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探討台灣公民記者因何⽽⽣？報導什麼？如何培⼒？
公民覺察⼤眾媒體失職， 想要有所改變， 因此藉由學習、參與、合作來增進⾃⼰ 的傳播能⼒，他們使⽤網路⼯具去報導切⾝議題，成為公民記者，書寫⾃⾝故事、探 討社區議題、追蹤救災重建、報導社會運動， 越來越強⼒地補充、糾正、挑戰⼤眾媒體，甚⾄設定⼤眾媒體議題。
公民記者⾯臨參與動能不⾜、報導品質良莠不⿑等問題；未來建議連結⼈類學和 ⼈⽂書寫傳統、建立轉譯和萃取機制、⿎勵多元⽂體報導、培養創新創業能⼒。
出處：陳順孝（2018）。〈 台灣公民記者的報導與培力 〉。中華傳播學會2018年會宣讀論文。新竹：玄奘大學。2018年6月30日。
壹、導論
二〇一六年九月，強颱莫蘭蒂侵襲台灣，花蓮連日豪雨，許多農田慘遭淹滅，損失慘重。暱稱「小劍劍」的青年農夫謝銘鍵用搞笑手法自製受災影片，他在雨中游泳進入水淹及胸的稻田，拔出一株泡水的稻子，說明當時正逢出穗期，稻子泡水會造成「空包彈」、沒收成，他配樂自嘲「我想哭，但是哭不出來」，希望相關單位能夠解決排水問題。影片放上他的Facebook粉絲專頁，超過百萬人次觀看，大眾媒體紛紛引用報導。謝銘鍵說：「我們受災，卻沒人報導，好，你們不報導，身為農民的我自己來報導」（謝銘鍵，2016年9月15日；中廣新聞網，2016年9月16日）。
二○一○年六月，苗栗縣政府為擴大科學園區基地，強制徵收大埔農地，派遣怪手挖毀即將收成的稻田，農民抗爭無效，自行攝影記錄，暱稱「大暴龍」的離職電腦工程師陳昆龍取得農民影片，製作成〈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報導，送上他在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開設的部落格，網民看了義憤填膺，一面藉由Facebook等社群網站轉送相關訊息、進行網路連署和串連，一面將影片和相關訊息譯成英文、訴諸國際；原本忽略這個事件的大眾媒體，這才開始跟進報導，漏網消息一躍成為頭條新聞，掀起長達數年的反迫遷抗爭，驚動總統、行政院長出面處理。陳昆龍說：「我對媒體就很不滿，重大的新聞都不報」，因此挺身當公民記者，自己報導公共議題（林宏達，2010年8月12日）。
二○○七年十月，某家報紙報導無家可歸的遊民靠舉廣告牌維生，一天工資只有三百元，還說遊民拿到工資「通常就買兩瓶米酒跟一個便當」，遊民阿貝、阿祝、阿隆等人看了又氣又怕，氣的是報紙把他們影射為酗酒者，怕的是實際上一天八百元的工資，在報紙誤報為三百元後，雇主會趁機壓低。阿貝、阿祝、阿隆和社工郭盈靖、志工戴瑜慧等人討論對策，決定在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成立《漂泊新聞網》，他們借來攝影機、找人教導影音製作技巧，自行採訪、拍攝、剪輯、播報影音新聞「街友舉牌實錄」，呈現遊民冒風舉牌的辛苦、說明實際工資金額，結果吸引兩萬八千多人次瀏覽，連公視都轉播這則報導。阿貝說：「很感動！我們可以做出來，讓社會聽見我們的聲音」（戴瑜慧、郭盈靖，2012）。
農夫謝銘鍵、離職工程師陳昆龍、遊民阿貝等人，原本都只是大眾媒體的閱聽人，現在，他們以攝影機、部落格、Facebook等工具，自行採訪、製作、傳播新聞，陳述自身處境、探討公共議題、澄清媒體錯誤，不僅彌補大眾媒體疏漏、導正大眾媒體偏失，還進一步設定大眾媒體議題、引領社會輿論走向；他們都是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報導公民新聞的公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t）。
公民記者，是網路時代媒體民主化的產物（Gillmor, 2008, July 14）。
二〇〇〇年，南韓網路媒體《OhmyNews 》創辦人吳連鎬（Oh Yeon Ho）喊出「每個公民都是記者（Every citizen is a reporter）」口號，強調「記者不是異形，他是擁有新消息、想要把它轉述給其他人知道的所有的人」，他邀請全民上《OhmyNews 》發稿，為公民記者的理論與實踐揭開序幕（Gillmor, 2008, July 14；朱立熙譯，2006年11月10日）。
二〇〇三年，鮑曼（Shayne Bowman）和威利斯（Chris Willis）出版《We Media：受眾如何塑造新聞和資訊的未來》一書，倡議與公民新聞精神相通的參與式新聞：「一個或一群公民，蒐集、報導、分析、散播新聞和資訊的積極行動，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獨立地、可信地、準確地、廣泛地、切合需求的資訊」（Bowman & Willis, 2003)。
二〇〇六年，新媒體觀察者格拉澤（Mark Glaser）指出：「公民新聞背後的想法是，沒有專業新聞培訓的人可以使用現代技術工具和網際網路的全球分佈來創建新聞、擴充或核實媒體報導，包括自行報導或與他人合作」。例如，在部落格或網路論壇上寫一篇有關市議會會議的文章，或者檢驗一篇報紙文章並在部落格指出其錯誤或偏見，或者拍攝自己城鎮發生的具有新聞價值活動的數位照片並上網發表，或者可以錄製類似的活動並將其發佈到YouTube等網站上（Glaser, 2006, September 27)。
二〇〇八年，美國新聞學者羅森（Jay Rosen）為公民新聞下了一個自認「最有用」的定義：「以前被稱為閱聽人（audience）的人們，使用他們持有的新聞工具互通訊息，就是公民新聞」；貝內特（Daniel Bennett）認為這個定義還應該加上「許多人」和「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兩個要素，將之修改為：「當以前被稱為閱聽人的人們，使用他們持有的新聞工具來通知許多其他人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時，這就是公民新聞」（Rosen, 2008, July 14）。
綜合上述，公民記者報導公民新聞的要點有五：
一、公民：行動的主體，原本被視為受眾，沒有受過專業新聞培訓，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
二、傳播科技：使用的工具，包括採訪時的數位相機、智慧型手機，出版時的部落格、YouTube，以及傳送和交流資訊的網際網路。
三、公共議題：探討的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事件，事件具有新聞價值，是民主社會民眾需要知道的。
四、真實資訊：產製的訊息必須真實，必須獨立、可信、準確、廣泛、切合需求。
五、報導行動：積極發掘、蒐集、報導、分析，並且散播給許多人。
綜合上述文獻，本文將公民記者定義為：以前被稱為閱聽人的公民，以個人或集體力量，使用數位工具和網際網路，針對涉及公共利益的議題，進行採集、報導、分析，將事實和觀點傳播給更多人知曉。謝銘鍵反映農民受災、陳昆龍報導強徵民地、遊民阿貝等人糾正報紙偏失，都是探討公共議題的公民記者。
本文從謝銘鍵、陳昆龍、遊民阿貝等人出發，想要探討台灣公民記者如何實踐傳播權利。具體問題包括：公民記者因何而生？如何參與報導？公民記者報導什麼？產生什麼影響？公民記者如何實踐自我？有何成就和挑戰？
本文將先檢視國外文獻，再爬梳國內公民記者發展脈絡、分析公民記者報導文本，然後對謝銘鍵、陳昆龍、遊民阿貝等人的公民新聞實踐進行個案分析，最後討論台灣公民記者的成就、問題與挑戰。
貳、文獻探討
本文探討公民記者因何而生？如何參與報導？他們報導什麼？產生什麼影響？他們如何實踐自我？有何成就和挑戰？為了更深入探討相關問題，本節將先爬梳公民記者相關文獻，以下分公民記者的崛起與實踐、報導與影響、培力與挑戰三部分探討。
一、公民記者的崛起與實踐
公民記者因何而生？通常是在傳統媒體出現疏漏或引發不滿之時。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在達拉斯市車隊遊行時遭到開槍刺殺，當時在場觀看遊行的市民札普魯德(Abraham Zapruder)使用自家錄影機，錄到槍擊關鍵畫面，成為這個歷史事件最重要的紀錄，札普魯德捕捉到傳統媒體遺漏的新聞點，被視為公民記者的始祖（Saturn, 2013, November 22)。
網路時代的公民記者則可追溯到一九九九年世界貿易組織（WTO）西雅圖會議。當時，反全球化人士到場抗議，他們不滿大眾媒體只會報導他們被警方帶走，卻不解釋他們為何抗議，因此利用網際網路全球傳播的特性，建構《Indymedia》（又稱Independent Media Center、IMC），讓每個人都能發表自己的文字、照片、影音報導；他們以集體參與、共同決策的模式報導非資本主義訊息，自己當公民記者。這種模式快速發展，到了二〇〇二年，已有卅一國建立八十九個《Indymedia》，到了二〇一〇年更成長到一七五個，但到二〇一四年下降到六十八個（Giraud, 2014, July 9；Beckerman, 2003, September ／黃孫權譯，2003年9月13日）。
二○○○年，導論提到的南韓青年吳連鎬為了打破「視記者為特權的文化」，喊出「每個公民都是記者」口號創辦《OhmyNews 》。《OhmyNews 》開放公民註冊擔任記者，公民記者投稿經專職編輯核實後刊出，主要報導政治與社會議題，二〇〇二年底，每日造訪人次超過六百萬，二〇〇四年被英國《衛報》選為年度世界五大新聞網站，與《紐約時報》、《BBC》並列；二〇〇七年初，公民記者人數已經從創刊時的七二七人增加到近五萬人，與五十位專職記者、四十位專職編輯共同營運網站（OhmyNews，2004, December 1；何國華，2007年1月30日；朱立熙譯，2006年11月10日）。
《Indymedia》、《OhmyNews 》之後，各國紛紛成立公民新聞網站，例如美國的《Global Voice Online》、《CNN iReport》、《WikiNews》、加拿大的《NowPublic》、英國的《BBC Action Network》、德國的《Readers Edition》 、法國的《AgoraVox》、日本的《JanJan》、印度的《Merinews》、印尼的《Panyingkul》、非洲的《Pambazuka News》、香港的《香港獨立媒體網》、台灣的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胡元輝編，2010），以及中東半島電視台的《Sharek》（Dreier, 2012)。公民記者蔚為風潮。
（一）公民記者的崛起背景
公民記者的崛起，與大眾媒體表現、傳播科技機緣、新聞自由環境密切相關。
在大眾媒體表現方面，拉德施（Courtney C. Radsch）認為，公民記者是新聞蒐集和報導的一種替代性形式，在大眾媒體外部發揮作用，通常是為了回應專業新聞的缺陷（ Radsch, 2013）；專業新聞的缺陷包括採訪網無法涵蓋社會各角落，以及可信度備受質疑等，以美國為例，只有廿七％民眾相信報紙新聞、廿四％民眾相信電視新聞（Gallup, 2017, June 28)。
在傳播科技機緣方面，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網際網路、行動通訊、數位媒體和各種社交工具的普及，讓一般民眾能夠藉由電郵、部落格、播客、影音、Wiki等形式，建立自己的網路社區，自主生產、發送、接收多樣資訊，即時與散居全球各地的人互動，打破一對多的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開創多對多的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 communication）（Castells, 2007)。
在新聞自由環境方面，先後在美國、新加坡、香港、台灣任教的傳播學者張讚國認為，民主體制是公民媒體存在的必要條件，在民主國家，公民社會不受政府打壓，公民媒體享有自主發展的獨立空間（張讚國，2017年4月）；相對而言，在獨裁國家，新聞和言論不自由，公民記者和公民媒體舉步維艱。
質言之，公民不滿大眾媒體的表現，使用網路和數位工具，在民主體制保障下報導新聞，開創公民記者時代。
公民記者的發展不只來自公民，也來自新聞界。
一九九〇年代，美國一些地方報紙警覺失去了讀者的信賴，便與新聞學院合作，發展符合公共利益的報導原則：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要求記者在報導事件的同時傳遞知識、探索解決問題的策略，同時努力讓所有受一個問題影響的人都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聲音，並且鼓勵記者和公民之間建立一種有來有往的對話（簡謝弗，2001年4月）；公共新聞學被廣泛運用到選舉、環保、治安、社區發展等議題的報導上（王興中，2002；黃浩榮，2005）。
進入二十一世紀，網路普及，越來越多公民使用部落格等工具架站發聲，自行探討和解決切身問題，形成公民新聞浪潮。公民新聞和公共新聞學理念相通，差別只是：公共新聞學由專職記者為公民報導新聞，公民新聞則由公民自己來報導。因此，公共新聞學大將羅森（Jay Rosen）高度肯定公民新聞，樂見一個由部落格和新聞業共存共榮、相互影響的新新聞生態體系成形（Rosen，2005, January 21）。
（二）公民記者的實踐形式
公民記者除了到《Indymedia》、《OhmyNews 》等平台發稿外，還可以藉由其他方式發表自己產製的報導。
《Online Journalism Review》資深編輯拉西卡（J. D. Lasica）在二〇〇三年將公民新聞分為六類，公民記者除了參與上述的公民新聞網站外，還可以在主流媒體設置的平台發言或發稿、創辦個人部落格或利基網站、在協作或互助式網站發表文章或評論、用電郵發行電子報、開辦個人或影音廣播網站（Lasica, 2003, August 7）。
媒體趨勢專家奧汀（Steve Outing）也在二〇〇五年將公民新聞與大眾媒體的關係分為十一個層次：1.公民回應媒體報導；2.公民提供新聞線索給媒體；3.公民與媒體記者合作報導；4.公民開設部落格；5. 公民擔任媒體監察人（ombudsmen）評論其表現優劣；6.公民在媒體建構的新聞平台發稿，接受媒體編輯；7. 公民在媒體建構的新聞平台發稿，不經媒體編輯；8.公民報導的新聞被收錄進媒體新增的印刷版中；9.公民與媒體記者共同營運類似《OhmyNews》的新型新聞組織；10.公民記者納入專業新聞組織之內；11.《維基新聞》模式：公民共同撰寫並編輯新聞(Outing, 2005, June 15)。
換言之，公民記者實踐形式多樣，不拘一格。
二、公民記者的報導與影響
長期研究公民新聞的澳洲學者布倫斯（Axel Bruns）指出，公民記者能夠做出貢獻的關鍵在於：他們的數量比專職記者多、觀點不同、沒有商業包袱，使他們能夠比專職記者更廣泛、更深入、更長時間地採訪新聞，做出更詳細、更多元、更長期的報導，不像專職記者過度追逐短期事件（Bruns, 2010）。
在這樣的特性下，最常被討論的公民記者報導案例包括：急難事件的即時報導、社會運動的現場記錄、地方新聞的扎根觀察、公共議題的另類觀點。
（一）急難事件
公民記者散居各地，大多隨身攜帶智慧型手機，可以在緊急危難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專職記者還來不及趕到現場時，搶先攝影、撰文、上網發佈。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世貿中心被恐怖份子駕駛飛機撞毀，現場民眾拍攝的照片、撰寫的故事，被媒體大量引用（Jamiespud, 2013, January 11)；二〇〇四年南亞海嘯亦然，目擊者用手機記錄災情，在部落格上發表，也傳送給《BBC》、《CNN》等媒體；二〇〇五年，倫敦地鐵遭炸彈攻擊，《BBC》在短短六小時就收到一千多張照片、二十段業餘影片、四千條簡訊和兩萬封電郵，晚間新聞就以公民記者提供的影片開場（Nieman Reports, 2005, December 15）。
（二）社會運動
公民記者在社會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們記錄、報導抗爭行動，跟全世界分享到底發生什麼事，避免傳統媒體扭曲社運。從一九九九年反全球化人士抗議WTO西雅圖會議、二〇〇八年韓國民眾反對美國牛肉進口抗爭、二〇〇九年數十萬伊朗人上街抗議大選結果、二〇一〇年從突尼西亞延燒到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巴林的阿拉伯之春、二〇一一年從美國蔓延到南美洲、歐洲、亞洲、非洲、大洋洲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公民記者的報導都影響深遠。研究阿拉伯之春的學者拉德施（Radsch）就指出：「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公民記者已經成為致力於促進人權和民主價值的新社會運動的先鋒隊」(Radsch, 2011)。
（三）地方新聞
公民記者通常對社區資訊表現出高度的興趣，社區感（sense of community）是他們參與公民報導的主要動力（Bentley et al., 2006, Auguest 3；轉引自陳楚潔，2016年6月）。美國就有許多人創立在地新聞網站，由當地公民記者貢獻全部或大部分的新聞，經常報導傳統媒體忽略的議題（ Walker, 2004, December 9），這類網站被稱做超地方型公民媒體網站（hyperlocal citizen media site），類型繁多，記者出身的公民新聞研究者謝弗（Jan Schaffer）就將他們分為九種：社區合作網站、受過訓練的公民記者網站、非營利性專業記者網站、營利性專業記者網站、部落格聚集網站、多站聚合模式、傳統媒體網站、個人企業的非營利網站、個人企業的營利網站（Schaffer, 2007, February 4）。
（四）公共監督
公民記者臥虎藏龍，視角多元、觀點多樣，能夠見人所未見，發掘新聞和輿論的盲點，對公共政策和公眾人物進行監督、批判。例如，小布希派兵入侵伊拉克時，國際輿論分為挺美、反美兩派，化名為帕克斯（Salam Pax）的伊拉克青年則用他部落格提出既批判海珊獨裁，也反對美國入侵的另類觀點，引起全球注意，連英國《衛報》都邀他寫專欄（Pax, 2003／楊瑞賓譯，2005）；又如：二○○二年，即將接任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羅特，在替同黨參議員賽蒙德慶祝百歲生日時，發言讚美主張種族隔離的賽蒙德，大眾媒體略而不提，自由寫手馬歇爾（Joshua Marshall）用部落格揭發此事，點燃輿論怒火，迫使羅特辭去多數黨領袖職務（王健壯，2004年12月18日）。
綜合上述，公民記者對新聞專業最大的挑戰在於公民角色的轉變。公民原本只是被動接收記者報導的閱聽人，現在藉助數位工具和網路，成為可以主動發佈新聞的公民記者，打破專職記者的新聞特權；而且人數多、散居各地、觀點多樣、沒有商業利益，可以做出廣泛、即時、深入、長期、多元的報導，在急難事件、社會運動、地方議題、公共監督等領域，補充專職記者的疏漏、挑戰專職記者的權威。
更具體的說，公民記者對新聞專業的主要衝擊有三：（一）更快的速度：公民記者在事件第一時間所做的現場即時報導，讓來不及趕到的大眾媒體記者望塵莫及； （二）更廣的觸角，公民記者可以深入傳統媒體採訪網未曾觸及的地區和領域，報導傳統媒體遺漏、忽略、偏倚的議題；（三）更豐富的觀點：公民記者帶入更多元的視角、更多樣的評析，可以對事件進行更周延、更敏銳、更獨特的報導 。
不過，公民新聞還在發展初期，還不足以替代傳統媒體。杜斯等人（Deuze et al., 2007；轉引自陳楚潔，2016年6月）針對荷蘭、德國、澳洲和美國、以及霍特和卡爾森（Holt & Karlsson, 2014, May 21 ）針對瑞典所做的研究都顯示，公民記者傾向報導非政治性的「軟新聞」，在政治新聞、深度調查報導等「硬新聞」領域，傳統媒體仍居主導地位。
換言之，公民記者和專業記者各有強項，可以互補短長。杜斯等人的研究就顯示，越來越多傳統媒體注意到公民記者在報導什麼，並且使用公民記者報導的新聞（Deuze et al., 2007；轉引自陳楚潔，2016年6月）。
三、公民記者的培力與挑戰
原本只是受眾的人，為何能夠變成公民記者，這涉及培力問題。
培力（empower，另譯賦權、充權、賦能、充能、授能）是指人藉由學習、參與、合作，增進掌握自身事務的能力，進而去實現自我、改進現狀，讓個人、組織、社區變好。培力須經反思，當個人覺察社會不公、想要改變時，才會進一步檢視個人與社區的關係，進而思考對策、採取行動去改變社會權力關係 (林萬億，2006：314 ；Gutiérrez，1994；轉引自孫曼蘋，2011年7月)。
資訊傳播科技，被認為可以為公民帶來數位培力（digital empowerment）或技術培力（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增加公民參與社會表達的管道和速度（Mäkinen, 2006；Zheng, 2008；轉引自陳楚潔，2016年6月）。漢彌林克（Cees Hamelink）則認為，傳播是促進培力、改造社會的重要工具，「人們需要做決策的知識及資訊，也需要表達意見、對話、分享經驗」；他主張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強調要讓弱勢者擁有、控制媒體，讓無聲者發聲、進而為自己說話。（Hamelink，1995；轉引自孫曼蘋，2011年7月）
從這個角度看，公民記者覺察到大眾媒體的偏失，運用資訊傳播科技打造自己的媒體，為自己和社區發聲，就是培力；公民記者藉由學習、參與、合作可以提升新聞傳播、自我實踐、社會改造的能力。
對於尚未成為公民記者的人，許多媒體素養教育組織和新聞機構提供教育訓練機會。
傳播與文化學者哈特利（John Hartley）就倡議數位敘事（Digital Storytelling），主張讓一般人參加實機操作的工作坊，用電腦軟體創作短篇個人影片，藉此展示自我，尤其是展示與認同、回憶、在地情懷與志向抱負有關的故事，以此填補日常文化實踐與專業媒體之間的空缺。他認為，當人們進行數位說故事時，並非孤身一人，而是與網絡中的無數對話者連接起來，身處一個允許並且鼓勵對話的情境之下，人們於是能夠為自己發聲（Hartley, 2010/鄭百雅譯，2012）。
《BBC》從二〇〇一年就積極推動數位敘事。《BBC》人員將數位媒體製作工具帶入英國各地社區，使人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講述自身的故事；《BBC》深入各地舉辦工作坊，每次指導十人學習編寫腳本、錄製聲音、剪輯影音等技能，然後學員故事製作成簡短節目，作為新聞插播或與相關主題節目一起播出；《BBC》還在二〇〇三年推動島嶼部落格計畫，送給蘇格蘭西岸離島每戶家庭連網電腦、並建立部落格，請島民寫下他們的生活和影響他們的問題，並附上照片，島民報導的許多故事被傳統媒體引用報導（Nieman Reports, 2005, December 15）。
對於已經成為公民記者的人，也有許多新聞專業組織和公民新聞媒體提供教育訓練，增進他們的專業知能。
美國專業記者協會（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 SPJ）二〇〇八年就設立公民記者學院並舉辦工作坊，訓練非專業的公民記者如何正確、有道德、公平的報導新聞（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 2009；轉引自張讚國，2013： 11）；美國《CNN iReport》、加拿大《NowPublic》、韓國《OhmyNews》也都提供線上指南或常見問答集（FAQ），幫助公民記者學習和解惑；此外，還有「公民媒體法律專案」（The Citizen Media Law Project ）幫公民記者瞭解各國法規，避免誤蹈法網。
專業培訓和自我培力，幫助許多公民記者成長。《OhmyNews》部分公民記者就轉型成為專職記者，既反對海珊獨裁又反對美國入侵的伊拉克部落客帕克斯（Salam Pax），更應邀成為《衛報》專欄作家，部落格內容還出版成書，翻譯成多國語言，連台灣都有譯本（Pax, 2003／楊瑞賓譯，2005）。
儘管多位公民記者成就非凡，但公民記者總體仍然存在許多問題。許多專職記者批評公民記者不客觀、有偏見、欠缺訓練，只憑身為社區成員的經驗和知識去做報導（Allan, & Thorsen, 2009)；語言學者波富蘭奇（Patricia Bou-Franch）的分析更發現，部分公民記者出現訴諸暴力侵害婦女的言論（Bou-Franch, 2013）；此外，公民記者通常是不支薪的志工，大多難以持續報導工作（Outing, 2005, June 15） 。
不過，這些問題的存在並不能否定公民記者的價值，只是指出公民記者需要持續改進的方向；畢竟，傳統新聞已經發展數百年，公民新聞才發展十幾年，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
四、研究問題
綜合上述文獻，筆者將研究問題進一步闡述如下：
（一）公民記者因何而生？有何實踐形態？ — 崛起的個人動機、科技和社會基礎為何？實踐的形式為何？
（二）公民記者報導什麼？產生什麼影響？ — 報導的特色內容為何？對新聞專業有何衝擊？
（三）公民記者如何培力？面對什麼挑戰？ — 如何培力來實現自我？有何局限和阻礙需要克服？
以下，就針對這些問題來探討台灣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
參、研究方法
本文以長期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文本分析等方式進行研究。
在參與觀察方面，筆者早在二〇〇四年就開始發表公民新聞相關論述，曾幫台灣第一個公民記者培力營規劃課程、也曾幫社區大學設計公民新聞課，曾經參與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籌備階段的討論，也曾五度擔任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評審、三度擔任「PeoPo公民新聞獎」評審，應邀演講公民新聞相關議題數十場，更曾在大法官會議六八九號解釋文討論期間接受大法官諮詢；十多年的參與，讓筆者熟悉台灣公民新聞發展脈絡，也熟識多位公民記者。
在深度訪談方面，筆者十多年來與多位公民記者有過深談，為撰寫本文，特地於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深度訪談揭發大埔事件的陳昆龍、一月三十一日深訪協助遊民發聲的郭盈靖，並與反映農民處境的謝銘鍵透過Facebook Messenger進行文字訪談，更深入瞭解他們參與公民新聞的緣起、過程、難忘案例，以及面臨的挑戰和對策。
在文本分析方面，筆者針對「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六屆得獎作品、「PeoPo公民新聞獎」十一屆得獎作品進行文本分析，瞭解公民記者的報導類型、內容和特色。
此外，筆者還蒐集公民記者的自述、媒體對公民記者的報導、台灣學者和研究生的相關論文，以及《PeoPo》和社區大學歷年舉辦的公民新聞研討會會議手冊，將這些資料和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文本分析的結果相互比對、驗證、補充，希望更周延、更深入的發掘台灣公民記者實踐經驗、公民新聞發展脈絡。
以下，分別針對台灣公民記者的崛起與實踐、報導與影響、培力與挑戰，闡述本文的研究發現。
肆、台灣公民記者的崛起與實踐
一、發展歷程
台灣公民記者的源流可以上溯到日治時期。一九三五年發生卓蘭大地震，死亡三千多人，作家楊逵深入災區採訪，撰寫〈台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成為台灣公民記者始祖；他還鼓勵公民參與，一九四八年在他主編的《力行報》副刊公開徵求「實在的故事」，他說：「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如其能夠使我們感奮、高興、憤慨、傷心的事情，我們需要將其發端、經過、結末仔細考察一下，而把它記錄起來──這叫做『實在的故事』」，但在選刊兩篇公民投稿後，他就因案被捕，徵稿活動嘎然而止（須文蔚，2014；藍博洲，2015年01月20日）。
一九七五年，《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推出「現實的邊緣」專欄，提倡報導文學，號召民眾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探訪和現實報導，更在時報文學獎中設置報導文學類，聯合副刊和多家報刊也跟進倡導，掀起公民書寫的熱潮；報導文學作者，往往深入大眾媒體採訪網未觸及的角落，例如古蒙仁〈黑色的部落〉、翁台生〈痲瘋病院的世界〉、心岱〈大地反撲〉、邱坤良〈西皮福路的故事〉、陳銘磻〈賣血人〉、楊渡〈礦坑裡的黑靈魂〉（須文蔚，1995、2014），他們也是公民記者先驅。
網路時代的公民書寫則可以回溯到一九九五年。當年，高雄醫學院學生陳豐偉創立電子郵遞（mailing list）形式的《南方》電子報，開放公民投稿，宣示要「讓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訂戶在幾年內超過十萬；「智邦生活館」也和《南方》合作，建立電子報發行平台，開放非營利組織和網路寫手發報（陳豐偉，2000、2000年9月9日；廖雲章編，2007：120–123）。二○○○年二月，台灣第一家網路原生媒體《明日報》推出「個人新聞台」，短短一年就有超過一萬五千人開台發聲，一年後《明日報》停刊，「個人新聞台」獲得保留但發展停滯（翟本瑞，2001年4月15日）。
進入部落格時代，公民記者快速增長。二○○二年十月，網路社群「藝立協」開始在台灣推廣部落格，隔年起，「無名小站」等部落格平台陸續創立，到了二〇〇七年擁有部落格人數已經增長到三一一萬人（何宏儒，2008年2月1日）。
在此同時，許多團體舉辦公民記者相關活動，二○○五年一月，蕃薯藤邀集網路寫手報導「全民健保公民共識會議」；三月，吉莫爾（Dan Gillmor）倡導公民新聞的名著《We the media》中文版《草根媒體：部落格傳奇》出版，倡議「如果你不喜歡那些新聞……起來行動，做自己的新聞」（Gillmor, 2004；陳建勳譯，2005）；七月，青輔會（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前身）在台北和高雄各舉辦一場「青年公民記者培力營 」，學員多達兩百人；十一月，《苦勞網》舉辦「提筆鬥陣：獨立媒體研習營」，培訓具有社會改革意識的報導者；十二月，《中時電子報》開始舉辦「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當年就有三九三一的部落格報名角逐，二〇〇八年更有高達一萬〇二四七個部落格參賽。
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也日漸活躍。二〇〇五年十月，《中國時報》體育中心主任在特稿中捏造一段美國球評麥克亞當（Sean McAdam）的談話，網民ctsox和jsoccer先後發電子郵件向麥克亞當查證，確認中時主任造假後發動抵制，迫使這位主任遭撤職，成為最早受到注意的公民記者行動之一；隔年十二月，部落客豬小草出席綠黨台北市議員參選人聯合造勢大會，聽到許多令他感動的政見，卻看不到大眾媒體報導，豬小草因此將綠黨政見做成語音報導上網傳播，數百個部落格隨即串連力挺綠黨，成為公民記者參與公共事務的先例（陳順孝，2008）。
二〇〇七年的搶救樂生運動，公民記者的行動強力衝擊政府政策。當年三月，政府為了蓋捷運，限令樂生療養院麻風病友遷離，病友抗爭，要求樂生院保留九十％，與捷運共存（蘇品瑄、李勁，2012），大眾媒體只渲染抗爭衝突，不討論解決方案，部落客挺身自力報導：豬小草、HOW訪問學者討論各種保留方案，Wenli和HOW手繪工程圖，比較保留九十％與政府規劃的保留四十一％兩案利弊，董福興等人將Wenli和HOW的圖製作成半版廣告，集資在《蘋果日報》刊登（黃哲斌，2008）；這些報導行動，加上院民抗爭，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當時的行政院長蘇貞昌承諾朝向保留九十％方向努力（王貝林等，2007年4月12日；莊豐嘉，2010）。
此後，公民記者持續在各領域行動，贏得越來越多肯定與支持。二〇〇七年二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首開先例，發出記者證給公民記者林靖堂（林靖堂，2007年2月26日）；四月，公視創立《PeoPo》公民新聞平台，開始推廣影音公民新聞，並且每年舉辦「PeoPo公民新聞獎」；同年，八個社區大學聯合開設「公民新聞寫作」課，媒體觀察基金會開設的媒體識讀相關課程也加入公民新聞單元；到了二○○八年總統大選期間，《PeoPo》和四大報與《中央社》合辦總統候選人辯論會，由公民錄影提問，會後記者會更開放公民記者出席採訪；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也在同年開放網路媒體記者申請入會（莫忘初，2008年3月15日）。
二〇一一年七月，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六八九號解釋文宣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司法院大法官，2011年7月29日），確認公民採訪新聞的正當性；二〇一四年起，台大新聞研究所開設「公民新聞專題」課程；到了二〇一六年，立法院也開放公民記者以「專業人士」身份申請採訪證進入採訪（黃驛淵，2016年08月26日）。
就這樣，公民記者一步步贏得政府、媒體、學術界、大法官，以及越來越多民眾肯定，成為新聞報導的新興力量。
二、崛起因素
公民記者為何會在台灣崛起？成因和國外相同，與公民不滿大眾媒體表現、傳播科技增進發聲機會、民主制度提供新聞自由保障有關。
在民主自由方面，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統治、開放黨禁，八八年開放報禁、九一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到了二〇〇七年，已經成為亞洲新聞自由第一名的國家（羅彥傑、蘇永耀，2008年5月1日），新聞自由不再受到政治箝制（陳順孝，2003），公民可以自由報導、評論。
然而，大眾媒體並未珍惜得來不易的新聞自由，反倒濫用自由、競逐商業利益。《南方》因此在一九九五年宣示要「讓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此後，媒體更趨下流，到了二〇〇二年四月，《天下雜誌》以〈弱智媒體 大家一起來誤國？〉作為封面故事，質疑「不知從何開始，對立衝突、政爭、權謀、犯罪、緋聞、八卦狗仔、迷信、神桌等新聞成為台灣媒體的主流」（楊瑪利，2002年4月）；苗栗社區大學為此發起「關機運動」，呼籲關掉電視一週，重新思考需要什麼樣的媒體（李鎮邦，2004年5月10日）。在這個背景下，網民ctsox和jsoccer揪出媒體造假、部落客豬小草和HOW自力報導媒體遺漏的訊息，都是反制媒體偏失的公民記者行動。
公民記者行動可以付諸實施，也和傳播科技普及有關。一九九一年，台灣學術網路（TANet）開始與全球網際網路（Internet）連線；九二年，第一個中文BBS在中山大學啟用；九三年，第一個本土搜尋引擎「蕃薯藤」誕生；九五年，《南方》開啟電子報時代；二〇〇〇年，個人新聞台出現，〇二年部落格引進；此後，共享書籤（如HEMiDEMi）、維基新聞、微網誌（如Twitter、Plurk）、社交媒體（如Facebook）接連問世，智慧型手機也快速普及，二〇一〇年普及率只有十點八％、二〇一三年過半達到五一％、二〇一七年超過七十三%居世界之冠（蘇文彬，2013年8月13日；199IT，2017年1月9日）。網路、手機、網站共同建構的傳播科技系統，讓公民記者能夠很容易地採集、發佈、交流新聞。
在民主制度和傳播科技基礎上，不滿大眾媒體表現的各方人士積極培育公民記者、推展公民新聞，他們基於各自的背景和使命，對公民記者和公民新聞有不同的想像和期待。
二〇〇五年七月舉辦台灣第一個公民新聞營隊「青年公民記者培力營 」的青輔會，在招生公告中說：「每個潛身在社會各處的青年可以是不同身分的，並針對公共議題，以當事人或觀察者的角度做出發，來報導主流媒體不一定關心的事情，並藉以激發社會大眾思辨、對話的力量」；「就從現在開始，我們將廣邀青年共同朝這類『公共新聞』的理想邁進」（青年公共參與學苑，2005)；表明延續發源於美國的公共新聞學精神。
同年十一月舉辦「提筆鬥陣：獨立媒體研習營」的《苦勞網》則在招生公告中強調「如果你認為市面上多數的新聞，只有明星戀情，沒有常人苦情。只有名人受傷，沒有工人職傷。只有藍綠之分，沒有繽紛顏色。只見高價商品，不見民生用水。只看到總統生金孫，不解青年男女因何沒錢不敢生。只看到財團合併慶功酒宴，沒看到裁員員工喝酒解悶。請加入我們，讓我們一同實踐獨立媒體精神！」（苦勞網，2005年10月20日），與《Indymedia》的批判精神遙相呼應。
二〇〇七年，由《小地方》社區新聞網與八個社區大學合開的「公民新聞寫作」課，則在課程計畫書中強調：「公民新聞的題材，個人經驗與公共議題的交集，可以包括生命史（如天送埤之春）、家族史（如瓦歷斯諾幹用家族照片訴說部落變遷）、村史、口述歷史、職業見聞（如廖鴻基的漁業書寫、凌拂的小學教育書寫）、社區產業（如蔥農故事、珍珠社區稻草藝術）、公共議題（如農產運銷問題）」；延續報導文學與方志村史、口述歷史等傳統。
同年四月成立的公視《PeoPo》公民新聞平台，則借鏡《OhmyNews》公民參與經驗。當時擔任公視總經理的胡元輝，在二〇〇六年就舉辦「社區大學與公民新聞學的對話」研討會，強調公共平台、自主發聲、媒體改造、民力匯流（公共電視，無日期），同年指示公視新媒體部籌辦公民新聞平台，新媒體部人員一面赴韓國參訪《OhmyNews》、一面拜會台灣各地公民團體，終於創立《PeoPo》（游羽棠，2018年1月）。胡元輝認為，公民新聞的兩大重要意涵是「見證」和「參與」，見證並報導重大事件，並藉由報導參與社會（劉又榛，2018年1月）。
台灣公民記者就這樣在民主和科技支撐、媒體批判意識驅動下，延續公共新聞學、報導文學精神，呼應《Indymedia》、《OhmyNews》經驗，多路並進，共同開拓新聞新疆域。
三、實踐類型
如前所述，美國的拉西卡（J. D. Lasica）將公民新聞形式分為六類、奧汀（Steve Outing）分為十一個層次；台灣公民記者參與新聞的形式同樣多元，至少有六種形式：
（一）創辦個人部落格：例如在Blogger、痞客邦等平台開站，或是使用WordPress等軟體自己架站。
（二）在媒體平台建立個人頻道：例如到公視《PeoPo》，《UDN 部落格》、《串樓口》、《上下游》新聞市集開站或開版。
（三）在社交平台開闢個人專區：例如到Facebook建立粉絲專頁、到PTT開設個人版。
（四）向新聞媒體投稿：可以投給大眾媒體，也可以投給《苦勞網》、《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等獨立媒體。
（五）集體編寫新聞：可以到《維基新聞》發佈原創報導，接受公眾撿核、補充、修訂。
（六）導讀公民報導：可以針對重大議題，蒐集、查核、整理、分析網民提供的訊息和觀點，彙整成網摘型報導，投稿給《全球之聲》等網摘型媒體。
大部分的部落格平台、媒體平台、社交平台只提供公民記者發稿空間，《串樓口》等少數媒體會舉辦培訓營隊，公視《PeoPo》則建構全套的公民記者育成機制。
《PeoPo》團隊召集人余至理說，《PeoPo》定位為公民參與平台，以陪伴、協助公民發聲作為首要任務（游羽棠，2018年1月）；具體做法包括：首先，到台灣各地舉辦聚會、工作坊和「踹拍」活動，指導民眾發掘議題、製播新聞，以二〇一七年為例，全年活動多達八十三場，觸及三〇三六人；其次，建立線上學堂，製作有關採訪、拍攝、配音、撰稿、剪接的教學影片，以及公民記者經驗分享影片，讓公民能夠自學；第三，在公視頻道開闢每天五分鐘的「公民新聞報」節目，選播公民優秀報導，鼓舞公民記者士氣、提升公民新聞能見度；第四，每年舉辦公民新聞獎，鼓勵優秀作品，提供相互觀摩的機會；第五，舉辦公民新聞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和公民記者齊聚一堂，共同討論公民新聞的理論與實務。
《PeoPo》團隊的深耕，以及結合公視資源產生的能量，匯聚和培育出越來越多的公民記者。公民記者人數從二〇〇七年的一一八七人，逐步增加到二〇一七年的九六二六人；其中四六％男性、五四％女性；北部佔五三％、中部十五％、南部二十％、東部十％，外島二％；公民新聞則數也同步成長，從二〇〇七年的六千四百多則，增加到二〇一七年的十一萬七千多則，報導類型包括社會關懷廿一％、教育學習十七％、生態環保十七％、生活休閒十五％、社區改造九％、媒體觀察九％、文化古蹟六％、政治經濟五％、農業三％、運動科技二％（開鏡，2018年1月）。
胡元輝（2017年12月）甚至以《PeoPo》二〇〇七年創刊為界，將台灣公民新聞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PeoPo》創刊前的1.0階段，公民新聞一詞尚不普遍，公民記者大多「單兵作戰」，自主觀念和權利意識相對薄弱；《PeoPo》創刊後的2.0階段，社會對公民新聞的認知有了相當幅度的提升，帶動各類型公民新聞平台的出現，公民記者較常在平台支援下「集體作戰」。
伍、台灣公民記者的報導與影響
一、報導內容
台灣公民記者藉由部落格、媒體平台個人頻道、社交平台個人專區、向媒體投稿、集體編寫新聞、導讀公民文稿來報導新聞，這些公民新聞散居各處，要描繪它們的總體樣貌並不容易。筆者嘗試從「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PeoPo公民新聞獎」的得獎作品，以及曾經引發網民熱議、大眾媒體引用的公民新聞中，發掘、整理公民記者的報導類型和特色。
「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由《中時電子報》主辦，二〇〇五至〇九年連辦五屆、二〇一一年辦第六屆，每年參賽者少則三千個、多則一萬多個部落格，是當時網路圈最受矚目的比賽。獎項每年修正，主要包括生命記錄、生活品味、幽默趣味、訊息／觀點、商業應用、公益應用、社群經營、教育應用等八個獎，以及年度部落格大獎。參賽者幾乎都是敘述他們的生命經驗、專業實踐、社會參與；筆者擔任前五屆的評審，曾經詳讀、分析，並與其他評審討論這些作品。
「PeoPo公民新聞獎」由公視主辦，二〇〇七年起已經連辦十一屆，是台灣唯一的公民新聞獎項，只限影音報導參賽，每年參賽作品少則一百則、多則二五九則。評審標準有三：（一）公共性：切身性、觀點獨特性、影響力、批判性；（二）新聞性：真實、即時、深度、追蹤；（三）技術性：影像、敘事。筆者三度擔任評審，同樣曾經詳閱、分析，並與其他評審討論參賽作品。
曾經引發網民熱議、大眾媒體引用的報導，通常涉及公共議題，如導論提到的苗栗縣政府強徵大埔農地事件、搶救樂生療養院事件等。
綜覽兩個獎項得獎作品，以及網民熱議、媒體引用的報導，筆者認為，台灣公民記者的報導可以歸納為四類：
（一）公民自我書寫
不同族群、性別、性取向、職業、社經地位的公民記者，紛紛開設部落格等個人媒體，書寫自己的生命經驗、專業見聞、志趣活動，這種自我書寫是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最常見的題材。
生命經驗書寫，例如：自閉兒父親在《蔡傑的部落格》書寫全職照顧兒子的體悟；同性戀者在《艾德倫的異想空間》揭露內心世界和出櫃歷程；癌症病患用《踏莎行》公布化療日記，呈現抗癌者的處境、需求和願望；從小目睹父親對母親施暴的女子在《與京都的賣身契》書寫家暴故事，串連網友捐款幫助受暴婦女；都市原住民在《叢林叢林．孤島》回憶部落生活、提出對原住民事務的主張。
專業見聞闡述，例如：搬家工人開設《生活，就是抗爭》部落格記錄工作、生活和社會關懷；基層教師在《開放教育論》書寫教改實況；社工在《西楓小棧》分享服務見聞 ；科學園區員工在《慾望程式（Debug）第八個》大吐工作苦水；草根醫師在《TSUBASA 的台東苦悶筆記》闡述基層行醫體驗；無毒農業工作者在《溪底遙學習農園》分享農事紀錄、果園生態觀察； 導盲犬訓練師在《Mojito-職業是走狗的小女子》展現導盲犬的世界，以及謝銘鍵在部落格和Facebook粉絲專頁為自己和受災農民發聲。
志趣活動分享，例如：《fabg’s 航空、軌道、交通生活部落格》闡述航空迷與鐵道迷的運輸思維；《科技輔具的小窩》介紹身心障礙者使用各項溝通與資訊輔具；《隨香筆記》、《廟會旅行》、《好戲開鑼》呈現廟會文化、草根生活； 《George的捻花惹草與鄉土行腳》從人文觀點來探索植物；《浮生千山路 samshiue》介紹登山路徑和資源。
這些自我書寫幾乎都是第一人稱敘事，不符新聞寫作常規，但所寫內容大多和公共議題有關，不僅有助於多元社會成員相互瞭解、尊重、學習，更能在專職記者難以深入的私人領域裡發掘攸關公共利益的新聞題材。
例如：二〇〇五年，一位哮喘兒的媽媽在《關於南國青草》部落格透露，她為了照顧孩子，將近八年無法工作，「我一直過著找不到自己的日子」，「每次辛辛苦苦把他從死神那裡救回來，過陣子還是免不了受同樣的苦」，四月三日晚上，「看著睡夢中的他，我心疼的想幫他解脫，我不要他重複過著地獄般的痛苦生活，一個人連呼吸都有困難，做人太辛苦了。我的內心有個聲音在吶喊……想拿起枕頭悶死他，因為我再也不要看他受苦而束手無策。但是我沒做，躺在床上我睡不著，眼淚一直掉……。」素樸的文字，透露長期照護者的煎熬，以及差點爆發的人倫悲劇，是反映長照議題的代表性實例。
（二）社區議題探討
散居各地的公民記者，通常會在自己居住或活動的社區，發掘、記錄、追蹤大眾媒體遺漏或忽略的議題，這是《PeoPo》常見的題材，筆者逐一分析公民新聞獎十一屆一三五件得獎作品，發現大多是弱勢發聲、在地教育、生態環保、社區營造故事。
弱勢發聲，包括探討弱勢者處境的〈美麗的景色，致命的缺點〉反映台東醫療資源匱乏、〈高雄城鄉落差 偏鄉山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不足〉、〈藥師去哪裡了呢〉剖析小診所聘不起藥師的危機；以及記錄弱勢者奮鬥和互助故事的〈工殤截肢逆境築夢 開源義肢助己助人〉、〈雜貨店外衣下的秘密業務：你所不知道的「移工銀行」〉，還有《漂泊新聞網》製作的〈健康守護者的缺角〉討論遊民照護問題。
在地教育，包括探討偏鄉教育問題的〈翻轉偏鄉教育-上山‧下海‧併存廢〉、〈走入偏鄉的衛教宣導活動〉；以及分享偏鄉教育創新做法的苗栗縣泰安鄉清安國小〈泰雅日 把小米種回來〉、南投縣親愛國小萬大分校生態課的〈種花 種樹 種蘿蔔〉、桃園復興鄉巴陵國小〈山林中的小提琴教室〉、台南市海佃國小〈自己的河川自己守護 小台江讀書會〉、高雄市路竹高中弱勢學生拳擊隊〈夢想擂台 拳力出擊〉、雲林縣西螺鎮信義育幼院孩子暑假環島的〈單車‧天使〉。
生態環保，包括〈哭泣的森林！〉探討阿里山一八九林班地濫墾問題、〈再見大肚溪〉討論工廠進駐的衝擊、〈水稻．水道．汙水稻 汙水水稻吃下肚〉討論苗栗當地家庭排水系統直通後龍溪灌溉水道的隱憂、〈大潭藻礁 不要說再見〉憂心藻礁海岸若設立天然氣接收站將帶來生態災難、〈消失的溫泉〉探討宜蘭礁溪溫泉水溫因過度開發而下降問題、〈山區道路的整治紀實－你不知道的阿里山公路〉質疑整治工法，以及探討社區生物處境的〈餵食情況嚴重 獼猴生態浩劫〉、〈搶救淺山之子 石虎〉、〈聖環入侵‧鷺科面臨生存挑戰〉。
社區營造，如高雄六龜中興社區災後打造濕地學校的〈山神給的禮物 跳躍吧 小黑點〉、青年返鄉用友善環境方式養蝦的〈漂鳥 回家吧〉、大學生與脊髓損傷病友合作，幫桃園復興鄉果農架站賣水蜜桃的〈知識志工時代 讓弱勢幫助弱勢〉，以及古蹟和文化保存的〈世代的守護，從番仔樓見證金門的滄桑歷史〉、花蓮縣吉安鄉客家歷史建物〈拓路拆屋 歷史建物難過百年 〉。
公民記者的在地報導，不僅彌補大眾媒體採訪網的疏漏，也反映草根、基層的觀點，當大眾媒體為了節省成本，大幅裁減地方記者之後，公民記者報導的社區新聞和觀點，更顯珍貴。
不僅如此，公民記者報導的社區不只是台灣，旅居海外者也紛紛建立部落格，分享居住地的社會文化，引介值得台灣借鏡的經驗，包括中國《得意莞城》、越南《南向跫音 D.V.W.～》、挪威《小奧私陸》、芬蘭《北國風情》、中東《萬事美好》、德國《柏林進修交通中》。台灣大眾媒體長期欠缺國際新聞報導，這些旅外公民記者幫民眾開闊國際視野。
（三）救災重建報告
當急難事件發生時，現場民眾可以即時提供目擊報告、外地民眾可以協助彙整和查證救災訊息，進入重建階段，在地民眾也可以提供長期報導。八八水災的救災重建，就是在地公民記者和外地公民記者相輔相成的第一個案例。
二○○九年八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早在風災剛發生的八月八日中午，住在屏東來義鄉原住民部落的公民記者就發佈部落斷橋的影音報導，家住台南受災的公民記者sadapeopo更連發數十篇報導（何國華，2010年6月3日）；其他受災民眾也紛紛打電話到電視台叩應（Call-in），說明災情、尋求救援。
這時，散居各地的公民記者也挺身而出，上網發掘、匯集、查證、整理、傳播救援訊息。
台灣部落格協會理事長潘建志用Google Maps建立「莫拉克颱風災情地圖」，號召志工將網路上陸續傳出的災情逐筆標註在地圖上；程式設計師XDite建構「莫拉克颱風支援網」，以開放式表格讓網民填寫「請求支援列表」、「地區災情」、「發出求救」；網民Rickz、Shadow架設「莫拉克災情資料表」，讓民眾建立新的災情回報；台灣最大BBS平台PTT也開設Emergency專版，動員網民募集和合購物資、出動志工和醫療團 （賴建宇，2009年9月23日）。
台灣數位文化協會理事長徐挺耀與他的伙伴們，則建構「莫拉克災情網路中心」，匯集twitter、Plurk、PTT、大眾媒體和上述救災網站訊息，篩選出可信、有用的，精編精寫後再向網路社群發佈；他們並且進駐台南、高雄、屏東和中央防災應變中心，協助整合政府和民間的災情訊息；整合出來的訊息成為混亂情勢下最可靠的救災資訊，九千四百多個部落格予以聯播，大眾媒體也大量引用（徐挺耀，2009年8月9–19日；賀桂芬，2009年8月26日）。
當大眾媒體的報導逐漸淡去、當救災網站一個個停止更新，災區民眾成立《荖濃溪望》、《日照甲仙埔》等社區媒體持續報導故鄉動態；此外，九二一重建工作者馮小非更發起成立《莫拉克獨立新聞網》，募資聘請專職記者進駐災區實地採訪，同時與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在地公民記者、關切救災重建的獨立記者合作報導，新聞網運作四年，直到二〇一三年八月才停止更新，但來自雲林的新聞網記者劉瑋婷轉赴高雄地方有線電視台任職，持續報導至今。
此後，二〇一四年高雄氣爆、二〇一六年台南維冠金龍大樓倒塌、台東尼伯特風災、二〇一八年花蓮地震等急難事件發生時，在地和外地公民記者都同樣上網報導；二〇一五年復興航空班機墜毀基隆河事故，也是由在場民眾拍下墜機影片，被全球媒體引用。
（四）社會運動報導
社會運動是有意識、有組織的集體行為，目的在推動或抗拒社會秩序的重大改變（Wilson, 1973；林鶴玲與陸政霖，2001；Tilly, 2004/胡利均譯，2009）。
有的社運集結眾人力量，一起解決問題。例如二〇一一年成立的動物保護組織「路殺社」，號召社員在路上遇見被車撞死的動物時，拍下照片並上傳，希望藉由大量的資料蒐集，分析路死嚴重的路段、好發季節及受威脅種類，進而改善道路設計、減少動物死亡；「路殺社」社員超過一萬四千人，儼然就是動保公民記者。
有的社運則以集體力量向政府或財團抗爭。前文提到的搶救樂生院、陳昆龍揭發的大埔事件，以及二○○八年的野草莓運動、二○○九年的反對「農村再生條例」、二〇一〇年的反對國光石化建廠、二〇一二年的反對媒體壟斷、二〇一四年的太陽花運動等運動，都屬於這類社運，在這些社運中，公民記者都扮演重要角色，特別是太陽花運動，社會運動和公民記者能量達到高峰（陳順孝，2012年1月；陳順孝，2015）。
二○一四年三月，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引爆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的太陽花學運，關注和參與行動的學生、黑客、民眾紛紛展開報導行動。
台大新聞所學生彭筱婷等人用Facebook進行即時影音和文字報導，並把報導譯成英文，上傳《CNN iReport》，引起國際媒體注意（新聞e論壇，2014）；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張龍僑等人則用拖鞋撐住iPad，使用UStream軟體進行現場直播（黃彥棻，2014），其他個人、團隊和大眾媒體也陸續開始直播；黑客（Hacher）社群「G0V.tw 零時政府」成員建立G0V Today平台，將散居網路各處的直播頻道、線上情報匯聚一處（Atticus，2014；陳瑞霖，2014）。
G0V黑客還建立「你被服貿了嗎」互動資訊平台，只要輸入公司行號名稱或營業登記項目，就能查閱服貿對這類公司的影響；台大經濟系教授鄭秀玲早在二〇一三年就上網發佈「兩岸服貿協議對我國的衝擊分析」（鄭秀玲，2013），許多網民根據她的分析製作懶人包，其中，〈服貿『爭議』懶人包〉點閱數超過一三〇萬次，還以國語男聲、國語女聲、閩南語、客家語四種語言版本發行（易查陞，2014年3月9日）。
此外，批踢踢鄉民透過群眾募資平台FlyingV募款，短短幾個小時就有三千六百多人集資六百九十幾萬元，在台灣的《蘋果日報》和《自由時報》、美國的《紐約時報》刊登廣告，讓不上網的民眾、以及外國人也能獲悉抗爭訊息（自己國家自己救，2014年3月24日；沃草，2014年3月29日）。
這樣的社會運動和公民報導，召喚了五十萬人走上街頭，衝擊了當年的九合一大選選情、改變台灣政治和社會面貌。連當時被抗爭的總統馬英九都在隔年元旦祝詞中說：「去年三月的學生運動，確實為台灣帶來了衝擊。在網路串連、青年發聲的主旋律之下，整個社會有了一股全新的脈動」（中央社，2015年1月1日）。
總體來看，台灣公民記者報導的社區議題、救災重建、社會運動，與文獻提到的地方新聞、急難事件、社會運動一致；社會運動報導也涉及國外文獻提到的公共監督，例如公民記者在搶救樂生院、大埔事件、反對「農村再生條例」、反對國光石化建廠、反對媒體壟斷、太陽花反服貿運動中的報導，都是在監督政府、政治人物以及大眾媒體；自我書寫，則與哈特利（John Hartley）倡議、《BBC》推動的數位敘事相呼應，本文發現許多自我書寫涉及個人經驗與公共利益的交集，是值得重視的文類，筆者將在結論中進一步討論。
二、專業衝擊
綜合上述，台灣公民記者也和國外一樣，打破專職記者的新聞特權，而且人數多、散居各地、觀點多樣、沒有商業包袱，藉由自我書寫、社區議題探討、救災重建報告、社會運動報導，來補充專職記者的疏漏、挑戰專職記者的權威、引導專職記者的報導方向。
公民記者在三個面向上特別重要：首先，台灣大眾媒體為了節省成本，在二〇〇〇年代後期陸續裁撤地方記者和地方新聞，引發「地方新聞的生與死」憂慮（顏雅娟，2009），公民記者散居各地報導，可以填補這個疏漏；其次，台灣大眾媒體長期忽略弱勢議題，即使報導也常見扭曲（戴瑜慧、郭盈靖，2012），現在，弱勢族群可以自己當公民記者，發出自己的聲音、糾正媒體的誤報；第三，台灣大眾媒體近年競相炒作「對立衝突、政爭、權謀、犯罪、緋聞、八卦狗仔、迷信、神桌」（楊瑪利，2002年4月），忽略公共議題的發掘和探討，公民記者發掘和報導樂生、大埔等事件，補強了大眾媒體公共議題的不足、設定大眾媒體的議題。
然而，台灣公民新聞發展十多年，也出現不少問題和挑戰。首先，公民記者的參與度和持續性碰到瓶頸，最明顯的例子是《PeoPo》公民記者累計達九六二六人，但二〇一七年發表一則新聞以上的只有六〇一人、發表十則以上的更只剩一二九人；其次，公民新聞品質良莠不齊，不僅有本文提到的優質報導，也有一些不夠嚴謹，甚至違反倫理的報導，二〇一六年筆名素素的公民記者製播侮辱外省籍老兵的影片，就是顯例（劉昌德，2016年6月15日）；第三，部分公民記者的報導內容偏向個人生活紀錄、社區經驗、在地風土民情和景點的介紹，也被批評公共性不足（管中祥，2008年12月）。
總體來看，公民記者仍難取代大眾媒體專職記者，但已經可以在特定領域、特定議題上補強、擴充、糾正、挑戰專職記者。
陸、台灣公民記者的培力與挑戰
如前所述，培力是個人覺察社會不公、想要改變，然後藉由學習、參與、合作，增進掌握自身事務的能力，進而去實現自我、改進現狀，讓個人、組織、社區變好。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就是培力過程，本節以謝銘鍵、遊民阿貝等人、陳昆龍為例，說明他們如何覺察不公、如何增進自身能力、如何實現自我並改進現狀。
選擇謝銘鍵、阿貝等人、陳昆龍，是因為他們分別是農民、遊民、離職工程師兼家庭煮夫，反映公民記者的多元身份；也因為他們分別報導自家農地受災、遊民被扭曲、反對強徵農地的抗爭，觸及自我書寫、社區新聞、救災重建、社運報導四大公民新聞類別；筆者希望藉由探討他們的培力過程，勾勒公民記者的多元樣貌。
一、培力歷程
（一）謝銘鍵 自學科技 自主發聲
謝銘鍵，花蓮玉里人，世代務農，高職美工科畢業，廿二歲到台北電子公司當作業員，不喜歡都市緊湊的步調、一成不變的工作，加上心疼父母漸老，短短半年就辭職回家種田；二〇〇六年，他在農閒時跟朋友上網咖，接觸到部落格，就建立個人部落格《小劍劍 & 開朗少男的奮鬥史》（林佑徽，2017年9月11日；數位時代，2008年2月1日；郭美懿，2010年6月29日）。
原本連電腦開機都不懂的他，自學上網，在部落格上書寫心情日記，有一次寫到自己如何利用割稻減肥，網友留言質疑他騙人，認為農夫很辛苦，不相信二十幾歲的他願意當農夫；為了證明自己沒說謊，也為了傳遞「種田也可以很搞笑、很快樂」的觀念，謝銘鍵用「小畫家」畫漫畫、用照相手機拍影片，幽默呈現育苗、插秧、施肥、收割等農活，曾把自己的手和稻草人綁在一起跳嘻哈舞、把杜德偉的歌曲「脫掉」改編成割稻舞，吸引越來越多網友注意，還有網友主動訂購他的米、把他的米命名為「劍劍好米」（林佑徽，2017年9月11日；呂愛麗，2009年11月1日）。
二〇〇七年，謝銘鍵報名角逐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他自我介紹說：「我今天廿七歲，是個專職的農夫！因為我書讀不多，所以我都用自己畫的圖片跟照片以及自導自演的搞怪影片來記錄我的農夫生活」（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2007）。參賽的有七六八一個部落格，他報名幽默類獎項，結果落敗；但評審團評完個別獎項，最後討論最高榮譽「年度部落格大獎」時，再次想起他，認為他的部落格雖然不是最幽默的，但能夠以簡單工具、搞笑手法記錄農人生活、傳達青農訴求、推廣台灣農業，因此一致決定將年度大獎頒給他。
贏得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年度大獎，讓謝銘鍵知名度暴增，幾年之間，《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遠見雜誌》、《公視》、《民視》、《中視》，乃至香港《鳳凰網》、中國《中央電視台》都報導他的故事；爆紅的他，繼續畫搞笑漫畫、拍kuso影片來反映農村問題、呈現農人觀點，也經常接受媒體訪問談農業議題。
他多次反映自己遭遇的受災損失。二〇〇九年水稻結穗期碰到冷氣團來襲，花蓮台東發生嚴重稻熱病，稻穗有如空包彈，產量減少近四成，農委會宣布每公頃補助八千至一萬兩千元，謝銘鍵出面抗議，他細算每公頃成本至少十萬元，補助太少，叫農民怎麼生存（田俊雄等，2009年5月31日）；二〇一三年花蓮水稻出穗期遇到天兔颱風侵襲，他也公開表示擔心「懷孕中的水稻胎死腹中」（邱立雅、段鴻裕，2013年9月22日）；二〇一六年水稻出穗期遇強颱莫蘭蒂來襲，謝銘鍵憂慮稻穗又成空包彈，拍攝導論提到的影片來反映問題；二〇一八年二月幾波寒流侵襲，謝銘鍵也出面描述秧苗受損情形（張國興，2018年2月26日）。
他積極破除民眾對農夫的刻板印象。二〇一六年八月，他製作「對農夫的10個刻板印象」影片，一一回應農夫都是老阿伯、都很黑很髒、都看天吃飯、都做人實在、都不會用智慧型手機、都有養牛、都娶不到老婆、都要早睡早起、都生一堆小孩，以及常被當作「看不起的行業之一」等等成見，他在片中說：「你知道現在做農要有多少學問嗎？水稻是植物學、養個鴨是生物學、還要繪圖、攝影、拍影片、機器壞掉要做焊工、抽水馬達壞掉做水電工、蓋個工寮是木工、網路行銷、還要會電腦，所以當個農夫沒那麼簡單」，他還問兒子以後長大要做什麼，兒子大聲說是「農夫」（謝銘鍵，2016年8月28日）。
他也經常反映農民心聲、討論時事議題。二〇一一年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他戲稱要拍農村版，想了幾組片名，還畫出幾幅海報，包括《病蟲害．賣來》、《年輕人．回來》，還有《炒地皮．賣來》，他還改編《賽德克．巴萊》台詞，宣示：「如果工業要我們卑躬屈膝，那我就讓你們看到農業的驕傲！」（花孟璟，2011年9月12日）；二〇一七年，農委會考慮禁用劇毒農藥巴拉刈，以免民眾用它自殺，謝銘鍵拍影片諷刺：是否也要禁用木炭、禁蓋高樓，以免有人燒炭、跳樓自殺；他還說，很多農藥名稱讓人會心一笑，看了也許就不會想不開了，例如「攏免煩」、「遇到寶」、「包大仁」、「磷來豐」、「威爾根」（謝銘鍵，2017年5月26日）。
二〇一二年十月，謝銘鍵建立自己的Facebook粉絲專頁《小劍劍-務農夫婦x田園日記》，幾年之間吸引超過八萬名粉絲，他從未稱呼自己是公民記者，筆者約訪他時，他甚至還問筆者「什麼是公民記者」，但檢視他的部落格和粉絲專頁，他一直以簡易工具、搞笑手法報導農業災損新聞、討論政府農業政策、澄清農夫刻板印象，而且引發民眾共鳴、大眾媒體轉引報導，是具有影響力的公民記者。
（二）遊民們 連結外援 提升自我
如導論所述，二〇〇七年十月，報紙將遊民舉廣告牌的一天工資誤報為三百元（實際是八百元）、還影射他們愛喝酒，遊民阿貝、阿隆、阿祝等人在社工郭盈靖、志工戴瑜慧的協助下，成立《漂泊新聞網》，製播影音新聞「街友舉牌實錄」糾正錯誤報導，引起社會共鳴。
「街友舉牌實錄」後，遊民又和社工合作製播了「漂泊郎話政治」、「禦寒又環保的法寶：報紙捲」等影音報導，二〇〇八年還以探討遊民健保醫療議題的「健康守護者的缺角」贏得「PeoPo公民新聞獎」；然而，影音製作門檻高，遊民雖然參與，但主要是由社工、志工拍攝；戴瑜慧等人因此討論有沒有更簡易的方式讓遊民自行發聲，他們想過用文字寫故事，但有遊民不識字、無法寫，最後選擇攝影（郭盈靖訪談紀錄，2018年1月31日）。
二〇〇八年八月，「紀錄人生攝影班」開班，指導遊民使用即可拍、二手相機等簡單工具拍照，讓遊民藉由作品反映心聲：筆名追影的遊民拍攝磚牆夾縫中長出的小樹，反映夾縫求生的處境，也拍攝公園裡中置橫桿防止遊民躺臥的椅子，斥之為「可恥的座椅」（Bluelanvin，2010年10月9日）；寄居蟹拍攝遊民打掃棲身之處的畫面，澄清遊民絕非環境衛生的隱憂；阿春拍攝許多小動物，因為動物不會打人，阿春說：「我不識字，沒辦法寫出自己的想法；但現在我可以用相機，來拍我想拍的東西」（戴瑜慧與郭盈靖編，2010；李育真，2008年12月4日）。
「紀錄人生攝影班」持續運作至今，先後由研究另類媒體與多元文化的青年學者戴瑜慧、曾任攝影記者的影像工作者謝三泰、研究影像與社會介入的青年學者鄭怡雯等人擔任講師，攝影班遊民先後在二〇〇八、〇九、一一、一二年舉辦攝影展，還將作品結集，先後出版《底層流動/流浪的視界》、《製造流浪 — 居無定所的台北寄居蟹》二書(戴瑜慧與郭盈靖編，2010；戴瑜慧與卓珊編，2011)，戴瑜慧更曾將遊民攝影作品帶到美國展覽。
攝影班和展覽對遊民意義重大。戴瑜慧指出，遊民常是媒體鏡頭追逐、侵犯的對象，攝影班的成立，幫助遊民走出媒體暴力陰影，用鏡頭記錄自己也記錄別人，創造遊民特有的媒體文化（李信漢，2010年7月23日）；郭盈靖也說：遊民到哪裡都可能被驅趕、沒有場合屬於他們，但在攝影展的氛圍中，他們有歸屬感，能夠感受到「我們可以去跟社會大眾進行對話，可以把我們想要說的說出來」（郭盈靖訪談紀錄，2018年1月31日）。
二〇一〇年，郭盈靖、戴瑜慧等人成立「台灣當代漂泊協會」，更有組織地協助遊民發聲。郭盈靖說，當時，其他協會以個案輔導為主，協助個案都來不及，沒有時間處理發聲的事，他們因此才成立協會，記錄、關切、協助遊民（郭盈靖訪談紀錄，2018年1月31日）。
二〇一一年冬天，郭盈靖到萬華訪視遊民時，發現很多人感冒，詢問遊民，才知道那陣子清潔人員每天早上六點和晚上十一點，都會潑水驅趕遊民；郭盈靖、戴瑜慧因此拍攝、剪輯現場畫面，製作成「以為潑冷水 就看不到窮人」影片，與攝影班遊民一起開記者會發表，要求政府停止惡意驅趕行動（郭盈靖訪談紀錄，2018年1月31日；郭盈靖、戴瑜慧，2011）。
二〇一五年，攝影班老師鄭怡雯發現，遊民兩點到四點上課，但到三點多就有人坐立難安、急著回去，一問才發現遊民擔心自己暫時放在車站或他處的家當會不見，有人還因此帶全部家當來上課；鄭怡雯和協會討論後，覺得可以針對家當被拋棄的危機進行策展，他們徵詢遊民意見和意願，遊民都覺得這個議題需要被呈現，很樂意參加，於是，遊民拍攝自己的家當、也請藝術工作者一起拍攝和創作，最後在剝皮寮舉辦「棄物展」，以影像呈現遊民與家當的關係和故事，要求政府讓遊民與公共空間友善共存（郭盈靖訪談紀錄，2018年1月31日）。
二〇一七年三月，台北火車站貼出公告，禁止遊民放置行李，否則將視同廢棄物處理。一位參與過棄物展的遊民看了很緊張，從車站大老遠步行到漂泊協會反映，協會人員到車站與遊民們商議對策，在遊民主動提議下，他們投書、連署、陳情、開記者會，並在每張官方公告旁邊張貼遊民公告，上面寫著「這是家當不是垃圾」；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瞭解遊民訴求後，暫緩清除行李，但到了十一月，又再次張貼禁令，遊民們再次行動，終於達成協議：遊民只要把行李放在社會局發的置物袋內、放在車站南面，就不會被當垃圾清除（郭盈靖訪談紀錄，2018年1月31日）。
就這樣，遊民從屈身社會角落、躲避媒體鏡頭，到製播自身新聞、糾正媒體偏失，進而拍攝照片和影片、闡述觀點和立場，再到開記者會和自製公告、抗議官方禁令，從被幫助的對象漸漸成為行動的主體，一步一步實踐傳播權利、爭取自身權益。
長期協助、陪伴、見證遊民實踐傳播權利的郭盈靖說：「每個人其實都有他存在這個社會的價值，而且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把自己想要說的，透過不管什麼媒材去發聲出來，是很重要的。透過這樣子，他自己本身就會自我的肯定，更有自信地活在這個社會」，這就是遊民公民記者的培力（郭盈靖訪談紀錄，2018年1月31日）。
（三）陳昆龍 己立立人 自助助人
陳昆龍，綽號「大暴龍」，高雄旗山蕉農子弟，大學都市計畫系畢業，先後在民營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從事資訊工作，兒女出生後，辭職當「家庭煮夫」。二〇〇七年，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和《PeoPo》合作，在板橋社區大學開設媒體素養課程，陳昆龍被課程名稱「別讓媒體綁架你的孩子」吸引，報名上課（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十八週的課程中有兩週介紹公民新聞，他跟著《PeoPo》講師學習新聞撰稿、拍攝、剪接，愛上影像紀錄，又選修了紀錄片課程；二〇〇八年四月，他開通《PeoPo》帳號，開始報導自己居住的板橋社區議題，如護樹、流浪動物等；二〇〇九年，在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鼓勵下，他開始在幾個社區大學開設「公民新聞」、「影像記錄」課程，自嘲是「鄉民教鄉民」邊教邊學（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陳昆龍經常和其他公民記者交流。二〇〇九年底，有位公民記者告訴他，苗栗大埔農民反抗縣府強徵農地，希望有人報導，陳昆龍南下採訪，他取得農民自己拍攝的影片，加上自己補拍的畫面，製作成〈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報導，在《PeoPo》發表，引爆網民熱議，《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苦勞網》、公視「我們的島」、「獨立特派員」也投入報導，商業媒體隨後跟進，整個議題不斷加溫，發展成震撼全國的頭條新聞（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大埔事件讓大眾媒體見識到公民記者的能量，也讓陳昆龍成為風雲人物。《商業周刊》推崇「他用一台相機、一支網路影片、在34天內，讓2000人集結凱道，總統跳上火線，牽動五都選情」（林宏達，2010年8月12日）；陳昆龍謙稱，這不是一個人的功勞，是農民自拍影片記錄、獨立媒體和大眾媒體報導、農民運動團體抗爭，加上五都選舉將屆的政治效應所共同促成的，他只是起個頭、點個火而已（陳淑敏；2015年9月18日；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陳昆龍認為，大埔事件引爆全國熱議只是特例，公民新聞最重要的是關心社區、公民培力。他自己就積極投入在地護樹議題，二〇一〇年十月，板橋民代和警方為了在石雕公園內興建派出所，砍除和挖走公園老樹，民眾起而抗議，陳昆龍天天到場記錄，做成系列報導，在《PeoPo》發表，也曾在公園放映，到場觀看的民眾高達兩三百人，強大的反對聲浪，迫使工程一度喊停，沒想到年底五都選舉後，又繼續移樹蓋派出所，陳昆龍持續報導數個月，讓民眾護樹的聲音被更多人看見（陳淑敏；2015年9月18日；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陳昆龍在社大的教學，也強調在地報導。他通常先教學員帶自家照片，寫出照片故事；然後教簡單的技術和剪接；之後開始報導，先報社大活動，再探討社區議題，他認為「學習自己做田野，甚至開始遇到衝突、挫折，也開始有不同面向的報導觀點……這才是公民新聞真正的精神」（陳昆龍，2017年12月）。二〇一七年「PeoPo公民新聞獎」，他在新楊平社區大學的學生，以〈大潭藻礁 不要說再見〉、〈搶救淺山之子 石虎〉以及同樣關懷石虎的〈節節逼迫，家在哪裡？〉在社會組六個獎項中贏得三大獎，就是探討在地議題受到肯定（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陳昆龍認為，公民記者需要陪伴。他在新楊平社區大學培育公民記者的同時，也邀請社大附近地區的孤鳥型公民記者參與活動，一起拍攝、分享作品，希望相互鼓勵、共同學習成長（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對於影音報導以外形式的公民新聞，陳昆龍並不排斥，他覺得台南社大台江分校執行長吳茂成帶領學員踏查當地、書寫鄉土、發行《土道》文刊，就是文字公民新聞的範例；音地大帝等人組成的「公民攝影守護民主陣線」，以直播科技報導社會運動，也值得肯定；關鍵是有沒有人帶領、培力（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至於公民記者進入公務機關的採訪證問題，陳昆龍根據自己的經驗指出，平時採訪通常沒問題，但發生抗爭行動時，公民記者就常被擋在門外；另外，公務機關面對公民記者的態度不一，例如立法院開放採訪、澎湖縣議會卻拒絕錄音錄影，他希望公務機關能有統一、一致的做法（陳昆龍訪談紀錄，2018年1月30日）。
（四）小結
綜合來看，青年農夫謝銘鍵、遊民阿貝等人、家庭煮夫陳昆龍背景雖然不同，但同樣覺察媒體不公、想要改變，也以不同方式增進自己的能力，並且局部實踐自我、改進現狀。
在覺察不公方面，謝銘鍵不滿「我們受災，卻沒人報導」，因此用他自學自建的個人媒體來為自己和農民發聲；遊民阿貝等人不滿報紙低報他們的日薪、影射他們愛喝酒，因此在社工、志工協助下架站發聲；陳昆龍不滿媒體「重大的新聞都不報」、也不希望「媒體綁架你的孩子」，因此學習媒體素養，進而自己報導新聞。
在增進能力方面，謝銘鍵原本來電腦開機都不會，靠自學摸索，用小畫家軟體、照相手機等簡易工具畫漫畫、做影片，逐步提昇自己的傳播能力，也藉由參加比賽、接受媒體訪問提高知名度和影響力；遊民阿貝等人在製作影片階段主要依賴社工和志工協助，到了「紀錄人生攝影班」階段，自己用相機呈現視角和觀點，並在一次又一次的攝影、展覽、抗爭行動中，增進自己的傳播和行動能量；陳昆龍在社區大學選修媒體素養和紀錄片課程，學會報導基本知能，之後在實踐中磨練技術、升級能力，成為開設公民新聞課程的講師，帶領新進公民記者一起成長。
在改進現狀方面，謝銘鍵的漫畫、影片吸引網民瘋傳、大眾媒體引用，讓他自己成為青農代言人，也讓農民的心聲能被聽見、受災的處境能被正視；遊民阿貝等人藉由影音、照片和抗爭，澄清了媒體錯誤報導，也為自己爭取到權益和尊重；陳昆龍揭露大埔事件衝擊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自己和學生報導社區議題捍衛公民權益，不僅成為媒體報導的風雲人物，也讓更多草根議題、在地觀點贏得社會正視。
二、面對挑戰
青農、遊民、家庭煮夫等各類型公民記者為自己和社區發聲，反映基層觀點、維護權益尊嚴，他們的個別努力和集體能量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也贏得越來越多的肯定。不僅媒體引用他們的報導、政府因他們的報導修訂政策、大法官認可他們的採訪權利、大學研究所開設相關課程、連立法院都開放他們採訪。公民記者越來越能夠實現自我、改進現狀。
不過，公民記者仍然面臨許多障礙和挑戰，特別是來自政府的限制，需要持續克服、突破。
公民記者難免要和政府部門打交道。雙方有時合作，例如在莫拉克等災難救援時，政府邀請部落客進駐防災應變中心協助整合官方和民間的災情訊息；雙方有時關係緊張，包括公民記者能否進入政府機關採訪、公民記者如何在陳情抗議現場採訪，都一再爆發爭議。
政府機關採訪部分，NCC早在二〇〇七年就發給公民記者採訪證，立法院在二〇一六年開放公民記者以「專業人士」身份事前申請採訪證，但仍有許多官署拒絕公民記者採訪，例如澎湖縣議會就嚴令「非經大會主席許可，任何人不得在議場內自行錄音錄影」引發爭議（陳彥廷，2016年10月5日）。
在陳抗採訪部分，早在二〇〇七年搶救樂生院的抗爭行動中，到場採訪的《苦勞網》特約記者就被警方指為「假記者」而遭逮捕，之後的陳情抗議活動，公民記者也屢遭排擠；二〇一四年年底，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計畫在陳抗現場劃設「媒體採訪區」，區別抗爭者與媒體記者、公民記者，引發近六百位記者、學者、民眾連署反對，計畫擱置，爭議未解（周彥妤，2016）。
此外，在爭取報導空間的同時，公民記者如何反躬自省，克服前述報導品質良莠不齊、參與動能不足等等問題，也是不能迴避的挑戰。
柒、結論
一、研究發現
本文探討台灣公民記者如何實踐傳播權利，具體問題包括：公民記者因何而生？有何實踐形式？他們報導什麼？產生什麼影響？他們如何培力？面對什麼挑戰？筆者參閱國外文獻、爬梳台灣公民記者發展脈絡、分析公民記者代表性作品，並且對謝銘鍵、陳昆龍、遊民阿貝等人進行個案分析，結果發現：
（一）公民記者因何而生？有何實踐形式？ — 個人動機、科技和社會基礎為何？實踐的類型為何？
台灣公民記者的崛起，和國外一樣，同樣是因為公民不滿大眾媒體表現，在民主制度保障下，藉助傳播科技發聲：大眾媒體炒作煽色腥新聞、競逐商業利益，忽略或遺漏對嚴肅議題、社區新聞、弱勢處境的報導，引發公民不滿；身在民主社會的公民因此使用串連全球的網路、可以即時攝影上傳的手機，以及簡單強大的部落格、微網誌、社交媒體等發聲平台來採集新聞、發佈報導、交流觀點，從被動閱聽人一躍成為主動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的新聞實踐至少包括六種形式：創辦個人部落、在《PeoPo》等媒體平台建立個人頻道、在Facebook等社交平台開闢個人專區、向新聞媒體投稿、到《維基新聞》等平台集體編寫新聞，以及匯集和導讀網民訊息、觀點，做成類似《全球之聲》的網摘型報導。
（二）公民記者報導什麼？產生什麼影響？ — 報導的特色內容為何？對新聞專業有何衝擊？
台灣公民記者主要報導內容包括：公民自我書寫，如同志、搬家工人、哮喘兒媽媽寫自己的生命、職業和處境；社區議題探討，特別是偏鄉的教育、醫護、生態和社區營造；救災重建報告：災難發生時提供目擊紀錄、重建階段進行長期追蹤；社會運動報導：發掘大埔事件等大眾媒體忽略的議題，並且呈現社運行動者的觀點，以及對大眾媒體、政府和政治人物的監督等等。
台灣公民記者也和國外一樣，打破專職記者的新聞特權，而且人數多、散居各地、觀點多樣、沒有商業包袱，在大眾媒體裁減的地方新聞、漠視或扭曲的弱勢議題、遺漏或忽略的公共議題等領域，公民記者越來越強力地補充、擴充、糾正、挑戰和引導大眾媒體記者，小農受災、遊民薪資、大埔徵地都是顯例；然而，公民記者的參與度和持續性碰到瓶頸、報導品質良莠不齊、也欠缺匯集能量的平台，仍難取代大眾媒體記者。
（三）公民記者如何培力？面對什麼挑戰？ — 如何培力來實現自我？有何局限和阻礙需要克服？
公民記者覺察大眾媒體失職，想要有所改變，因此藉由學習、參與、合作來增進自己的報導能力，進而去探討切身議題、改變媒體和社會現況，讓自己、社區和社會變得更好。例如：農民謝銘鍵不滿受災無人報導，用自學的電腦工具、搞笑的手法反映處境，贏得社會矚目；遊民阿貝等人不滿媒體扭曲，在社工和志工協助下，學會用影音和照片發聲，為自己爭取權益、捍衛尊嚴；家庭煮夫陳昆龍不滿媒體不報重大新聞，到社大修課學做公民記者，揭發震撼全國的大埔抗爭新聞，還回到社大培育更多公民記者。
台灣公民記者的個別努力和集體能量，贏得越來越多肯定，大眾媒體引用他們的報導、政府因報導而修訂政策、大法官認可其採訪權利、大學研究所開設相關課程、連立法院都開放他們採訪；然而，公民記者在陳情抗議現場採訪常遭排擠、甚至曾被逮捕，部分政府機關仍然拒絕他們入內採訪，加上前述的報導品質不齊、參與動能不足等問題，都是公民記者需要克服的挑戰。
二、研究討論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筆者覺得有必要針對公民記者的角色定位、報導題材、敘事文體、發展策略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一、角色定位：局內人還是局外人
公民記者由「公民」和「記者」兩個詞組成，具有「以非專職記者的公民身份，做與專職記者相似的報導行動」的意涵，這反映公民記者的特性，卻也讓許多專職記者以專業標準檢驗公民記者的表現，批評公民記者不客觀、有偏見、欠缺訓練，只憑身為社區成員的經驗和知識去做報導，甚至質疑他們會降低新聞專業水準（Allan & Thorsen, 2009；何國華，2007年7月）。
這樣的批評有其憑據，然而，若要求公民記者像專職記者一樣客觀超然、從局外人角度報導事務，不僅難以做到，也會限制公民記者的能量。
首先，公民記者大多是以親身經驗、社區成員、事件目擊者、社運參與者的身份來報導，報導的類型因此以自我書寫、社區觀察、救災重建、社運新聞為大宗，他們本來就是報導題材的局內人，不是專職記者那樣的局外人，謝銘鍵、陳昆龍、遊民阿貝等人都是如此。
其次，局內人報導雖然不符合客觀報導的新聞常規，但並非不專業。人類學就高度重視局內人觀點，甚至培養土著人類學家（native anthropologist），也就是讓原屬某族群的人，接受人類學訓練，再回頭研究自己族群的社會文化（李亦園，1991）。公民記者本是某個社區、社群的土著，與其扮演局外的客觀記者，不如做好局內的土著記者角色。
第三，公民記者作為局內人，雖難提供客觀報導，但可以深入局外專職記者難以深入的角落、發掘專職記者難以觸及的議題，加上公民記者人數多、散居各地，可以發掘出遠比大眾媒體多元、幽深的新聞和觀點。人類學者認為，局內人的觀察和詮釋，即使不比外來者好，至少能提供有別於外來者的不同觀點，而能夠提供不同觀點就已意義非凡（ Jones, 1970)，公民記者也是如此。
第四，承認公民記者是局內人，並不是要拋棄新聞專業，而是以更寬闊的視野發展新聞專業。事實上，傳統新聞常規受到越來越嚴酷的挑戰，例如日本在二○○○年翻修「新聞倫理綱領」時，就不再堅持第三人稱報導，轉而認為「只要能夠保證新聞報導內容正確和公正這個絕對條件，附加上記者自己的所見所感，通過第一人稱來講述是可行的」（中島清福，2005：107–117）。這和人類學重視局內人觀點的精神相通，而人類學嚴謹的研究方法，例如以多重程序和多種證據來檢驗事實、要求詳細描繪自己的角色和資訊採集程序以接受公共檢驗，可以幫助公民記者發展專屬的專業規範（陳順孝，2008年5月28日）。
除了向人類學取經外，公民新聞也可以連結報導文學、口述歷史、方志村史、自然書寫、性別書寫、原住民書寫……等等人文書寫傳統，放寬視野，廣納寫手。回溯台灣公民新聞的發展初期，二〇〇五年兩個公民記者營隊、二〇〇七年八個社大公民新聞課程，都曾邀請不同領域的人文書寫名家授課，可惜之後的發展越來越限縮在新聞領域，期待回歸多元、海納百川，讓公民記者與更多領域的寫手交流、合作、融合。
二、報導題材：公共議題還是私人議題
國內外的研究都顯示，公民記者報導的題材以軟性新聞居多，例如個人生命紀錄、社區生活經驗、感人故事、風土民情、活動慶典等；較少硬性新聞，例如公共政策報導、深度調查報導等，部分研究者因此呼籲強化公民記者報導的公共性（Deuze et al., 2007；Holt & Karlsson, 2014, May 21；葉韋均，2009；管中祥，2008年12月）。筆者贊成提高公共性，但認為不一定要從軟性新聞轉向硬性新聞。
首先，個人生命紀錄、社區生活經驗等軟性新聞蘊含許多公共議題。例如農村遭遇風災、遊民被潑水驅趕、公園老樹被砍被挖，對農民、遊民、社區居民來說既是個人生命經歷、也是社區生活體驗，但都涉及救災重建、社會福利、生態環境等公共政策，青農謝銘鍵、遊民阿貝等人、家庭煮夫陳昆龍揭露相關訊息，都引發公共討論、衝擊政府政策。因此，與其期待公民記者跨入陌生的公共政策和調查報導，不如鼓勵他們探討個人經驗與公共利益交集的切身議題。
其次，如果公民記者欠缺公共闡釋能力，只談個人經驗、忽略公共連結，可以藉由其他公民記者或專職記者的轉譯、加值，增添報導的公共性。大埔農民拍攝政府派的怪手強挖自家農地的畫面，只是私人紀錄，陳昆龍取得這些畫面，並且補拍影片，做成〈當怪手開進稻田中……〉報導，就成為公共議題，撼動社會；第四節提到哮喘兒媽媽差點掐死兒子的故事，若有公民記者或專職記者轉譯、加值，也可以成為反映長期照護問題的重大政策報導。
第三，如果公民記者的報導只有局部涉及公共議題，也可以藉由「公民編輯」來篩選、萃取、導讀。「公民編輯」典型代表就是《全球之聲》編寫者，他們會針對一個重大議題，蒐集網友提供的訊息和觀點，萃取、整理成有深度的網摘式報導。網友的報導只要有一個片段、一句發言具有公共性，就能對網摘有所貢獻。
第四，即使一段時間的書寫全無公共性，也不必苛責。只要公民記者繼續發稿，有一天當他目擊重大事件、或受到公共政策影響，他就可能做出具有公共價值的報導。
總之，傳統新聞先篩選後出版，公民新聞先出版後篩選（Shirky, 2008；李宇美譯，2011）；我們不必苛求公民記者每一則報導都是攸關公共利益的重大議題，我們需要做的是鼓勵更多公民更自在的寫作和發表，讓他們自行報導切身議題，或藉由其他公民記者或專職記者的轉譯加值來提高公共性，或藉由公民編輯的選擇和重組來展現公共性。
三、敘事文體：影音報導還是多元敘事
如前所述，公視《PeoPo》是台灣最重要的公民新聞平台、最完整的公民記者培訓機制，《PeoPo》讓公民記者的優質報導能在公視頻道播出，還可贏得公民新聞獎，對公民新聞的發展影響至深；不過，《PeoPo》獨尊影音，無論首頁頭條、公視轉播、新聞獎參賽都是影音獨享的特權，影響所及，許多社區大學的公民新聞課只教影音新聞。
然而，影音新聞從拍攝到剪輯，需要較貴的設備、較高的技術和較長的時間，這拉高了製作門檻，影響了持續動能。二〇一七年十二月「社區大學公民新聞研討會」在桃園舉行，會中多位社大公民新聞課的學員都提到，他們是如何辛苦才學會剪輯，也提到有些同學學不會剪輯，就放棄公民新聞課了；此外，導論提到的《漂泊新聞網》，也因為影音製播難度高、費時費力，一般遊民很難參與，因此轉而開闢遊民攝影班，讓遊民改用簡易相機拍照發聲。
若將「PeoPo公民新聞獎」與「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做比較，落差更是明顯；不限文體的部落格大獎舉辦六屆，報名人數最少的是二〇〇六年第二屆的二七五七人，最多的是二〇〇八年第四屆的一萬〇二四七人；只限影音的公民新聞獎舉辦十一屆，報名則數最少的是二〇〇七年第一屆的一百則、最多的是二〇一一年第五屆的二五九則，相差二三十倍。
換言之，獨尊影音不利公民新聞的擴大與持續發展。公視《PeoPo》獨尊影音，顯然是以電視主體，然而，媒體發展已經進入數位匯流時代，電視、電腦、手機三屏合一，全球公共電視也紛紛從傳統電視台轉型為跨平台、多媒體的「公共服務媒體」（public service media, PSM）(Public media alliance, n. d.)，《PeoPo》也有必要跳出電視窠臼，轉向跨平台、多媒體傳播。
在公視總經理任內創辦《PeoPo》的傳播學者胡元輝就指出：「公民新聞的表現形式並不只是影音，亦不只是傳統的敘事方式，它可以用各種媒材來展現，各種敘事來表達，也可以發揮在各種平台或裝置。無論是文字、照片、影音，乃至ppt、圖表、動畫、插畫等，也無論是網站、手機或紙本，都是承載公民新聞的可能工具」，他認為展現多樣化的形式，才能激發更多人的興趣及參與（胡元輝，2017年12月）。
可喜的是，《PeoPo》團隊已經注意到上述問題和建議，本文撰寫時（二〇〇八年四月），《PeoPo》已經啟動數位敘事線上課程開發計畫，希望教導公民記者使用照片、簡報、資訊圖表、動畫、地圖、數位專題等方式來敘事，讓公民記者能夠選擇自己最拿手、最能呈現內容特色的形式來報導新聞；未來，若能跨平台傳播多樣的數位敘事，有助於吸引更多公民記者參與，讓他們更輕鬆、更自在的報導新聞。
四、發展策略：業餘志工還是創新創業
公民記者幾乎都是不支薪的新聞志工，利用業餘時間、一己資源來做報導，但也因此，大多只是進行「隨機新聞行為」：偶爾報導自己關注的議題，而非經常、持續、廣泛的報導新聞（Lasica, 2003, March 12），甚至因為動能不足而退出報導行列。如何建立公民記者的獎勵、資助、創收機制，增進他們的報導動能，成了重要課題(Outing, 2005, June 15) 。獎勵、資助、創收的可行做法有三：
一是擴大舉辦公民新聞獎，目前唯一獎勵公民記者的「PeoPo公民新聞獎」只限影音報導參賽，未來若能擴及其他形式，可以鼓勵更多公民記者。
二是善用集資和打賞機制，台灣已有「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等募資平台可以幫助公民記者集資，新興的電子支付也可以對公民記者進行打賞，若能引導更多公民記者認識、使用集資和打賞機制，就能幫他們募集更多資源。
三是輔導創新創業：公民記者可以深耕專精的報導領域，轉型成為供稿給新聞媒體的獨立記者，或者嘗試創辦獨立媒體，台灣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泛科學》創辦人鄭國威都是公民記者轉型成功的案例。然而，新聞創新創業除了需要報導知能之外，也需要精實創業、品牌經營、社群行銷、營運創收等等知識，大學新聞系所、社區大學、創業相關組織若能開設這樣的課程或工作坊，對以新聞為志業的公民記者會有重大幫助（黃哲斌，2017年4月；胡元輝，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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