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新傳系《生命力新聞》的十年探索
【2006年8月29日發表】前天在社區大學與公民新聞學的對話研討會，發表題為〈從公益新聞、公共新聞到公民新聞：輔大新傳系《生命力新聞》的十年探索 〉的行動研究報告，回顧我們師生從「為弱勢者發聲、為奉獻者立傳」，到傳播「動人的故事、進步的知識」；從補充大眾媒體，到發展公民媒體；從自行編採新聞，到與公民共創新聞；從每週報導十幾則新聞，到每天編製十幾則新聞；從依循實務常規、尋求理論指引，到學習群眾智慧的探索歷程。
我的論文初稿在這裡，請各位指正。另外，公共電視將這場研討會全程上網，你可以在這裡看到我的發表實況。
壹、緣起
一九九二年，我在一家報社擔任編輯，這家報社計畫發動大規模行銷活動，在內部文件上詳細分析營運狀況和行銷目標。文件透露：當時讀者教育程度以高中居多、國中次之、大專再次之，月入以二萬元以下居多、二至三萬元次之、三至五萬元再次之；而報社的行銷目標是：「拓展中產階級讀者」，主要訴求大台北地區，希望一年內增加五成到一倍的發行量，以此強化廣告主和代理商認同感而增加廣告量。換言之，就是希望吸收都會的、中產階級讀者，提高讀者學歷、所得的平均值，以此來爭取更多廣告主的青睞。
連續幾波的行銷大為成功，發行量和廣告量扶搖直上，報社也同步改版，擴增資訊、生活、財經等版面來滿足中產階級讀者。我看著報社由小報變成大報，自己的薪水也水漲船高，但成就感卻沒有失落感來得大。因為報社爭取都會、中產階級過程中，漠視甚至拋棄的低學歷、低所得階層，正是我所出身的社會階級，是養育我、栽培我的父母和多數親戚所屬的社會階層。
報社的做法不能算錯，爭取高學歷、高所得讀者來增加收益和影響力，本就是商業媒體的主流策略，甚至是被鼓勵的策略（新聞學上推崇的「質報」，不也是如此？）。然而，低學歷、低所得弱勢族群者，又該由誰來照顧？我帶著這樣的失落和困惑，在一九九四年離開報社，回到輔大新聞傳播系任教。直到一九九五和九六年，接受「醫療奉獻獎」主辦單位委託，帶領學生深入離島和偏遠地區，訪查奉獻獎候選人事蹟，才意外找到對策。
這些學生，大多出身都會、中產階級家庭，他們深入離島和偏遠地區，實地瞭解弱勢族群的處境和需求，親身訪談和感受奉獻者的理想、付出和堅持，一個個深受感動，不斷與我討論新聞系所學生能為弱勢者、奉獻者做些什麼。我因此開始構思新媒體，希望讓學生以新聞專業來為弱勢者發聲、為奉獻者立傳，一來補大眾媒體不足，二來服務弱勢族群，三來嘗試開發既能叫好又能叫座的報導題材，吸引大眾媒體跟進報導，擴大影響層面；同時藉此培養一群術德兼修的新聞人才，為新聞界注入清流和暖流。
當時，網路熱潮如旭日東升，一九九五年創辦的《南方電子報》以「讓商業邏輯下失去戰場的理想在網路發聲」為主旨，編選人文論述，日受重視。我見賢思齊，結合社會關懷和網路傳播，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向系務會議提案，主張創辦一個公益新聞網站作為教學實驗媒體。這個提案獲得支持，我於是帶領學生經過八個多月的籌備，在十二月正式創辦《生命力》公益新聞網（二○○六年五月改名為《生命力新聞》，網址為：http://www.newstory.info/），以每週更新的網站形態運作。[1]
我們就此展開以新聞專業為弱勢者發聲的行動研究之旅，由我扮演知識探險隊領隊角色，帶領學生進入網路公益傳播的陌生領域，不斷探索、嘗試、修正報導理念和做法。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美國學界和業界正聯手發展公共新聞學，不知道部落格（blog）會在兩年後誕生，也不知道部落格會掀起公民新聞浪潮，我們更不知道，《生命力》十年探索，會逐步和公共新聞、部落格、公民新聞相遇，從而激盪出網路公益傳播的新想法、新做法。
貳、公益新聞
《生命力》以「為弱勢者發聲、為奉獻者立傳」作為創刊宗旨，努力編採公益團體、弱勢族群的最新動態、服務事跡和奮鬥故事（我們稱為「公益新聞」）。我和學生希望將《生命力》發展成公益新聞資訊站，讓弱勢族群能夠在此取得所需的實用資訊，讓網友來此認識弱勢族群的處境、尊嚴、需求和人們所能提供的協助，也讓大眾媒體記者來此搜尋公益線索，進而報導更多有益弱勢族群的新聞。
這樣的想法，同樣源自我的實務經驗和觀察。我認為，大眾媒體雖然漠視弱勢族群的傳播權益，但仍願報導公益新聞，因為，關懷弱勢有助於提升媒體形象，贏得中產階級好感，而且，許多弱勢者故事具有高度的傳奇性，本身就有賣點，即使只為營利也值得報導。既然如此，公益新聞為何還寥若晨星？這顯然與大眾媒體的採訪路線布建有關。
大眾媒體每天需要大量新聞才填滿版面，為此必須布建採訪網，將記者派駐到最能密集供應新聞的據點上經營。這些據點，在地理位置上偏向政治或經貿中心（如台北），在機構上偏愛新聞製造中心（如行政院、立法院，每個政策、每次對抗都是新聞）和資訊流通中心（如警察局，掌握所有犯罪事件的報案紀錄）[2]；大眾媒體從這些據點取材，省時省力，久而久之，新聞逐漸類型化，例如：一九九六年，聯合報一年出現十九次「驚見」屍體的新聞標題，中國時報更「驚見」二十三次，社會新聞幾乎等於警察局受理報案的犯罪新聞，缺乏多元的、深刻的故事。
相對的，弱勢族群大多分佈在政經中心以外的地區，即使位在政經中心裡，也欠缺新聞製造或流通中心，記者若要報導弱勢族群，必須花費數倍於政經社會新聞的心力，才能在分散的區域、小型的機構或個人身上，找到值得報導的題材，這也就難怪公益新聞會如此稀少；不僅如此，公益新聞也有類型化傾向，媒體偏愛報導貧寒家庭或急難個案，來激發大眾的同情心和捐款行動，較少從結構面、制度面探討問題，也很少提供解決問題的行動指南。
《生命力》定位為公益資訊站，就是希望發掘更豐富、更多元的公益新聞，匯集成新聞集散中心，讓有心報導的記者，能夠在此找到眾多公益線索，就像到警察局查閱犯罪紀錄一樣方便，藉此促成大眾媒體報導更多公益新聞、提高弱勢族群的能見度。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積極布建一個比大眾媒體更多元、更細密的採訪網。《生命力》的實習記者經驗不如報社記者，也不能像報社記者一樣全職發掘新聞，但擁有人數優勢。報社投入一兩名記者經營的公益路線，我們可以投入二十幾名實習記者去深耕，我們若能將採訪網絡布建得當，就有機會發掘更多大眾媒體遺漏或忽略的新聞。
我們布建採訪路線的做法是：首先，由我和學生分頭閱讀社會福利、社會問題、社會運動專書[3]，瞭解弱勢族群議題牽涉到的各個面向；其次，由我基於對報社採訪路線劃分原則的瞭解，將各個面向的團體和個人，歸納為一條又一條的的採訪路線，力求在每條路線都能跑到符合創刊宗旨的新聞，也力求每條路線新聞的質和量都能穩定，讓學生能夠每週準時交稿；第三，學生在我劃定的採訪路線上跑新聞，隨時反映遭遇的問題，並提出採訪路線增加、刪減、整併的建議；第四，每半學期調整一次採訪路線，讓路線更切合創刊宗旨、更能穩定供稿。
如此經過三年六個學期的不斷修正，我們終於建立四大領域二十四條路線的採訪網：一、社會福利領域，有老少權益、婦女權益、殘障福利、弱勢族群、社會邊緣、動物權益等六線；二、社會改造領域，有劫後餘生、生態保育、工農運動、消費權益、另類媒體、教育改造等六線；三、社會資源領域，有社福政策、獎助團體、宗教甘霖、醫療服務、醫療人權、心理諮商等六線；四、大學之愛領域，有全人教育、社會服務、專業服務、環保社團、學運社團、特殊教育等六線。
我們在這個採訪網絡下搜尋線索，一年約可報導四百五十則新聞。幾年下來，發掘許多動人故事，引起大眾媒體跟進報導，例如：一九九八年六月， 台視「大社會」節目，引用「握緊萎縮的手，寫出美麗的字：楊家三兄弟的故事」一文，製播成一小時的專題報導；一九九九年一月起，華視「關愛」節目，引用十餘篇故事，改拍成每周一集、每集半小時的系列報導，連續播出三個月；同年三月，國內各大媒體全面跟進報導「植物人邱佳信甦醒」新聞，五月，媒體又跟進報導「視障者組團挑戰玉山」新聞；二○○○年五月，翰林版國小教科書「道德」第九冊教師手冊，還轉載「更生人呂先生從錯誤深淵爬起」一文……。
如此經營到二○○○年，國內主要媒體幾乎都曾引用過《生命力》的報導，讓《生命力》發掘的故事能夠被數十萬、數百萬民眾看到，也讓《生命力》儼然成為公益新聞通訊社，初步實現幫助記者發掘公益線索、促成媒體報導更多公益新聞的理想。
然而，《生命力》的採訪網絡儘管比大眾媒體細密，但因輔大位在台北縣，實習記者基於採訪便利性，大多採訪大台北地區的新聞，只有少數僑生和外地生會利用假期回鄉採訪；這讓《生命力》陷入矛盾，創刊宗旨要為弱勢者發聲，實際上卻僅為大台北地區的弱勢者發聲，對大台北以外地區，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報導遠遠不夠，和大眾媒體並無太大差別，如何補足採訪網的疏漏，成為新的難題。
為了補足疏漏，《生命力》在二○○○年先後與台灣亞洲基金會、喜馬拉雅基金會、社會立法行動聯盟合作，希望結合各地的NPO共同建立公益資訊交流平台，但都無疾而終。主要原因有二：第一，要建立交流平台，需要更多NPO參與，但當時擁有網站的NPO不多、連熟悉網路傳播的NPO都不多，參與的動能不足；第二，NPO大多贊成建立平台，但都希望能打出自己的旗號，不希望自己僅是供稿者而失去主體性，這就讓共同網站從名稱到管理架構都陷入難產。
參、公共新聞
建構公益平台計畫失敗後，《生命力》回到原點，專注耕耘既定採訪領域，努力提升創刊以來一直難以突破的報導品質。
《生命力》報導公益新聞，出發點在於補大眾媒體的不足。不過，公益新聞只是一個報導範疇，範疇裡的新聞線索多如繁星，報導者基於什麼目的、挑選什麼題材、用什麼筆法寫作，需要一套報導哲學、編採方針，而《生命力》創刊初期，並未發展這樣的哲學和方針，只籠統地引用大眾媒體的編採通則（如第三人稱報導，具體描述和舉例、避免歧視）來規範實習記者的報導方向。但籠統而無系統的原則，難以有效指引方向，更無法建立《生命力》的特色
新聞報導涉及主題、材料和語言三個層次[4]，《生命力》由於缺乏編採方針，在三個層次上都一再出現爭議。在主題部分，曾有學生質疑，單單報導弱勢族群議題，就能幫助他們嗎？抑或只是拿他們的苦難來成就一篇好文章？在材料部分，學生經常詢問：採訪弱勢族群時，應該偏重哪些面向、該問哪些問題才能對他們和社會有益，又要避免哪些問題，才能避免二度傷害？在語言部分，《生命力》每週票選最佳新聞，許多學生反映，得獎的往往是賺人熱淚的稿件，然而，賺人熱淚的寫法就是好的嗎？
NPO結盟計畫失敗後，我和學生開始積極深化報導理念、研擬編採方針。我一方面帶領學生利用寒暑假研讀社會福利、社會運動、社會問題專書，補強報導所需的專業知識；一方面邀請社工系老師和學生對談，尋求社工和新聞兩種專業都能接受報導模式；一方面帶領學生參與輔大「服務-學習」計畫，探討結合新聞專業與社會服務的報導模式；我也藉由討論學生稿件的機會，向學生闡述多元文化的報導理念、避免歧視的新聞倫理作法。
這些，確實增強了我們對社會議題、報導使命、新聞倫理的瞭解，減少對弱勢族群的二度傷害，但還是不足以構成一套完整的報導哲學和編採方針。直到二○○四年，我們注意到公共新聞學，才為建構《生命力》的報導方針找到出路。
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又稱civic journalism）是一九九○年代在美國出現的新聞改革運動。當時，美國一些地方報紙警覺失去了讀者的信賴，便與新聞學院合作，發展符合公共利益的報導原則。公共新聞學要求記者：一、將人民視為公民，即公共事務的潛在參與者，而非受害者或好奇觀眾；二、協助人民採取行動，而不僅是了解本身的問題；三、改善公共討論的環境，而非坐視其惡化；四、協助公共生活健全運作，以增進大眾對其關切（Rosen，1999:22，轉引自王興中，2002）。它因此要求新聞報導必須在報導事件的同時傳遞知識、探索解決問題的策略，同時努力讓所有受一個問題影響的人都能在報導中表達自己的聲音，並且鼓勵記者和公民之間建立一種有來有往的對話（簡謝弗，2004）。
公共新聞學，最早被用來改革選舉新聞報導，不只報導候選人的造勢活動或「起乩」言行，而是以民調等方法發掘公眾關心的議題，再要求候選人針對這些議題提出具體政見，藉此終止口水戰、導向政策辯論，讓選民能夠慎思明辨、選賢與能，選後還長期追蹤，防範當選人背棄承諾（王興中，2002）。之後，公共新聞學逐漸被運用到環境保護、治安防治、社區發展等等議題的報導上（王興中，2002，黃浩榮，2005），從一九九四年到二○○一年間美國五分之一報紙（三二二家），都曾執行過程度不等的公共新聞學計畫，而且幾乎所有報紙都認為，它對美國的社區生活產生了正面影響。（黃浩榮，2005：31）。
然而，公共新聞學是否適用於台灣卻有爭論。馮建三指出，美國地方都市幾乎都是一城一報的壟斷情況，報紙因為壟斷、沒有競爭，才敢於做公共新聞學的實驗，台灣無此背景[5]；王興中（2002）也質疑，公共新聞學強調記者從中立者轉為參與者，但台灣報紙黨派色彩濃厚，記者帶著立場介入社區事務，甚至與利益掛勾，已經「參與」過度了；黃浩榮（2005：171–172）則建議，在台灣發展公共新聞學，應從政治爭議性較低、與民眾生活親身性較高的公共議題做起，如環保、老人照顧、性別議題等，他並主張將訴求對象從社區轉向社群，亦即一群享有某種共同生活方式、價值觀、興趣、理念的人，如網路社群、職業婦女等等。
《生命力》服務弱勢族群的作法，與黃浩榮的觀點不謀而合，我們引進公共新聞學，進一步深化《生命力》的報導理念並釐定編採方針。我和學生將公共新聞學理論與《生命力》實況合併考量後，決定以傳遞知識、探索對策、促成改革作為報導目標，以重要性、實用性、啟發性作為選材和寫作的指導方針：重要性是指影響相當多弱勢者或奉獻者權益，或能影響相當多社會大眾的公益思想和行動；實用性是指幫助社會瞭解和解決弱勢者問題，幫助奉獻者推動工作；啟發性是指彰顯人性尊嚴或人道關懷，能引導人們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故事。
這些原則，成為新聞提報會議、改稿會議、編輯會議上，評估每一則新聞主題設定、材料取捨、寫作風格是否適當的判準，也成為實際指導學生編採方向的指南。隨著這些原則的落實，《生命力》記者的稿件漸漸能夠彰顯公共新聞學的精神，例如：敘述樂生療養院漢生病（俗稱痲瘋病）老病患的生命史，不僅描述個人悲情，也會帶出日據時代、國民政府時代政策的得失；報導中年失明者奮鬥有成的故事，會詳述他奮鬥過程中，從哪些人、哪些機構得到哪些協助，讓類似情況者得以仿效；報導外籍勞工的處境，也不僅凸顯苦況，而是強調在政策上應該作何調整才能確保他們的權益。
《生命力》引進公共新聞學，確實提升了報導的社會價值。然而，《生命力》僅將公共新聞學視為一種新聞選材和寫作的判準，亦即一種新的新聞價值觀，但對公共新聞學強調的參與精神、長期追蹤、與公民互動，並未充分落實；此外，引進公共新聞學，也沒有解決採訪網絡過度偏重大台北地區的疏漏。這些，到了部落格普及、公民新聞學興起，才找到解決方案。
肆、公民新聞
一九九九年八月，美國小型軟體公司Pyra（Blogger.com前身）將他們編寫的部落格軟體送上網路，免費與大家分享，掀起部落格旋風，到了二○○五年下半年，單單Techonrati追蹤到的部落格就超過兩千萬個，二○○六年夏天，更一舉突破五千萬個，而且仍以平均每秒鐘超過兩個、每天超過十五萬七千個的速度在增長（Sifry，2006）。台灣雖無嚴謹的部落格數量統計，但據創市際公司（2005）調查，在二○○五年七月，部落格網站的整體造訪率已達六成七七，也就是有約六五四萬四千位不重複網友曾於七月份裡造訪過部落格。
部落格的興起，造就出多得難以計數的公民記者，他們散佈在社會各個角落，報導親身見聞、探索切身議題、交流彼此觀點，並且串連傳播，既是讀者也是作者、既是消息來源也是新聞製造者。他們貢獻各自的情報，締造了南韓OhmyNews每天兩百五十則新聞、兩百萬流量的傳奇；他們分頭蒐證，逼得美國CBS主播丹拉瑟為誤報小布希新聞而低頭道歉、提前退休；他們動員網路人脈宣傳，讓台灣冷門紀錄片《生命》票房長紅。無論我們喜不喜歡，公民記者都將越來越強烈地影響新聞 報導的現在和未來。
當公民自己當起記者，公民新聞學（citizen journalism，又名participatory journalism）隨即興起，它的核心概念是：「一個或一群公民，蒐集、報導、分析、散播新聞和資訊的積極行動，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獨立地、可信地、準確地、廣泛地、切合需求地資訊」（Bowman & Willis，2003）。這樣的理念和公共新聞學相通，同樣是為發掘和傳播公眾參與公共事務所需的訊息，差別只是在於：公共新聞學由專職記者傾聽公民心聲後，為公民編採他們所需的新聞，公民新聞學則由公民自己來編寫新聞。因此，公共新聞學大將羅森（Jay Rosen）也高度肯定公民新聞，樂見一個由部落格和新聞業共存共榮、相互影響的新新聞生態體系成形（Rosen，2005）
二○○二年底，台灣的藝立協社群開始推廣部落格；隔年七月，我在藝立協成員引介下認識部落格，隨即在二○○四年九月將《生命力》轉型為集體書寫的部落格；到了二○○五年，隨著部落格的急速發展，台灣公民新聞也蓄勢待發：一月，蕃薯藤邀集網路寫手報導「全民健保公民共識會議」；七月，青輔會在台北和高雄各辦一場「青年公民記者培力營 」，培養了兩百名準公民記者、討論出台灣第一份公民記者公約；十一月，苦勞網舉辦「提筆鬥陣：獨立媒體研習營」，培訓具有社會改革意識的報導者；十二月，中時電子報舉辦第一屆「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許多入圍和得獎作品展現公民新聞的多元風貌。[6]
我受邀規劃「青年公民記者培力營」課程、到「提筆鬥陣：獨立媒體研習營」演講、也擔任「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的評審，親身參與台灣公民新聞發展的歷程，見證部落格文章的豐富多樣，覺得公民新聞學可以補強《生命力》欠缺的廣度、深度、多樣性和互動性。因此帶領《生命力》學生研讀公民新聞學文獻[7]，同時討論部落格文章和《生命力》新聞共存共榮之道。由於部落格文章來源紛雜、內容多樣、品質又參差不齊，我們努力發展能夠統攝新聞報導和部落格文章的評選標準，同時建構整合部落客和記者文章的運作機制。
在新聞判準方面，我們延續公共新聞學傳遞知識、探索對策、促成改革的目標，以及重要性、實用性、啟發性三大方向，但考量部落格寫手大多不是新聞專業人士，因此不堅持第三人稱報導[8]、事實與意見分離、倒寶塔寫作等新聞行規，只要求所選文稿必須做到三點：第一，內容必須是事實，至少是作者確信為真的事；第二，所寫議題必須具有公共性，至少是個人經驗和公眾利益的交集；第三，必須接受檢證，所引事証應註明出處、連結原典，方便讀者查核。
換言之，我們將公民新聞視為新聞報導、說故事、部落格三者的交集，姑且稱之「新聞故事」。新聞故事和新聞報導一樣必須信而有徵，但不必堅持第三人稱報導等常規；它像說故事一樣自然、親切、隨興，但不可以虛構；它和部落格寫作一樣，寫自己最擅長、最有興趣的事，但必須和公眾利益有關。我們並且將這些原則濃縮為「動人的故事、進步的知識」，亦即以能夠打動人心的真實故事，傳達能夠帶動個人成長、社會進步的訊息。我們以此作為《生命力》編寫方針，也作為挑選部落格文章的標準。
在整合機制方面，我們挑選符合公民新聞精神、又具有可信度的部落格，然後運用網路科技進行編選，最後和學生稿件一起整合到《生命力》首頁上。
首先，我們挑選切合《生命力》宗旨又具有可信度的部落格。我們從四個面向判斷一個部落格是否可信：是否專注撰寫擅長的事物、是否坦然公開自己的背景、是否連結原典接受檢證、是否接受回應並勇於認錯（Lasica，2004）。我們挑選的，包括個人部落格、NPO部落格（如陽光基金會）、公共媒體網站和社會書籤（如MyShare和HEMiDEMi網摘），不僅深入台灣各地、也含括全球視野，例如，我們從聯合國新聞、英國BBC、日本NHK和共同社、俄羅斯新聞網、韓國朝鮮日報和東亞日報、伊朗對外電台，以及Globle Voice Online的中文版中，編選國際上具有公民新聞意涵的文稿，所選文章的質量和多元性，與大眾媒體的國際新聞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次，我們用網路技術編選這些部落格的文章。我們先用RSS接收器Bloglines訂閱上述部落格，由程式自動監看這些部落格的最新文章；再從最新文章中挑選佳作，放進社會書籤HEMiDEMi中；然後用聯播程式NewsGator，將佳作標題發布到《生命力》首頁去。用Bloglines監看網站，彷彿報社布建採訪網監視社會動態；用社會書籤選文，彷彿報社編輯工作；用NewsGator上線，彷彿報社印製發行。
最後，我們整合部落格文章和學生稿件。我們將學生稿件置於首頁的主頁面，展現我們的特色和編採成果；將選出的部落格文章放在版面右側邊欄，分為在地新聞、活動看板、國際動態三類，既補《生命力》新聞的不足，也展現公民新聞多元、豐富的面貌。
我們曾經編選聯合國新聞網的「十個故事：世界應該更多的關注」，從全球脈絡討論家庭暴力、婦女衛生保健中的盲點、違法毒品控制策略、傳染病研究成果以及人權機構的增長等等議題；我們也曾編選一位長期照顧哮喘兒的母親，差點想要悶死兒子的告白，從中窺見慢性病患家屬的處境，以及喘息計畫（由志工短期接替家屬照顧，讓家屬得以喘息）的重要；我們還曾編選社工所寫的烏龍故事：一位獨家老人誤將鬧鈴當成電話鈴聲，勞動消防局、中華電信、社工出動協助，情節令人發笑，但能讓人從中瞭解老人照顧機制的運作實況。這些新聞，不僅傳達「動人的故事、進步的知識」，也引導我們更宏觀、多元、深刻的思考弱勢者新聞的報導角度和寫法。
就這樣，《生命力》從大台北地區公益新聞的採集者，轉型為全球「動人的故事、進步的知識」的整合者，藉由實習記者和公民記者的互補，大大提升採訪網絡的綿密程度，也大大提升新聞的多樣性。我們不僅發表自己採寫的新聞、也編選公民記者的佳作，網站因此從每天報導一兩則自製新聞、轉變為每天報導十幾則自製和編選來的新聞，流量也從二○○四年夏天的每天八十幾人次，躍升到二○○六年五月的每天兩千人次，雖然還不足以抗衡大眾媒體，但在NPO網站中算得上小有規模了。
伍、結論
十年的探索至此有了初步成果。我們從公益新聞、公共新聞、走到公民新聞，從「為弱勢者發聲、為奉獻者立傳」、「傳遞知識、探索對策、促成改革」、走到「動人的故事、進步的知識」，從補強大眾媒體不足、發展優質報導指標、走到建構公民媒體，從自行編採新聞、尋求NPO結盟、走到與公民共創新聞，從每週報導十幾則新聞、每天更新一兩則新聞、走到每天編製十幾則新聞，從依循實務常規、尋求理論指引、走到學習群眾智慧……。我們漸漸走出傳統新聞學的窠臼，走進網路傳播的未知領域，為實現弱勢族群的傳播權利、探索理想的公民媒體模式，繼續進行知識探險、行動研究。
二○○六年五月，我們將《生命力》改名為《生命力新聞》。「生命力新聞」代表的不只是我們的網站名稱，也是我們發展出來的報導理念和文體；更具體的說，我們認為公民新聞就是「生命力新聞」，就是能以「動人的故事、進步的知識」展現人文關懷、帶動個人和社會成長，讓公民 — — 特別是弱勢族群 — — 瞭解現狀、找到出路、發揮生命力的新聞。
十年的探索到此告一段落，但畫下的只是逗點而非句號。因為我們在實踐中清楚的體會，弱勢族群的傳播權利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照顧，公民新聞理論與實務的發展也還處於嬰兒期，《生命力新聞》的質和量更有極大的改善空間。未來，我們將持續提升《生命力新聞》質量，也將努力帶動更多公民自行發聲、並引進更多的公民參與。
在帶動公民發聲方面，我們認為越多的公民架站發聲，可以創造越豐富的公民新聞，也可以提供《生命力新聞》越豐沛的稿源。這兩年，我和學生藉由演講、發表論文、舉辦編採營隊、專業合作等方式（例如與青輔會合辦「青年公民記者培力營」），將我們發展公民新聞的經驗，與許多大學系所、NPO、公民分享。未來，我們將繼續分享經驗，鼓勵更多公眾參與；我們也計畫組隊前往偏遠地區，舉辦短期編採營，協助更多偏遠的、弱勢的公民創辦自己的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在引進公民參與方面，《生命力新聞》將由編採團隊閉門決策，改為開放系友、公眾參與決策。我們已在HEMiDEMi建立一個網摘群組，由《生命力新聞》師生、系友和志願參與的網友，一起在此編選公民新聞，討論公共議題；這個群組目前還在測試階段，等運作上軌道後，我們將以這個開放群組取代《生命力新聞》團隊，來編選在地新聞、活動看板和國際新聞，一來運用集體智慧，編選出更多元、更有價值的公民新聞，二來讓實習記者與公眾密切互動，從中瞭解公眾的需求、喜好、品味、創見，用來調整編採方向，使之更貼近公眾。
[1]《生命力》創刊後，與原有的實習報紙《新莊報導》並存。從此，輔大新聞傳播系將大三學生分為兩組，A組上學期修《新莊報導》下學期修《生命力》，B 組上學期修《生命力》下學期修《新莊報導》，讓學生在一年之中，體驗印刷與網路兩種媒體形態、社區新聞和公益新聞兩種文類。
[2] 詳見李金銓（1984）：《大眾傳播理論》第四章第三節〈新聞組織如何處理空間和時間〉，頁66–71。台北：三民書局。
[3]主要參考書目包括：1.楊國樞、葉啟政（1991）：《台灣的社會問題》。台北：巨流。2.徐正光、宋文里編（1989）：《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3.南方朔（1991）：《「反」的政治社會學》。台北：桂冠。4.翁秀琪等（1997）：《新聞與社會真實建構 — — 大眾媒體、官方消息來源與社會運動的三角關係》。台北：三民書局。5.丘秀芷編（1993）：《杏林和風》。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4]這個概念源自框架理論。框架理論認為新聞訊息潛藏高中低三個層次，高層次是對某一事件主題的界定，即「這是什麼事」，經常以標題、導言等形式出現；中層次則由以下幾個環節組成，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歷史、結果、影響、歸因、評估等；低層次則是指語言符號，包括由字、詞等組合而成的修辭與風格；媒體在每一層次都藉由選擇和重組來建構真實，如何選擇和重組則端視新聞工作者與情境互動的結果而定，詳見臧國仁（1999：32–44）與van Dijk（1993）的論述。
[5] 引自馮建三於二○○三年在「SARS與台灣社會研討會」的發言紀錄，詳見http://sars.social.ntu.edu.tw/sarsforum20030620list.htm。
[6] 詳見「第一屆全球華人部落格大獎」網頁，網址是：http://blogaward.chinatimes.com/qualification.aspx。
[7] 在此之前，我與輔大新傳系副教授林麗雲、輔大大眾傳播研究所研究生楊証凱共組讀書會，研讀公共新聞學、公民新聞學文獻，我給《生命力》學生閱讀的文獻，主要來自這個讀書會。
[8]日本新聞界在二○○○年翻修一九四六年制訂的「新聞倫理綱領」時，就不再堅持第三人稱報導，據參與修訂工作的朝日新聞前總編輯中馬清福（2005）指出：「這是出於考慮到二十一世紀的報紙報導中，記者應該從正面更加積極地向讀者發表觀點。只要能夠保證新聞報導內容正確和公正這個絕對條件，附加上記者自己的所見所感，通過第一人稱來講述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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