所能運用的空間從一大張半擴及三大張，媒材從標題、版面擴及資訊圖像，印刷從黑白擴及彩色，但編輯用以展現版面政治學的，總不脫選擇或排除、強調或淡化、直率或委婉、正面或負面等四種方法。
選擇或排除，是指編輯報導或遮掩一個事件，採用或割捨一個角度。這反映編輯承受的壓力大小，如新生報編輯在國軍開始鎮壓後，不再報導二二八事件中的群眾遭遇，以免惹禍；也反映編輯貫徹的報社立場，如中時、中央、新生等報在保釣事件中，刻意刪除中共五星旗畫面，又如偏綠的自由時報不登吳淑珍買股新聞、偏藍的聯合報不登連戰家在美置產新聞。
強調或淡化，是指把一則新聞擺在主要或次要位置、給予大幅或小幅報導。這同樣反映編輯承受的壓力大小，如謝東閔遇刺、中壢事件和鄭太吉殺人事件初期，即因壓力過大而僅小幅報導；這也同樣反映編輯對報社立場的貫徹，如親藍的中央日報把兩百萬人牽手護台灣新聞壓到第三版、親綠的自由時報把三百萬人嗆聲換總統新聞壓到第七版。
直率或委婉，是指直接、完整報導事件要點，還是隱諱、模糊、避重就輕地點到為止。壓力大時常隱諱，反之則直率，例如鄭太吉殺人事件初期，報紙不敢點他的名，等到他被收押後，就敢安心地點名；此外，攻擊敵方時會直率，保護友方時則隱諱，如聯合報直率報導吳淑珍買股案，卻模糊處理宋楚瑜被噓事件。
正面或負面，是指挑選正面或負面訊息來報導。這也反映媒體的立場，例如中央日報正面報導三一三向扁嗆聲活動，卻以「綠營高市晚會下午集會演講被制止」為題，負面報導泛綠同一天的活動。
這四種方法同時展現在標題、版面和圖像上，而且常常在同一則新聞中交叉運用，有時是編輯在重重壓力下折衷妥協的技巧，有時則是編輯主動被動宣示報社立場的工具。
在二二八事件中、在戒嚴陰影下、在黑道威脅時，編輯顧慮自身或記者的身家性命安全，不敢暢所欲言，而必須有所趨避，這樣的版面政治學雖然勇氣不足，還值得同情；但在民主政治下，安全無虞，卻只為區隔市場、迎合特定讀者而黨同伐異、激化社會對立，這樣的版面政治學實在是見利忘義、以私害公，令人不敢苟同。
新聞編輯深受社會影響也能影響社會。在戒嚴、報禁時代，新聞尺度、報紙張數雙重受限，編輯飽受束縛、動輒得咎，只能寄情標題詩、舞文弄墨來自娛娛人；解嚴、解禁後，報紙新聞百無禁忌、篇幅倍增再倍增，編輯有偌大的舞台可以展露才學，更可以藉由對新聞的選擇或排除、強調或淡化、直率或委婉、正面或負面報導來建構議題，引導公民正視問題、慎思對策、深化民主，無奈卻淪為報社決策者黨同伐異的打手，未能興利、反倒積弊，令人浩嘆。
不過，這不能全然歸咎編輯。因為在現行報社職權分工體系下，編輯並不擁有決策權，甚至連參與決策的機會都沒有，只能扮演接受指令、奉命行事的執行者角色（陳順孝，1993）。
期待報社決策者珍惜民主、尊重專業，不要操弄編輯、傷害民主；更期待編輯能和所有新聞工作者一起爭取新聞自主（翁秀琪，1992；蘇正平，1994），摒除非專業干預，別再讓黨派立場、政經利益因素左右下標題、配圖像、編版面的方向。
當版面政治學沒落、專業編輯學抬頭，台灣的編輯事業、民主政治才會有更新更好的明天。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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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新民報前身為台灣青年雜誌，一九二○年在東京創刊，廿四開本；一九二二年改名台灣月刊，隔年增辦台灣民報半月刊；一九二五年改為週刊，並採報紙式的分欄編輯；一九二七年移回台灣發行，形式改為八開；一九三○年改稱台灣新民報，仍為週刊，四開三張，一九三二年獲准以日報發行，組織分編輯、營業、印刷三部，工作人員九成是大學生，已具現代化報社規模（朱傳譽，1965；春原昭彥，1988）。
[3]除了語言問題，當時的報社內部還有差別待遇問題。戰後初期在台灣新生報工作的吳濁流回憶說：「一份報紙分成中文版和日文版，故而編輯也分了家。同在一個編輯室，卻分成兩個陣營，加上又有言語上和習慣上的相異，無法互相親密。此外，新來的記者，比本來的記者拿兩倍薪金。這成了本省人與外省人間的差別待遇」（吳濁流，1989：155）；「在日據時代，嘗過那種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憐的差別待遇的記者，光復後又同樣要接受這種命運，那當然要比日據時代感到更痛苦了」（吳濁流，1988：178）。
[4]阮朝日女兒阮美姝（1992）指出，他父親的罪名是：「二二八事件陰謀反亂首亂，利用報社從事奸偽活動，利用報紙挑撥離間軍民情感」。
[5]執行監控的機構包括警備總部、國民黨文工會、行政院新聞局、國防部總政戰部、法務部調查局等；監控人員，據一九六０年前後雷震等人的估計，人數至少十二萬人，佔當時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約二點一四％；而且特務機關還有很多藉強制、收買或志願而來的「線民」，據紐約時報一九六三年時候的推測，包括這些「線民」在內的特務人員總數約有五十五萬人，相當於當時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的八點九%。（若林正丈，1994：118–119）調查局前副局長高明輝則透露，在一九八一年，單單調查局一個單位的特務就有三萬人。這些監控人員分佈在各行各業，當然潛伏在新聞組織內部，其中還包括被收買的記者（包澹寧，1995：240–243；高明輝，1995：170–172；200–204）。
[6]一九六一年二月起的瑠公圳分屍命案就是一例。瑠案前後五十二天，各報競相報導，聯合報最熱中，幾乎天天見報，總計登了三三九則新聞，徵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次之，也登了二六四則；其間，該案新聞量佔當時全部新聞版面從五％強至十八％強（趙嬰，1962；轉引自王天濱，2002）。
[7]標題詩的盛行，一來是編輯有此文采，二來是它能增添社會新聞和人情趣味故事的韻味，但更重要的還是當時的社會結構和讀者背景。一九五○年代的台灣還是農業社會，一九六三年工業生產淨值超過農業、國際貿易首度出超，此後才慢慢轉型會工商社會。在農業社會和工商社會初期，社會節奏不快，報紙發行不廣（一九五三年全台報紙總發行量僅二十八萬多份，最大的中央日報和新生報各約六萬一千份，聯合報兩萬三千份，中時前身徵信新聞才四千七百多份，詳見陳國祥與祝萍，1987），而且報費偏高，以一九五一、五二年來看，當時一個月的報費要十五元，但高麗菜十五台斤才賣一元，一個月的報費等於兩百二十五台斤的高麗菜價。能負擔這麼高額報費的讀者，社經地位和教育程度通常高於一般民眾，他們看得懂也比較喜歡看那些騷人墨客型的編輯的標題詩。因此，報紙成為有錢有閒者咀嚼回味的讀物，文采華麗比訊息傳播的效益還要重要，標題詩因而成為報紙的特色。
[8] 第一句和第二句引自筆者和翁秀琪、蔡篤堅、林麗雲等人對顏文閂所做的訪談紀錄，第三句引自陳映真，1988。
[9]以聯合報為例，報禁開放以來的改變包括：（一）字體的改革：早期受張數限制，主要報紙都被迫照相製版，內文的字能小儘量小；一九八八年限張解禁,聯合報立刻將字體放大百分之五，一九九四年又從十一級放大到十二級，二○○○年改用新秀麗字體，筆畫纖細，讀來益發清晰；（二）彩版和圖像化：第三版一九九五年底才使用彩色，當時因設備尚未齊全，一三五印彩色，二四六印黑白，到二○○○年才終於雙面彩印；雙彩，要顧及照片色彩，還要品質好，編輯作業上又須先在版面定位，對編採都是相當大的負荷；（三）圖像：彩印，也代表圖像化的時代來臨，一九八八年限張解除後，版面揮灑空間開闊，製圖做表之風趁勢興起，不但美化版面，也有解讀複雜新聞的功能；今天的塊狀組合，讓相關新聞容在同一區塊裡，讀者好讀、版型清爽，也是圖像化的概念，甚至美術編輯也是圖像化蔚為趨勢後才正式產生的（楊選堂，2001）。
[10] 這是該報參與該事件處理過程的主管，告訴筆者的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