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波波網路公民行動都是核心組織、積極公民、即興鄉民，在公民傳播體系裡，以「無組織的組織」形態，進行組織決策、聚眾參與、社會對話的行為。
壹、導論
二〇一四年底九合一選舉，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大勝國民黨對手廿四萬票，他在當選感言中說：「從白衫軍到太陽花學運，公民運動造就了台灣新政治的來臨」（中央社，2014年11月29日）；執政縣市從十五席輸到只剩六席，被迫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的馬英九總統，也在二〇一五年元旦祝詞中說：「去年三月的學生運動，確實為台灣帶來了衝擊。在網路串連、青年發聲的主旋律之下，整個社會有了一股全新的脈動」（中央社，2015年1月1日）。
太陽花學運的能量不是一夕爆發，而是網路公民行動長期奮戰、集體演化的結果。二〇〇七年，樂生青年聯盟與網民力挺麻風病友、爭取保留樂生療養院；二〇〇八年，野草莓運動反對警察在中共代表來台時侵害自由人權；二〇一〇年，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力阻國光石化在彰化濕地設廠；二〇一二年，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挺身反對媒體集團壟斷；二〇一三年白衫軍抗議洪仲丘被虐死；同年，學生和公民佔領內政部廣場抗議強徵民地民宅。一波波行動召喚越來越多人加入抗爭，終於在二〇一四年太陽花學運大爆發，五十萬人走上街頭，衝擊九合一大選選情、改變台灣政治和社會面貌。
網路公民行動也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二〇〇七年，中國廈門民眾「集體散步」反對設置石化廠；二〇〇八年，韓國首爾民眾示威反對進口美國牛肉；二〇一〇年突尼西亞民眾推翻獨裁政權，引爆北非和中東的茉莉花革命；二〇一一年起，美國民眾佔領華爾街，掀起全球反財團貪婪浪潮；二〇一四年，香港民眾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這些運動對各國的衝擊，不下於太陽花學運對台灣的衝擊。
網路公民行動參與者，大多是熟悉新科技的年輕人。本文聚焦台灣，想要探討的是：新科技提供年輕人什麼樣的改革機緣？年輕人如何在一次次運動中精進科技運用、提升抗爭能力，逐步演化出太陽花能量？這樣的網路公民行動有何侷限、未來將往哪裡走？
貳、社會科技機緣
公民使用網路科技，開創一個眾人參與、跨地連結、即時互動的公民傳播體系，在這個傳播體系裡，只要有共同的目標和默契，散居各地的人就能迅速集結成「無組織的組織」推展行動，這就改變了社會運動組織決策、聚眾參與、社會對話的形態，開啟網路公民行動的時代。
一、公民傳播體系
在大眾傳播時代，創辦報紙、電視等大眾媒體動輒需要數億乃至數十億元，能夠創辦和經營者幾乎都是富豪；媒體富豪老闆往往兼營大型企業、或兼任黨政要職，為此常常干預旗下媒體報導走向，站在既得利益一方、打壓社會改革者；民眾無力創立大眾媒體，而且散居各地、難以聯繫，即使有少數改革者打造異議雜誌、影帶、電台，也難以抗衡大眾媒體霸權。
網路催生一系列新興傳播工具，包括：BBS（如批踢踢）、社群媒體（如Facebook）、直播平台（如Ustream）、網路影音（如YouTube）、部落格（如Blogger、WordPress）、微網誌（如Twitter、Plurk）、電郵群組（如Google Groups）、網路相簿（如Flickr）、協作平台（如Google Sites、Hackpad）、共享書籤（如HEMiDEMi）等。這些工具全都簡單、免費而且強大，讓改革者能夠輕鬆地打造自己的媒體、交流彼此的訊息、串連集體的力量，強有力地挑戰大眾媒體。
公民自此從被動接收大眾媒體訊息的閱聽人，轉而成為一面收訊一面傳訊的創用者（prosumer），創用者群起發聲，建構出公民傳播體系。公民傳播體系有三個特色：（一）眾人參與：報導評論不再被媒體老闆、既得利益者壟斷，而是每個上網者都能參與的全民運動；（二）跨地連結：散居各地的人可以突破空間限制，在網路上相識、交流、聚合；（三）即時互動：跨地連結的人們可以零時差地對話、協調、聯手行動（陳順孝，2009）。
二〇一四年上半年，台灣上網人口超過一七六三萬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4），這意味著超過七十五％民眾能夠在網路上跨地連結、即時互動，他們共同形塑的公民傳播體系，足以和大眾媒體分庭抗禮。
二、無組織的組織
公民傳播體系的茁壯，讓散居各地的人能夠上網發聲、對話、串連，當他們出現共同目標，就可以形成「無組織的組織」。
「無組織的組織」，根據網路觀察者薛基（Clay Shirky）的分析，是「一個值得相信的承諾、一個有效的工具、和用戶可接受的協議的成功融合」。承諾是「為什麼」的問題：為什麼要參加一個群體、為此群體貢獻，例如Linux社群的承諾是「讓我們試試看是否能一起做點事」；工具是「怎麼做」的問題：挑選最能實現承諾的工具，例如維基有助於達成共同決定、電郵比較適合用來討論；協議則是行動規則和默契：你可以預期得到什麼、群體期望你做到哪些，例如維基百科編寫者的協議是確保正確、發現造假內容就刪掉（Shirky, 2009 / 胡泳、沈滿琳譯，2009：161–180）。
當服貿協議在短短三十秒闖關，公民怒吼「反對黑箱服貿」，這樣的怒吼就是承諾；抗議者用Ustream直播現場畫面、用Facebook散播訊息、用Hackpad協調工作，就是選用最適合的工具來落實承諾；抗議者各盡所能，持續分享、討論、行動，更是隱形的協議。這樣的承諾、工具、協議催生出一個個「無組織的組織」。
三、網路公民行動
「無組織的組織」改變社會運動的樣貌。社會運動 — — 包含學生運動 — — 是有意識、有組織的集體行為，目的在推動或抗拒社會秩序的重大改變（Wilson, 1973；林鶴玲與陸政霖，2001）；社會運動由抗議者發動，爭取公眾支持，向當權者施壓（Tilly, 2004/ 胡利均譯，2009：5）。社會運動需要組織決策：讓散居各地的核心成員能夠有效聯繫、溝通、協調、決議；社運需要聚眾參與：將支持者凝聚起來，分工合作、共同行動；社運還需要社會對話：傳播訴求、爭取支持，回應質疑、消弭阻力（陳順孝，2012）。
網路普及前的社會運動，要做組織決策，需要散居各地的核心成員長途跋涉開會；要聚眾參與，需要奔走各地、建立組織動員系統；要和社會大眾對話，得設法爭取大眾媒體報導，但卻常被大眾媒體封殺或扭曲，即使自辦媒體也難和大眾媒體抗衡。網路普及後，散居各地的成員可以隨時上網交換訊息、溝通協調、討論決策，也可以藉由社群網站、網路串連來凝聚和動員支持者，更可以用部落格、微網誌、BBS、網路影音來宣傳理念、引爆熱議，迫使大眾媒體跟進報導（陳順孝，2012）。
這種新型社運，以網路作為傳播中樞，它和傳統社運同樣推動或抗拒社會秩序的重大改變，但參與的人更多元、運動形式更靈活，本文稱之為網路公民行動。
本文研究台灣網路公民行動的集體演化。以下將回顧網路公民行動發展歷程，探討台灣的行動者，如何在公民傳播體系裡，以「無組織的組織」進行組織決策、聚眾參與、社會對話；又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公民行動中，承接前次行動經驗，持續改良、創新出更強的行動形式，終於演化出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和網路公民行動的當前能耐為何、侷限為何、更上層樓的策略為何？
參、網民行動演化
台灣網路公民行動一波接一波，本文為了探討一波波行動如何演化出太陽花學運，特別聚焦在學生組織化參與的公民行動，這些行動包括：二〇〇七年搶救樂生院、二〇〇八年野草莓運動、二〇一〇年反國光石化、二〇一二年反媒體壟斷，以及二〇一四年的太陽花學運。本文以這五個運動為主、其他運動為輔，探討台灣網路公民行動的演化歷程。
二〇〇七年 搶救樂生院
網民擅長運用新科技來發動抗爭。一九九二年，台灣第一個全中文化BBS誕生，隔年，交通大學學生就透過BBS號召數百人在校門口一起吃便當，抗議學校餐廳伙食難吃（Inertia, 2006）；二〇〇二年底，網路社群開始在台灣推廣部落格，二〇〇五年，批踢踢鄉民就和部落客串連，抗議中國時報炒作鄉民攻訐女友劈腿的八卦，三千多人上網連署要求道歉，還發動一次快閃示威、舉辦三場座談聲討中時，之後又串連抗議中時主管捏造新聞、抗議聯合新聞網標題醜化精神病患（陳順孝，2005；終極邊疆，2005年12月9日；鄭國威，2006年2月24日）。
到了二〇〇七年，網民群起參與搶救樂生院運動， 匯聚的能量首次衝擊政治。
一九九四年，政府選擇樂生療養院 — — 台灣第一間麻風病院 — — 做為捷運新莊線機廠廠址，二〇〇二年開始第一波拆遷；二〇〇四年，大學生組成樂生青年聯盟（簡稱樂青），隔年樂生院民成立樂生保留自救會，樂青與自救會攜手爭取保留樂生院。二〇〇七年三月五日，政府限令還住在樂生院院民在十三日前搬離，否則將強制執行；樂青和自救會發動抗爭，要求樂生院保留九十％、與捷運共存，網民挺身聲援（蘇品瑄、李勁，2012）。
當時正逢朝野總統候選人初選前夕，部落客瓦礫在三月九日發起「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串連活動，一百八十多個部落格響應；接著，豬小草、HOW訪問學者討論各種保留樂生方案，製作成網路廣播（Podcasting）；十四日，Wenli和HOW手繪工程圖，比較院民主張的保留九十％、政府規劃的保留四十一％兩案；十五日，董福興透過共享書籤HEMiDEMi募款，一天募得四百多人捐獻的二十萬元，在蘋果日報刊登半版廣告，廣告文案由散居各地的部落客遠距協作完成，引用Wenli和HOW手繪圖，訴求「保留九十％樂生能讓捷運與新莊更好」（黃哲斌，2008）。
樂青和自救會的持續抗爭、部落客和民眾的群起響應，終於引起大眾媒體和政治人物的重視，行政院長蘇貞昌承諾朝向保留九十％方向努力（王貝林等，2007年4月12日）；為了要求政府兌現承諾，樂青、自救會等上百個團體在四月十五日發動「捍衛樂生」大遊行，超過五千人參加（公視新聞網，2007年4月16日），部落客也藉由HEMiDEMi集結、高舉「宅」字大旗走上街頭。
此後，政府、學者專家，以及樂青、自救會進入進行漫長的協商、角力，政府同意多保留幾棟樂生建物，但未達到院民希望的保留九十％；樂青和自救會持續抗爭，但網民熱情消退，二〇〇八年底，政府終於動手強制拆遷。之後，捷運施工導致樂生僅存的院區裂縫變寬，樂青和自救會要求捷運機廠停工、遷址，抗爭至今，但不曾再得到網民的大規模支持（蘇品瑄、李勁，2012）。
總體來看，搶救樂生院運動在組織決策上由實體組織樂青和自救會發動，網民群起聲援；在聚眾參與上，超過五千人到場遊行、超過四百人捐資登廣告、超過一八〇個部落格串連行動；在社會對話上，網民以公民報導（如網路廣播）、知識轉譯（如工程圖）、廣告來幫助樂青和自救會傳播保留樂生的訊息、觀點和方案。
二〇〇八年 野草莓運動
二〇〇八年的野草莓運動，則是從網路發起的公民行動。
當年十一月，中國海協會代表團來台簽署協定，警方維持治安時對抗議者進行盤查、禁制、沒收、拉扯、驅離，甚至拘捕，台大教授李明璁憤而在批踢踢兔個人版發表「抗議警察暴力！捍衛自由人權！」聲明，並與二十多位學者、學生、文化工作者發起抗爭行動，十一月六日，數百位抗議者前往行政院門口靜坐，其中以學生居多，這場抗爭就演變成以學生為主體的「野草莓運動」（陳順孝，2008）。
六日晚上，部落客Wenli到行政院關心學生靜坐情況，他用網路直播軟體Y!Live，透過筆記型電腦視訊鏡頭和無線網卡，將現場實況即時直播上網，很快吸引數百名網友觀看，包括外國人，Wenli用中文解說現場情況、徵求一位英文流利的研究生用英文解說，就這樣通宵直播；天亮後，Wenli要去上班，學生接手直播工作，到了傍晚，鎮暴警察到場抬離學生時，兩千三百多位網友透過直播觀看抬離實況（陳順孝，2008年）。
學生被抬離後，轉往自由廣場搭棚靜坐，開始建立組織，成立行政、串連、財務、主播（網路直播）、媒體、論述、事務、蓋搭、NGO等小組（郭芝榕等，2008），民眾捐贈物資支援。在此同時，台南、高雄、嘉義、台中、新竹的學生也就地集結抗議，並且同樣採行網路直播，一來向社會大眾宣傳訴求，二來進行跨地協調和決策，「野草莓」這個名稱就是六地學生透過網路連線會議選定的。
直播之外，野草莓學生用Google Groups建立內部決策群組、用部落格建立官方網站，積極到批踢踢傳播訊息和對話，並且發動網路連署、進行網路貼紙串連、開放訂閱電子報，同時還將活動影片上傳YouTube宣傳，網民小海更創作「野莓之聲」作為運動主題曲；形成一個功能齊全、多路進擊的傳播體系（陳順孝，2008）。
野草莓學生持續抗爭一個月，提出的三大訴求 — — 總統和閣揆道歉、警政署長和國安局長下台、立院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 — — 未被官方接受，學生在十二月七日發動千人遊行（梁鴻彬，2008）後結束靜坐行動，成立「野莓之家」組織，持續關心集遊法修訂等人權議題，許多學生 — — 包括林飛帆、陳為廷、魏揚、劉敬文（妖西）等人 — — 持續參與之後的社會抗爭。
總之，野草莓運動在組織決策上是網民發動、先行動後組織、各地學生藉由網路協調整合；在聚眾參與上，千人參加遊行、多人捐贈物資；在社會對話上，以BBS、部落格、電子報、YouTube影片與網民交流訊息和觀點，並且首度發展出網路直播、學運主題曲。
搶救樂生院和野草莓運動發展出的傳播體系，在其後的公民行動中一再被沿用、改良、創新。例如，二〇〇八年底開始的反對農村再生條例運動，就串連野草莓電視台、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同步直播農再條例辯論會，把直播推向聯播；到了二〇一〇年，Facebook台灣用戶激增到七六〇萬人（Kirkpatricky, 2010 / 李芳齡譯，2011：266)，不滿法官輕判性侵幼童案的民眾，就用Facebook發起白玫瑰運動，廿八萬人連署要求「開除恐龍法官」、將近三萬人走上街頭遊行（何定照，2010年9月8日）。
二〇一〇年 反國光石化
二〇一〇年的反國光石化運動，學生網下網上兩路並進，與各路人馬分進合擊，終於迫使政府改變政策、停建國光石化。
國光石化設廠地點幾經變更，二○○八年六月決定轉往彰化芳苑和大城建廠，環保團體隨即展開抗爭，二〇一四年四月，環保團體發起「全民來認股、守護白海豚」行動，號召大眾集資將國光石化預定地、白海豚必經之地 — — 濁水溪口海埔地交付公益信託，三萬人響應認股（台灣環境資訊協會，2010）；二〇一〇年九月，參與台灣農村陣線「夏耘農村草根調查」的學生，實地走訪芳苑、大城溼地後，成立全國青年反國光石化聯盟（簡稱全青盟）；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反國光石化團體共同發動環保救國大遊行，萬人走上街頭（陳韋綸，2010）。
全青盟學生中有多人曾參與搶救樂生院、野草莓運動，他們兩路並進，在網下實地訪調、參與遊行、校園宣講、監督環評，在網上延續先前運動的科技運用和行動策略，並且加以改良創新（盧沛樺，2012）：
全青盟快速建立自己的傳播網絡。他們以Google Groups進行內部溝通協調，用部落格建立網站，還開設Facebook社團讓參與者交流訊息和觀點；他們並且到批踢踢散播運動訊息、製作宣導影片放上YouTube傳播，同時發行電子報，用Google Sites建構反國光石化資料庫。他們還改良網路直播，將鏡頭從抗爭者轉向監督對象：他們將環評會議的實況直播上網，號召網友共同監督，讓參與決策過程的環評委員面對群眾壓力（盧沛樺，2012；莊豐嘉，2011）。
全青盟更引進文化干擾（culture jamming）策略，用模仿、改寫手法，將抗爭訊息植入大眾傳播文本中。他們將電影「阿凡達」中納美人捍衛家園的片段，混搭彰化在地漁民與溼地影像，改編成動員影片「納美人出動」，為環保救國大遊行作宣傳；他們發行四大蚵報，仿照蘋果、自由、聯合、中時四大報形式，用批踢踢式的戲謔語言預言國光石化撤案，標題包括：「好里卡在有選舉！白海豚不轉政府轉」、「感動媽祖 反對國光BoBee BoBee」、「白海豚駁斥轉彎說，阿豚：我不會轉彎」（朱淑娟，2011）。這些影片、蚵報不僅在網路圈、社運圈廣為流傳，也吸引大眾媒體引用報導、擴大傳播。
全青盟的行動，與學界的連署質疑、藝文界的公開批判、在野黨的表態反對，多路並進，加上公視推出石化週討論，商業周刊和天下雜誌推出專題報導質疑國光石化，終於形成輿論、產生壓力，迫使馬英九總統在二○一一年四月宣布不支持國光石化到彰化建廠，反國光石化運動贏得勝利。
綜合來看，反國光石化運動在組織決策上是全青盟與環保、學界、藝文、在野黨多個領域的分進合擊；在聚眾參與上，三萬人響應認股、上萬人走向街頭；在社會對話上，他們延續BBS、部落格、電子報的傳播，並將網路直播的鏡頭從抗議者轉向監督對象，他們更採行文化干擾策略，製作出「納美人出動」影片、四大蚵報等生動文本。
此後，網路公民行動依然持續不斷。二〇一二年三月，台北市政府強拆拒絕參與文林苑都市更新計畫的士林王家，許多學生和民眾到場聲援王家，聲援者推出〈「都更釘子戶」背後的關鍵奧秘 5分鐘包您看懂士林王家 — — 文林苑都更案懶人包〉來說明源由、澄清質疑（台灣都更受害者聯盟，2012），讓懶人包成為公民行動的利器。
二〇一二年 反媒體壟斷
二〇一一年，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申請併購有線電視系統中嘉網路，若獲准，有線電視市佔率將近三成，學者擔心壟斷，連署反對併購；二〇一二年七月廿六日起，旺中動員旗下媒體圍剿反併購的學者黃國昌、學生陳為廷，激起公憤。傳播學者、藝文人士、新聞工作者紛紛譴責旺中，台大、清大、成大、輔大等廿八校學生更組成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參與抗爭，由林飛帆擔任召集人（生命力新聞，2012)。
七月卅一日，聯盟發起「我是學生、我反旺中」遊行，儘管颱風逼近，仍有七百位學生冒雨包圍旺中媒體集團總部，高喊「媒體不專業，回去做仙貝」、「拒絕媒體巨獸，捍衛新聞自由」、「拒絕寒蟬效應，捍衛言論自由」，創下學生包圍單一媒體的最多人紀錄（生命力新聞，2012)。
九月一日，台灣記者協會發起「你好大、我不怕！反媒體壟斷大遊行」，多達九千人走上街頭，分成新聞工作者、學生、公民團體三大隊，先到中國時報門口集結抗議，然後步行兩個半小時到NCC陳情，要求旺中老闆蔡衍明辭去所有媒體職務、要求媒體維護記者專業自主、要求NCC立即制定反媒體壟斷法；這是台灣歷來最大規模的媒體改革遊行（生命力新聞，2012)。
抗爭期間，反併購學者、記者、公民團體組成901反媒體壟斷聯盟，反媒體巨獸聯盟也參與其中，他們不僅反對旺中併購中嘉，也反對蔡衍明等富豪併購壹傳媒，他們要求制定反媒體壟斷法，確保新聞自由、言論多元。
簡言之，反媒體壟斷運動在決策上是反媒體巨獸聯盟與學者、記者、公民團體水平協調、合力抗爭；在聚眾參與上，七百名學生、九千名公民先後走上街頭；在社會對話上，他們透過Facebook、部落格、BBS進行傳播。
之後，網路公民行動升級。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陸軍義務役士官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送禁閉室「悔過」、慘遭虐死，卅九名原本互不相識的網友組成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透過批踢踢和Facebook動員，先後發起三萬人著白衣到國防部抗議、廿五萬人上凱達格蘭大道示威，掀起白衫軍浪潮，迫使政府修法讓承平時期軍法回歸司法審判（蔡靚萱，2013）；同年八月十八日，為了抗議政府毀諾強拆苗栗大埔民宅，學生和民眾突襲佔領內政部前方廣場，上千人湧入靜坐，警方數度驅離未果，群眾在佔領廿小時後解散，其間曾將佔領實況直播上網，最多時有數千人同步觀看（胡慕情、鐘聖雄，2013；政治中心，2013）。
二〇一四年 太陽花學運
二〇一三年六月，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數十個公民團體質疑黑箱作業，組成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抗爭。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立法院委員會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時，國民黨籍召集委員張慶忠以短短三十秒宣布完成審查，輿論譁然；三月十八日下午，反媒體巨獸聯盟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學生與公民團體密商佔領立法院，當晚，學生和公民在立法院外舉辦「守護民主之夜」，九點左右，學生發動突襲，數百人衝進立法院，先在議場正門口前集合靜坐，拿出手機號召群眾來援，隨即衝入議場，佔領主席台（小野等，2014；新聞e論壇，2014）。
進入議場的學生和民眾，立即對外傳播訊息。台大新聞所學生彭筱婷等人用Facebook進行即時影音和文字報導，並把報導譯成英文，上傳CNN iReport，引起國際媒體注意（新聞e論壇，2014）；NGO工作者張龍僑等人則用拖鞋撐住iPad，使用UStream軟體進行現場直播（黃彥棻，2014），其他個人、團隊和大眾媒體也陸續開始直播；黑客（Hacher）社群G0V.tw 零時政府成員也到場建置無線網路、協助網路暢通，並且建立G0V Today平台，將散居網路各處的直播頻道、線上情報匯聚一處（Atticus，2014；陳瑞霖，2014）。
另一方面，警察幾度驅趕學生無效，群眾湧到立院支援學生，對峙態勢形成，學生和支持者開始組織化，展開長期抗爭。議場內分為媒體組、翻譯外電組、學生議事組、醫療組和物資組；議場外則有物資組、糾察組和醫療組（詹千雁、陸葶、游欣，2014）；超過一千五百位志工用網路共筆Hackpad協調工作（戴廷芳，2014）；他們並且成立九人小組，由五名學生代表、四名公民團體代表組成，共商決策（林朝億、林雨佑，2014）。
在此前後，公民 — — 特別是各領域專家 — — 也各盡所能、參與運動。大學教授到場開設公民教室；G0V黑客建立「你被服貿了嗎」互動資訊平台，只要輸入公司行號名稱或營業登記項目，就能查閱服貿對這類公司的影響；搖滾樂團滅火器創作「島嶼天光」歌曲，成為學運代表音樂；台大經濟系教授鄭秀玲早在二〇一三年就上網發佈「兩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分析」（鄭秀玲，2013），許多網民根據她的分析製作懶人包，其中，〈服貿『爭議』懶人包〉點閱數超過一三〇萬次，還以國語男聲、國語女聲、閩南語、客家語四種語言版本發行（易查陞，2014）。
此外，批踢踢鄉民透過群眾募資平台FlyingV募款，短短幾個小時就有三千六百多人集資六百九十幾萬元，在台灣的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美國的紐約時報刊登廣告，讓不上網的民眾、以及外國人也能獲悉抗爭訊息；其中，紐約時報廣告由知名平面設計師聶永真操刀（自己國家自己救，2014；沃草，2014）。
公民報導、網路直播、群眾募資、刊登廣告、製作懶人包、創作主題曲都是近年公民行動不斷出現的傳播形式，太陽花學運吸引專業人士加入，讓這些傳播形式更專業、更有影響力。這些努力，加上大眾媒體大幅報導、民眾和公民團體群起支持，終於迫使立法院長王金平接受學生主張，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前，不會召集兩岸服貿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抗議學生在四月十日退出議場，成立島國前進、民主鬥陣等團體繼續監督兩岸協議、推展民主運動。
總之，太陽花學運是台灣網路公民行動的總其大成者。在組織決策上，太陽花是由兼具網路串連、實體行動經驗，且在一波波行動中漸漸熟識的學生和公民團體共同發起，水平協商決策；在聚眾參與上，三千六百多人集資登廣告、五十萬人走上街頭、更有難以計數的民眾到場聲援、捐贈物資；在社會對話上，太陽花同樣在BBS、部落格、Facebook、YouTube進行傳播，並吸引專業人士參與新聞報導、知識轉譯（懶人包）、廣告、主題曲的製播。
肆、結論
回顧一波波的網路公民行動，我們看到集體演化的軌跡。
在組織形態和決策模式方面，搶救樂生院的學生以實體組織（樂青）和網民聯手；野草莓運動則從網路發起，先行動後組織、網路遠距協作；反國光石化運動的全青盟，開始網上網下兩路並進，反媒體壟斷運動亦然；到了太陽花學運，發起的反媒體巨獸聯盟、黑島青都兼具網上和網下運動經驗，他們與其他公民團體也因長期合作而熟識，共同形成的組織既有網路行動的靈活度、也有實體合作的默契，以快速聚合、網路協作、水平協調決策展現集體力量。
在聚眾參與方面，參與遊行的人數從搶救樂生院的五千人、野草莓的千人、反國光石化的萬人、反媒體壟斷的九千人，暴增到太陽花學運的五十萬人；集資登廣告的人從搶救樂生院的四百多人激增到太陽花學運的三千六百多人；民眾參與的形式也從到場聲援、加入遊行、捐贈物資、集資廣告，擴及到貢獻專長，例如G0V黑客協助太陽花建構無線網路環境。
在社會對話方面，公民行動使用的傳播工具從BBS、部落格、YouTube擴及Facebook，傳播的形式從公民報導、知識轉譯擴及文化創作。公民報導包括搶救樂生院開始的網路廣播、野草莓開始的網路直播、以及太陽花學運期間台大新聞e論壇的學生專業團隊報導；知識轉譯包括搶救樂生院的工程圖、大陽花學運的反服貿懶人包；文化創作包括搶救樂生院和太陽花的廣告、野草莓和太陽花的主題曲、反國光石化的四大蚵報等文化干擾。
這種以網路作為傳播中樞的公民行動，翻新了社會運動的形態。在組織決策上，不一定要先組織後行動，而可以先行動再組織，也不再只是由上往下的指揮，而可以水平協調整合；在聚眾參與上，公民不再只是被動員、被指揮的對象，而可以自主參與，並且根據自己的志趣和專長，選擇自己喜歡的位置，自主就位、自主發揮；在社會對話上，行動者可以建立自己的傳播體系，自行報導新聞、自行轉譯知識。
若聚焦太陽花學運，可以發現它的行動模式都非原創，而是在先前行動經驗基礎上更上層樓。例如，佔領立法院可視為二〇一三年佔領內政部行動的升級；懶人包在二〇一二年的文林苑事件中就發揮作用；創作主題曲，早在二〇〇八年野草莓運動就出現；集資登廣告，更早在二〇〇七年的搶救樂生院運動中就執行過；而網路動員、實體行動的模式，也從樂青、野草莓、全青盟、反壟斷一路演進。
網路公民行動的集體演化，可能是兩個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一是公民行動資訊在網路公開傳播，民眾很容易觀看、瞭解、學習，並在下一波行動中運用；二是許多行動者參與多項運動，能夠將前一波運動經驗帶到下一波運動中，例如太陽花要角林飛帆、陳為廷都參與過野草莓、反壟斷和佔領內政部行動，能夠把這些運動經驗用在太陽花學運上。
換個角度看，這一波波網路公民行動都是核心組織、積極公民、即興鄉民，在公民傳播體系裡，以「無組織的組織」形態，進行組織決策、聚眾參與、社會對話的行為。
核心組織，是行動主要策動者，提供最核心的論述和決策，它可能是發起行動的實體組織（如樂青），也可能是行動後才成立的團隊（如野草莓）；積極公民，在運動中自主就位、貢獻所長，通常會參加不止一場行動，例如在搶救樂生院時畫工程圖、在野草莓運動時首創直播的wenli；即興鄉民，是一般參與者，人數最多但最不穩定，他們通常被行動訴求所激發，可能到場支援、可能按讚分享，往往在行動熱頭上一擁而上、在熱潮過後一哄而散，但也可能在一次次參與中變成積極公民、甚至參與核心組織。
核心組織、積極公民、即興鄉民的力量，在一波波網路公民行動中相加相乘，終於在太陽花學運撼動政局。早在九合一大選前，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管中閔就坦承：政府過去都跟產業公協會溝通，現在形成另一個（網路）社群，政府要學習如何跟新社群對話（曾桂香，2014年7月28日）；九合一大選揭曉，行政院長江宜樺為執政黨慘敗辭職，毛治國繼任閣揆，毛揆一上任就高度重視網路力量，宣示要在半年內運用開放資料（open data）、大數據（big data）與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來創造雙向溝通、優化政府施政（林安妮，2014年12月23日）；連馬英九總統都承認：「在網路串連、青年發聲的主旋律之下，整個社會有了一股全新的脈動」。
不過，網路公民行動發展僅僅二十年，儘管展現驚人能量，但仍有網民不夠穩定、組織不夠扎實、參與不夠徹底等問題。
一、網民不夠穩定：網民通常基於義憤參與抗爭、一擁而上，但在激情過後又容易一哄而散，例如：搶救樂生院在高潮時有五千人走上街頭聲援，但高潮過後只剩樂青成員持續行動，二〇一四年捷運機廠施工導致樂生僅存的院舍裂縫擴大，樂青擔心有走山危機，決定到台北市政府請命，但這場抗爭只剩百人參加（公庫，2014）。在網民忽來忽去的背景下，公民行動要持續進行，高度依賴核心組織成員的堅持。
二、組織不夠扎實：美國學者圖費克奇（Zeynep Tufekci）指出：「在互聯網出現之前，繞過審查或者組織抗議活動需要做一些單調乏味的組織工作，而這些工作也幫助建立了決策機制，和讓勢頭持續下去的戰略。如今，各種運動可以直接跳過這個步驟，但這通常對他們有害無益」（轉引自Friedman, T. L.，2014, May 21/王湛譯, 2014年5月21日），換言之，網路能夠讓一群有共同目標和默契的人，快速集結成「無組織的組織」來推展行動，但「無組織的組織」常常只是自由來去的臨時組合，難以形成具有革命情感、能夠長期規劃的扎實組織。
三、參與不夠徹底：美國學者納伊姆(Moisés Naím)說：「在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活動的背後，很少有着一個運轉良好的、更加長期的組織，能夠跟進抗議者的訴求，承擔複雜的、面對面的、枯燥的政治工作，而這些工作才會為政府帶來真正的改變」（轉引自Friedman, T. L.，2014, May 21/王湛譯, 2014年5月21日）。以台灣為例，抗爭者的訴求即使被當政者接受，最終仍得在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體系內落實，可是政府正是當初問題的製造者，若沒有長期組織監督政府，抗爭訴求不可能真正實現、政府不可能真正改變。
所幸，網路公民行動者注意到這些問題，越來越多人願意投入「複雜的、面對面的、枯燥的政治工作」。
一來，許多既有組織，本來就積極投入實體政治抗爭，例如二〇〇四年創立的樂青。
二來，網路公民行動也催生了新興組織在實體世界奮戰，例如在二〇一三年掀起白衫軍浪潮的公民一九八五行動聯盟要角另行成立「沃草」社會企業，投入國會監督等工作；又如二〇一四年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分別成立島國前進、民主鬥陣等組織，持續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公民參與憲政改革等訴求。
三來，部分公民行動者甚至投入新政黨的創建工作，例如二〇一五年一月成立的時代力量黨，和三月成立的社會民主黨。
展望未來的網路公民行動，可望走向網上靈活、網下踏實的虛實整合路線，若能穩健發展，將能越來越強力地撼動社會、改變政治、落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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